昨天在噗浪看到香港作家劉綺華觸及粵語被邊緣化議題的小說《失語》獲得喬曼娜國際女性文學獎,讓我想從一個在香港出生長大的人的角度,談談粵語始終無法成為本位語言這件事。

我學會認字書寫的年代,香港仍受英國殖民政府統治,即使當時年紀尚小,已經大概知道要有好的前途,例如當醫生、律師,就必須學好英語。當年的傳統名校,幾乎都是以英文授課為主。記得我就讀的小學是以中文授課,升上中學之後就一下子變成全英語授課,語言能力一般的我,當時感到非常吃力,但同時知道及早學好英語,百利而無一害,也就沒有排斥。

九七年主權更替後,即使電視廣告愈來愈頻繁地提倡「母語教學,事半功倍」,可能因為我的社交圈子裡多是學習資源充裕的中產階級,我看大家對此呼籲不以為然,甚至都有共識:把孩子送進以中文授課的學校,無疑是在作弄他們。

授課是用英語,那日常生活呢?就我觀察,除了在某幾所(我考不進去的)傳統名校之外,大部分英文中學的學生,日常還是用粵語溝通,閱讀也是以中文書為主。然而,在常規教育之下,說的是「口語」粵語,寫的「書面語」卻是「白話文」,跟交談用的粵語截然不同。接觸到說「國語」的台灣人和說「普通話」的內地人之後,才終於知道當年白話文運動推行的「我手寫我口」是什麼意思——但後來又發現,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因為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國語」和「普通話」只是官方使用的語言,不一定是和親友溝通的語言。

小時候在香港生活,閱讀的書籍多是台灣出版的譯本,早已習慣閱讀白話文,便覺得口講粵語、寫作使用白話文是很自然的事,畢竟連流行曲的粵語歌詞也主要是用白話文寫成,我只把「白話文」和「英語」視為方便不同群體溝通,以及爭取資源的工具。但到了美國生活之後,接觸到更多不同的族群,我才對「我手寫我口」的權利有另一番體會。

剛到美國,在全英語的工作環境中,我發現自己的反應總比在美國長大的人慢多了——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本身也是人類的思考工具——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思考和表達的工具一致,討論時思考和反應當然比要在腦裡思考完再翻譯成英文回應的我快。我自以為在香港時,英語學得算是不錯,但來到美國之後,發現即使到電影院看個戲,在沒有字幕的情況下(英語電影一般都沒有字幕),我根本聽不清演員在說什麼。

事實上,也有很多在美國出生的人,母語不是英語,例如移民的第二代,他們在家中還是以他們雙親的母語溝通。但因為他們在美國長大,自小在學校已經是全英語的環境,他們的雙語一樣流利。記得多年前,我在辦公室聽到一位美國人同事,用著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對電話連珠發砲,事後他告訴我他是在跟母親講話,原來他雙親是俄羅斯人,當時我驚訝不已,因為他的英語發音和其他美國長大的同僚無異。

在美國居住多年,我的英語水平不得不進步,也終於能做到以前在香港時無法做到的事,例如讀完一本厚厚的英文書,以及在沒有字幕的情況下看懂英語電影。因為我本身在專業範疇接觸的詞彙都是英文的,如今我也已經難以用母語思考和討論專業相關的問題。

經歷過這些之後,我深切體會到,以什麼為官方語言,無疑是為人劃了等級,賦予某些人特權,讓他們比其他人更輕易地把事情做好。官方語言也在生活各層面,為以其為母語的使用者賦權。能夠「我手寫我口」,是讓人在社會佔據優勢的權利。前陣子讀烏克蘭裔作者Victoria Belim的著作《公雞之家》,就讀到這麼一個段落:

奧爾嘉女士原本出身俄羅斯,是個「血統純正的西伯利亞人」,她這麼自稱,至於她搬到波爾塔瓦生活,則是她嫁給烏克蘭丈夫之後的事。她先生跟她一樣,也是世界語的教授。

「我先生跟我一樣,都相信總有一天世界語會成為世界的共通語言,」她說。「但事實證明世界語成了我們倆專用的語言。每當我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們在講什麼,世界語就會派上用場。後來我先生過世了,世界語在我心中也慢慢死去。」奧爾嘉女士低下臉,撇開了頭。

說穿了,各國勢力都想自己的語言變成「世界語」。告示板的文字用哪種語言寫,話語權和詮釋權就在那一方(去年年底寫的其中一篇文章《即使翻譯工具便捷,仍想學習新的語言(2025W45)》就有提到相關的日本旅遊經歷)。

語言一旦不被使用,不僅其指涉的範疇會逐漸收窄,連在母語使用者的腦中也會萎縮。記得大學某個暑假,我來到美國參加交流計劃,碰上廣東籍的中國留學生,他們竟因為長期說普通話,已不太能用粵語進行比較複雜的日常對話。這事讓我心有戚戚焉:原來母語長期不用,能力可以嚴重退化。不過,這可能也跟個人語言能力有關。

回到「母語被邊緣化」這件事,將心比己,尤其在美國看到那麼多族群被碾壓時,會忍不住想:我的母語,比起眾多將要被淘汰的語言,有何優越之處?當看到香港人在推廣粵語的應用,甚至提倡用粵語寫作時,想到有九聲六調的粵語,比只有四個聲調的普通話複雜難學得多,就不禁感慨,為何要花心力逆流而上?

曾經,我問一個推廣粵語寫作的朋友,用粵語寫作豈不是直接放棄不懂粵語的潛在讀者?他說,理想的情況是:若能寫出一部粵語作品,優秀得各國書商會為了潛在市場而翻譯,甚至有忠實讀者會為了品嚐作品的原汁原味而學習粵語,那就能達到推廣粵語的目的。

的確,在說普通話/國語的朋友之中,是有人因為酷愛廣東歌而學習粵語。但文學作品不是大家都能用聽覺欣賞的藝術,要鑑賞的基本門檻,不就是本身要懂得粵語嗎?況且作品一旦被翻譯了,粵語的語境也就不存在了。堅持用粵語寫作,與其說是積極的爭取,更像是犧牲被閱讀的機會、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舉動。

這些話說出來,像是一個說著另一種語言的人在冷眼旁觀、合理化粵語的消亡;但粵語是我的母語。粵語一旦步向消亡,那份悲傷和孤寂,是無法翻譯給說其他語言的人的。即使在效益上沒有任何能說服他人的證據,情感上還是不由得希望自己的母語能存活下去。要是連我們都不捍衛粵語,也就不可能有別人替我們爭取,在赤裸的權力爭鬥之中,我們就會漸漸失去以母語思考和發言的權利。

基於多年的習慣,現在我仍以白話文書寫,但當有網友(或AI)說我用了港式粵語寫作、建議我修改時,我盡量也會保留那些字詞,最多只會為讓讀者能懂,加上括號註解。語言只有被使用時,才能繼續存活。中小學時期的我,大概不會覺得保留這些用字有何價值,但我在英語環境生活多年後,這成了我爭取使用母語的權利的小小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