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的記憶，可以在別人手中生長，那該多好。如果我們的記憶，留在我們手中，那都是不得已的，那是一種情非得已。沒有人願意去的勞動服務，沒有人要出來選的班代表。有些個人記憶它像這樣。別無選擇。記憶的別無選擇，是人生的最高刑罰。我付出過代價，我懂，並且我要停止它。
她的記憶型態具有一種過濾性質，冬樹所記憶的東西都有兩個明確的目的：不是使自己保持原樣，就是使自己感覺更好。而我的記憶曾經是無條件的。
我討厭聯考，但是我和其他人一起焦慮、煩惱、徬徨，這裡面有種患難與共的感情，一種說不出來的相互了解，使我甚至不願意與Alice交換人生。
二十多年過去了，她和她十七歲時的心智狀態，沒有太大差別，偶而冬樹無意外地讓我感覺到她的「標準反應」，一種因為階級意識而來的對人的挑剔與倨傲，或是因為階級意識，而對某些行業的歧視與不了解，我都會錯覺，我是在與一個死人共處一室：那麼地令人沒有驚奇，那麼地根據社會成見標價事物──這與死人有什麼分別呢？
她幾乎和我讀過一樣多的世界名著，甚至比我早許多年，就看完東方白的大河小說《浪淘沙》，但是偶爾會讓我毛骨悚然的是，冬樹的閱讀，似乎從未在她精神上，留下什麼真正的痕跡。閱讀不能改變她，就像讀一本書給植物聽，也不能改變植物一樣。
我想我也流著我阿嬤的血液，那種虛無與遊戲人生的態度──。不是說要談談幸福嗎？我想幸福就是這樣一種東西，一種童年──無知以及理解力的不發達。
對我們自己或世人來說，我們把自己與希望之物綁在一起，但是偶爾會有那麼一個機緣或夢境，使你看到，那個把你與希望綁在一起的力量，並不是來自希望之物本身，而是那個你絕望過的──很可能是你的父母，最常見的就是人們的父母，有些人會說是他們的家庭，國家或文化之類──有那麼一種完全扼殺你、否定你的東西，沒有那，你不必掙扎，你也不用重寫你的生命之書：要知道，所有的書寫都是重寫，不管你是用筆、用錢、用人生、或用理念重寫，重寫都是在掩蓋──我不是說那是謊言，如果臉都是某一種面具，面具還是不等於臉。獲得面具的真相是容易的，而獲得臉的真相──非常難。
如果有人想要擁有真相，擁有一點點不是「表面現象」的東西，問人們追求什麼，是找不到真正答案的。你必須看到，在追求什麼的同時，是為了不追求什麼，在努力過程中是為了不再努力什麼──在那裡，那個被放棄與永遠不再提起，才有人們真正的悲哀、最深的痛苦、鑽石般堅硬的盡頭──只有那，是歷史無能書寫，藝術經常裝飾，研究者不得其門而入，問路者不知存在的，一種無用真理的深淵。那使人們不得不在別處開始新生命的：最早的死亡。
曾經毀掉一個人，然後完全遺忘這段事，然後偶然看到自己毀滅他人之事，發現這是不可磨滅的痕跡，於是決定贖罪──這是了不起的英雄事業，因為這不但在對自己良知審判上要堅決，毀掉的東西，也不像一件破掉的衣服，可以靠補丁修復。《復活》中的女主角說的話並沒有錯：「過去你強暴我的身體，如今你還想要利用我的靈魂，拯救你的靈魂。」這個被毀者的控訴，放之四海皆準。
這些東西：擔憂、煩惱、盼望或是溫柔的感覺，我們總是既感到真實，也感到不真實。真實是因為，感覺有它的強度，不真實，則是因為它沒有明確的印記
真實，是有濃度的。時間是個釀造者。
簡直比任何我後來知道的文學編輯或出版家，還要乾脆無情。我回家後，找出一本書，以一頁多少字，再乘以頁數計算，總算知道了：一本書有多少字。難怪小朱那樣看不起我。──要知道，我們當時談到小說，談得可是《戰爭與和平》之類──所以你也不能說小朱覺得我寫了萬把字就給她看，不顯得太傻氣。
當我們談及小朱是否是我的最愛時，我說出這個秘密：「對很多人來說，我說起小朱，總像『永恆的初戀』一般，彷彿那是最強烈的愛情。但是這是完全不真實的。完全不。從我認識她開始，我就未曾對她完全信任，我一直知道，她會毀了我的寫作。」
就是有你們這種人把文學變成需要技巧與能力的東西，才使得「我」會寫與想寫的東西，完全失去價值。
一封可以被拿來公開，被拿來借用其中技巧，甚至被學習以獲取高分，這樣的情書，是何等庸俗、卑鄙與低賤。
文學就是那種，會超出個人關係的東西。
我是作者，另一面的意思總是──我會有讀者。
可以說，萱瑄在人生的早期，就確立了她的生存策略，不是要多讀書，而是一旦感到有人讀過自己沒讀的東西，能強悍地表示：那沒什麼了不起。我並不覺得，沒讀過什麼東西，就不如人，或不能發表意見。萱瑄說話當場，我沒有對這種想純靠氣勢取勝的向度，說些什麼；但我在心裡，是立刻對她保持起距離來了，我感到她與魏的同盟，含有一種人品上的瑕疵：懶惰、逞強、驕傲與狡詐。然而，萱瑄想從學姐魏那裡承襲巧妙貶抑他人的作風，這確實是種生存優勢。讀書是耗時費心的，如果備有一套對此的萬應攻擊，一個人可以永遠在不讀書的同時，擁有比讀書的人，更大的自信。
「可以說小朱是妳的繆思，繆思，你們小說家不是都有繆思嗎？」
我完全可以了解，有多少作家與藝術家，不管過著與同志多麼緊密的人生，但都不把這個奇怪的表達任務，帶進自己形諸於社會的作品中。
文學的使命感，如果不是在自由的基礎上，那也不過就是更巧妙的卑躬屈膝罷了。
但是無論小朱或我，我們都深深明白一件事，能不能在社會還未承認之前，就奪下詮釋權──這才關鍵。
勸導人不要自殺的理由，沒有一個是穩穩站得住腳的。任何事都有解決的辦法？這不是真的。而且問題不在辦法，而在於我們對解決事情，已經喪失興趣。想想父母親友會多麼悲傷？這也不是真的。你們拿孤兒們怎麼辦？一個人只要對自己了解得夠深，就會發現，他如果不是戶籍上的孤兒，也會是人生中的孤兒。
再多的愛，都不能取代我實際性格中，不要垃圾事物的根本需求。我受不了下流。對我來說，那實在太下流了。
對痛苦的往事掉頭不顧，難道不是每個人可以有的最卑微，也最基本的生存手段？
我不是說歧視並不存在，但讓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就那麼一次也好──不，不總是社會的壓迫──我們對那些外部壓力是很有辦法的──令人發狂與受不了，再也無法承擔的，不是什麼歧視或異性戀機制，而是屬於內部的、感情的、純粹情人與情人間才能造成的那些傷害、那些遺棄、那些對我們自信的粉碎與侵蝕。
在這種兵力消長的計算心理中，同志對越不是同志的人，越感興趣。為什麼？因為一個我們所說的「純的」同志，並沒有太大的價值；要是把一個原本是異性戀的女人變成同志，那是除了我方得一人之外，敵方也滅一員。
不是從我媽踩在我甜美可愛的朋友心上那時才開始，從更早之前，許許多多小小的情感虐待，使得我視苦難為常態──為什麼我媽對我的態度是這樣？我在當時並不知道。我鎖在廚房割腕，她一刻也沒遲疑打破了窗戶──就連那時，我也知道，那不是愛。就連奴隸也不被輕易允許自殺的。
對於我來說，真的可以給我養份與寧靜的東西，只有來自小朱的消息或表示；但是理智告訴我，那比空杯與空氣更加危險。
我忘了是在那裡讀到的，追求知識最適合虐待狂──你看看小孩，他們把所有可以倒的東西都倒出來，打開所有可以打開的東西，就是為了知道裡面有什麼──這是知識的野蠻與初級狀態。
冬樹與我，我們彼此承認，我們是好朋友，我們有明確的位置。別人取笑或羨慕我們像夫妻，我們既不困擾也不否認，雖然狀似同性戀，但因為我們從不真正參考同性戀的概念為座標，這份關係既不被威脅也不威脅誰，我們總是安然無恙。我們擁有承認所帶來的信任。但是我跟小朱之間，並不彼此承認。所以小朱需要棋賽，好讓她存在。
小朱知道我似乎沒有離棄她，但是她也知道她被排拒在一個「我的規則」之外。或許她就像一個被送去孤兒院的小孩，母親按時探望她，寄東西給她，甚至也對她說愛她，但就是把她留在孤兒院。
因此我沒有受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像隔著一層玻璃窗看一幕死亡，玻璃窗是種保護，既保護了我的生命，也保護了那幕死亡場景──因為真的會被打死的人，忙著還擊忙著躲避拳打腳踢的那些人，是看不到完整畫面地。而我是看著畫面的人。
我在玻璃窗的這頭，小朱在玻璃窗的那頭。
我們互相分離。但也從未分離。
我是一個容易被眼淚軟化的人，這點我只能責備自己，不能怪別人。
一個人轉速快而另一個人慢時，後者會有被遺棄的感覺──但有一天妳會明白，每個人都是身不由己的。是什麼決定我們的轉速與內建的軸數，這種事只有天知道，用意志控制的永遠是表相──轉完了就是轉完了，某種內在轉完了的東西，就跟它會開始轉一樣，都是神秘未知的。
「我不希望被捲入曖昧不明的性事件中」──這一直是我在同女圈子裡，從不動搖的生存原則。我喜歡純淨、甚至對實際的性，保持拘謹態度的人際關係。
當然那時我也看其他東西。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林雙不、王拓、甚至陳映真──在少女的我眼中，陳映真非常可怕，我唯一得到的印象就是，他所有的男主角對女主角都很壞，而且我還看不懂為什麼。其他人好些，但是王拓寫鄉下男人到了台北，在旅館邊打工邊偷看旅館客人打砲；王禎和寫男人老在放屁；楊青矗平行豬隻交配寫男女之情──我還沒有長成的文學品味，只能很灰心沮喪地覺得，像以外國裸女做封面的李敖千秋評論，不管眾人怎麼評價，對我來說，那些都像泥濘──不需要任何女性主義的啟蒙，我都覺得，在每本書的封面剝光女人的衣服，明擺著多少對我的性別的惡意與敵意。
我媽一說客家話，就是我真正的假期──小時候我只覺得賺到，長大後我才有點了解：那時的我媽是快樂的，不是在那裡發生了什麼好事，僅僅只是因為那是她的母語、她的起源，平常我看到她盡可能不發一語地那一面不見了，一個人在自己文化中的幸福，未必與那個文化的內容有關，只是因為她熟悉，所以她放鬆。
我知道在我爸和我之間，我媽選擇的永遠是我爸──這就是異性戀女人的劣根性，有種邏輯就是那麼冷血又清楚：一個男人在內部生活對她再壞，再貶抑，都是好的──
換句話說，每個政見發表會的現場，有一種對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真正的家庭氣氛，就像教堂之於教徒，這裡是絕對安全的。這裡的人都是最可信任的。
我懷念那個年代，並不是因為我厭棄現在式的政治現實，而是儘管我知道那個氣氛，只是一個小孩不切實際的印象，但它卻又同時，是我最感到「我的台灣」的經驗：我在那裡聽到最多的台語，遇到過最多關心台灣民主的人──儘管可以整個晚上溜滑梯也是幸福的一部份，但那是我的「眷村經驗」──十三四歲開始，我注意到眷村經驗幾乎是文學的主流，但當時我所想到的對抗就是：我也有「眷村經驗」，政見發表會就是我的眷村。那個「眷村」雖然也是臨時搭建、到時解散的，但是要說體驗各種人情世故，匯聚四方文化──每個政見發表會之夜，我更感覺，它就像一個個本土台灣的諾亞方舟。
除了台語比妳好一點以外，我什麼台灣文化也沒有。妳要了解這一點，國民黨的成功，就是把我們，變得跟你們沒有多大不同。我已經沒有文化了。我們就算能夠用台語交談，也交談不出什麼台灣文化。
東方白一度希望白先勇為他作序，卻被白先勇婉拒了。這件事，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在我年少的想法中，白先勇當然要拒絕的──他用了多少工夫保持那麼冷、那麼不平易近人，溫煦的東方白，絕對是他藝術的敵人。如果白先勇替東方白作序，我幾乎就要不了解，白先勇為什麼是白先勇了。但是等我老得多之後，我反而深深為這兩個人感到遺憾。東方白在想像白先勇可能欣賞他的作品、願意把自己交給「白先勇象徵的是什麼」的這份相知相繫的舉措中，我感覺到一種，非常優雅與人情味的東西。那非常勇敢與大器，相信文學不是本位主義的東西──就連美學也可以走出本位。在這事上，東方白好奇怪，白先勇好正常，而奇怪卻是比正常，來得更有美感更悠揚地──，一種更脫了韁的想像力。
當一個人沒有要尋找什麼之時，讀小說可以像翻看電話簿，逐頁看，或跳著看，但無論怎麼看，都不會太有趣；但要是一個人，已經有了要找什麼答案的想法，那麼同樣一本電話簿，也許每翻一頁，心跳都會不同。
紐約九一一爆炸後，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新聞上說，有一群心理學家緊急集合輔導在電視前看到爆炸的兒童。為什麼？因為為數不少的兒童，在看到雙子星大廈坐倒的畫面時，他們的感覺是快樂的：因為他們以為那是一種好笑的東西（如果他們曾經哈哈大笑，我想也是可能的），與他們踢倒排好的積木無異。這些因為無邪而一度興高采烈的情緒，在事後，他們會了解到他們歡樂的泉源，不是他們一開始想像的事：在那時，想像中並沒有真實的死亡、也沒有家破人亡的心碎──他們可能誤以為自己就是造成爆炸的一份子，如果不幫助他們，了解他們的歡樂與無知的關係，這些小孩可能精神錯亂。
唯一可以解釋得通的是，存在一種東西，完全壓倒過無知（恐同）與文化偏見（歧視），那就是對愛的嚮往。
為什麼最愛賀殷殷？大概因為，她最不漂亮？國中時，某個有影劇記者性格的同學跑去問小朱，得到這樣一個答案。這樣的小朱，我怎能容忍，讓她做為我社會生活的一份子！我的臉皮那樣薄，因為她，我還因此要在同儕間有了「最不漂亮」的名聲…
就連好朋友罵小朱「膚淺」的聲音，都難堪地在我腦海中響起──我有了非常奇怪的感覺──
小朱的回答膚淺嗎？即便老醜、病弱，還能被愛，這難道不是許多人心中祈禱的真愛嗎？「賀殷殷最不漂亮」的這個答案，讓我窘迫。但是我是不是漏聽了什麼？
萱瑄以一種控訴歧視與打算發動階級鬥爭的口吻說到這事，這使我有了概念，知道這類事很傷，從此在這上頭非常謹慎，避免碰觸。然而我真正的感覺是什麼？是我也非常看她不慣。從我的角度看，她只知道花極端昂貴的價錢，但是買的東西，並沒有那個價值──這種東西，才是會讓人知道，她的階級文化──但這種感覺，我很小心地不讓她知道。
意思近似小學老師一點都不辛苦，言談之間，酸苦的程度，使我整個茫然失措。我客氣地附和她，但我心裡挺傷心。我想到，有次有流氓的小孩帶刀上學，雖然我媽及時發現，並阻擋住悲劇，卻在之後，長時間吃不好睡不好。因為每堂課，她都要保持全副精神，我知道，她總不停給自己灌紅茶──這些想法，是我看著萱瑄母親的臉時，心裡想著，嘴巴上卻說不出來的。當時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對這種差異──這些差異，只有在與他人緊密生活時，才會浮現。
戀愛的真義，就是和不一樣的人創造經驗，如果是和妳一模一樣的人混在一起，那不過只是自淫罷了。
但不可諱言地，透過教育或思想啟蒙，一個人可以從多大的程度自我改造，他仍然是種模範──我從他那裡，得到最多的，不是他的一些政治廢話，而是時間。──只是時間。
他替我省下許多時間。除了沒讓我跟著中國中心主義兜圈子（但這並不妨礙我熟讀中國的文學經典），讓我自小就知道「可以忘本」，甚至「必須忘本」，這使得我的時間，大大自由。
為什麼不會好好跟我說話？明眼人當然看得出來，我媽的語言破碎、記憶紊亂、表達模糊，這絕對不是她個人號稱的「因為我數學比較好的關係」，還因為她身在一個，甚至比閩南人，還被邊緣化的客家族群，她的失語是非常典型的被殖民。二十歲之後，我學會不聽她說些什麼，而是從「她為什麼說話」聽起。每逢她發出一些我聽不懂的牢騷，我就去翻找台灣史文獻或是文學作品。我用這種方式進出台灣史，往往發現，就像萱瑄對我丟東西，是具有某種準確性的動作；我媽的胡言亂語也一樣，它本身讓人聽不懂，但就像狼煙一樣，如果尋著訊號找過去，那裡總有些什麼。──有時甚至是重大的東西。
這本叫做《人性污點》的小說，寫過一個人物，可以與《心靈捕手》的數學天才，放在一起看。這兩個作品，都指向一個理論，那就是某種暴力的受害者，會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來表達他們自己，他們會把自己的天才變成白癡，並且有意識地，讓自己從有文化的人，變得看似毫無文化。
他們既不用語言也不用文字控訴，而是把自己的人生，直接做成受害的活標本。
在自願成為文化屍體的人身上，存在的渴望未必是被消滅，而是被解剖──這是他們參與文明的方式。解剖是否會發生？誰也不敢保證。
──那是比被殖民更沒有政治性、更無力、更卑賤、更難翻身──。
以活屍形態立身的──「更被殖民者」。
小說與電影的例子，都指向，亂倫或性侵，是這種族群的起源。
任何時刻我都戴著腕錶，但愛情的魔力，就在於它會使人永遠太晚看錶。
我從JJ身上學到的是，一個人只要對妳夠好，你們之間的記憶，甚至絲毫都不重要。為什麼？我想是因為，當沒有太多疑惑與痛苦時，我們並不需要藉由記憶的整理與鋪陳，去了解什麼。記憶終究是一連串討論的過程，想要知道我們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但是關於愛，如果我們經驗過，我們就是經驗過了，失去愛的記憶，從不意謂著失去愛──因為最深的愛，是比記憶深的，它會直接變成我們身上最不可言傳的一部份，使我們成為愛本身，我們本身，本能地知道這件事。
很多直女沒法設身處地，有過幾次她們洩密給床頭人，床頭人又告訴自己的哥兒們的紀錄後，同女圈的普遍守則就是，我們互相保護，絕不外洩──我們都說，某某直女是非常好的，但她們就是很白癡。直女沒有同女的憂患意識。
天真直女間義無反顧的姐妹情誼，我暗中是深受吸引的。然而這種嚮往，是受一定程度的批判的──沉醉在姐妹情誼到一定地步，最後走上的路途，往往就是一同交男友，一同約會，成為互相砥礪的異性戀好姐妹。這樣的例子並不少。雖然很幽微，但對我並非毫無吸引力。
偶爾當我帶著彷彿「失樂園」的遺憾，想到所謂同女的情感世界，實在是因為我還帶有對「那之前的世界」的記憶。那份對同性之間兩小無猜的懷念，是如此深沉。
而在我的姐妹朋友裡面，則依品格、應變力與聰慧程度，對萱瑄的試探，各有各的反應。那自己弄到精神失常，以致在我面前半炫耀半求救的，我終究也不得不把她們剔除在朋友名單之外。
你看，摒棄同性戀是多麼美好。我有冬樹對我無保留的接納與支持，即使我知道冬樹也不無小虛榮，要通過萱瑄對她開出的誘惑條件，以我對冬樹的了解，我十分心疼她。我知道冬樹的弱點，但我從小就不利用它。而萱瑄是一知道冬樹的弱點（冬樹對於在感情上被承認重要性一直有虛榮），就百般試探。
在我來說：既然弱點在那，就不要誘惑它。而萱瑄總是認為：既然弱點在那，為什麼不要測試它？
很多年後，我才在一本書上讀到解答。原來接受矛盾概念，比如警察同時是罪犯，需要腦細胞成熟到某個地步。
因為「性的暴烈與侵犯」，在還不能以任何概念分析之前，讓我領略的，那是一種壓垮人與帶有消滅意味的「不當巨量接觸」──強暴，從某種意義來說，就是違反意願的「接觸」傾軋…
某些人，並非出於惡意，而比較是因為不了解的關係，會從「性」出發，去了解強暴──把強暴當成是「性」這件好事，變質的形式。對於「反強暴」，因此有某種不明說的敵意——某個已故的女性主義者，甚至在小說中，讓強暴者說出「我的強暴比你的貞潔好」這一類的句子。
為什麼膜拜強暴者？一方面，這是人類無所不在的功利思想…
認真想想，要找到對社會毫無貢獻的強暴犯，這並不容易，他們總是有些技能或功勞，就算是最一無是處者，也可以宣稱自己是「某人的兒子」來博取認同──人們不想在強暴案件前，犧牲自己的好處──這是遠比我們想像，更普遍的一個狀態。
強暴者所摯愛的，是這個東西──在殘酷的權力遊戲中勝出，不是做為一個簡單的勝利者，而是即使嚴重破壞規則，也沒有被逐出遊戲的勝利者。
高木向其他人解釋，「對罪惡如此嚴厲看待的人」，不管生在什麼樣的家庭，遲早都會得出「自己應該要自殺」的結論。
我自己的經歷來說，在人生初期，小孩的記憶是不發達的，這並不意味著小孩比較會遺忘。我們記得，但是「回想」這種行為──需要比較長時間的思考運作，在沒有充份的語言能力之前，是很薄弱的。
如果性不存在，那件事，就可以被當作不小心踩了某人的腳一樣，不算什麼；如果性不存在，不存在這世界，我被「用過」這件事，我們都可以把它當作疊羅漢之類，不過是出借一下肩膀或手臂。
因為小朱擁有某種高智商──不是那種國中就會解微積分的高智商──而是不只視我為受害者與可憐蟲，不只看到地獄與悲慘的高智商──某種能夠火中取栗──能夠知道我的痛苦，卻又不因此瞎掉的智商──我認為，那種東西，只有小朱有。
在這世上，確實有一人，能夠以某種高智商（這或許不是很好的說法，但只能將就著說），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中，仍然能夠，把我放在正確的位置之上；仍然能夠，給我，我所需要的一份感情。
在攸關我生死的這一件事上，她完全沒有錯，沒有錯待我一分──她不是小風鈴，不是任何一個別人──她給我的，一點都沒有，是我不要的。
我知道這有多麼難。我曾經把關於亂倫的遭遇，告訴所有在我生命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人。有許多人，並不比小風鈴好到那裡去；在最好的狀況裡，她們泣不成聲。這些反應，有些也讓我有很深的受傷感覺──這是某種正確的感受──人們是高的，我是低的；大家是幸運的，我是不幸的
冬樹以另一種方式保護我。她常常忘記我對她說過亂倫這一件事──不是真正遺忘，而是一種不經意的遺忘──那反映的是，她希望我幸福的願望──要是那件事不是真的就好了──而只要我稍加提醒，冬樹就會自我修正──她的遺忘，不是對我輕忽與不耐的那種遺忘。相反地，那只是，她對我擁有平凡幸福的慾望，凌駕了她對事實的記憶──她的力有未逮──仍然是真誠的。
我們整個長長的人生中，有那一天、那一刻鐘──是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適合的時間，適合想起──妳的父親侵犯妳？
研究兒童自殺的專家認為，不少兒童的意外事故，是因為兒童自覺不幸，而在過馬路時故意閉上眼睛。這些意外，並不像我們以為的，那麼意外。它們其實是自殺。
反觀非婚生，或是逆一夫一妻制的平行多頭家庭與子女，其成員的不安定感，經常在於，他們活在可能不被承認的被遺棄危險當中。承認與被承認都是重要的，因為這就是平等。片面廢止自己締結的一夫一妻婚約，這是一錯；但是為了掩蓋錯誤而否認婚姻外的子女，這種「再錯」，對「一錯」而言，不是知過能改，而只是文過飾非。
這個世界，或多或少，就是被「這種人」所決定的。陰莖已經插入、精液已經射出、孩子已經在肚子裡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孩子已經長大成人。語言的規則或是世人的觀感──相較於性生殖行為的暴力不可逆，不過像是什麼也吹動不了的風。
矮黑人不但會調戲我們的妻女，強暴路上的女人，還會生下我們的母親，做為我們的父親。事實中，矮黑人既不矮也不黑，有時也以柔順憂傷或能言善道的書生或少女之姿出現。
讓教育與文化能傳承，不是只有語彙與資訊而已──在一切教育之前，我們是用我們對父母的感情，教育我們自己。一旦我們的感情太過混亂──我們對自我的教育，也是混亂的。
侵犯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那是把自己的性欲暴亂，讓沒有合意或沒有合意能力的第三者來承受──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暴政。
崇拜兒童、崇拜性魅力、崇拜性侵害的受害者──這一點都不顛覆。我沉默，是因為我傷重，我甚至無法好好說出，那是對我多大的一種背叛。萱瑄在作夢。作夢的人，看不見真實的人，是正常的。但是真實的人，並非不存在。
對這樣的無能無力者著迷，只不過是自我放縱。
過去，她是與情人一點不合就跳槽或劈腿的那種人，現在這事，她變得做不出來。不是因為我是一個比較迷人耐久的情人，而是我身世如此可憐，使她失去這種自由。
有多少次，我聽到有志藝術的朋友，做出讓我啼笑皆非的評論：「或許要不是那事，妳的創作力不會那麼強。」我開玩笑道：「所以妳的意思是，為了製造更多的藝術家，我們應該從小孩出生時，就把他們弄得半死不活。」──我說笑，但心裡非常難過。我無法假裝那麼根本性的創傷是不存在的，但那對人們來說，竟是有利可圖的想法，顯示了人們有多不了解，這事有多麼慘痛。
萱瑄說過，性在一般人的生命中，會有某種刻度性的意義──一個人性到什麼程度，經常伴隨著信賴或是享樂到某個程度──性是有助於一個人，定位與他人關係的刻度工具。但是由於我在那麼小的時候，就以一種一般人類都不容的方式，被濫用了，性在我身上沒有指標作用，因為我不但不是循序漸進地認識這事的，我還認識，一般人至死都不會認識的東西。就像磁性早已被破壞的指南針，性在我身上，是廢的。
這些在巴黎的外省人留學生，沒有誰要對我特別友善，只是基於文化幽微的一致性，使我不停感覺到某種正面的生理回饋。
我父親教我在意識與意願上對外省「保持距離」，但是我的愉悅，還是深深背叛了我的頭腦──我學會在思考層面，不要輕易與外省有所共鳴，但我的身體顯然並沒學會。
金和金的咖啡壺──我希望有一天，某個藝術的作品能夠製作它，並且將它陳列在博物館──在丹麥，就有一座博物館，設有亂倫受害者的專區──像那樣的地方，金的咖啡壺應該被看到──雖然它很荒謬，但是絕不會比強暴一事，更為荒謬──逃脫者、倖存者──這是另一群證人，他們說明了強暴的傷害性，不只是侵犯發生與否，當它是一個犯意──一個未遂的犯行，即已十分可怖──它雖然沒有侵犯到身體，卻已侵犯精神與記憶。金死於自殺。
任何人，一旦想要長久保持清醒，就在發瘋的邊緣了。因為那是太艱難、太艱難的任務。然而這當中，有一個幾乎是美麗與痛苦的極度象徵：對於認識過強暴面容的人來說，存在有一個強烈的分界──有一個之前與之後，也有一個之中與之外；所有親身見過，即便只是一瞥，也會形成某種印象，彷彿知道之前與之外的世界，都是一個沉睡與不清醒的所在；只有知道之後與之中的世界，才是睜開眼的世界。
做為這個被侵略與被剝奪之家族中的最年幼者，我擁有某種生存的「優勢」，那就是在學齡前，我不發達的智力。即使我以有限的腦力想要思考「那是什麼？」──在堅持幾分鐘「思考」後，沒有答案；這個思考就自動關閉了。
不懂的事，大至被強暴，小至一段話，我們不懂，但我們不知道要懂。──某些傷害，因此得以延後。
戲的確非常殘暴，但是，那是一齣傑作，因為只有指認強暴的殘暴性，才是仁慈的。
當萱瑄出現，用各種方式告訴我，妳不可以過份相信感覺，我相信了她。所以，這種犧牲──犧牲掉直覺，犧牲掉神奇時刻──雖然名為犧牲，但在當時，我是真心相信，這就是一個人，如果要人生、要生活，注定要有的妥協與代價。
許多一生之中，並未被亂倫觸及的人們，對於亂倫，仍然保有某種浪漫的嚮往，在我對自身遭遇默不作聲的歲月裡，我曾不只一次聽到少女們，將亂倫描繪為一種更多的自由與更無畏的愛。
水清無魚？但有必要到，對自己的女兒下手嗎？不偶爾放縱一下，人真的會活不下去嗎？
一個亂倫的父親，處心積慮至此，應該可以配得上「歎為觀止」四個字。
不被親屬、朋友或一般人看見的「她的成份」，只有在愛欲蔓生中，透過複雜交纏的看情敵、看前任、看前前任與前前前任的前前任之類的行為保持成立的狀態──人類這個部份的好奇心──這種不會用力看朋友，卻會用力看「情人的情人」的特性
小朱一度高調的挑中我，就是因為我是一個有技巧的暴露者，書寫一事，就是被假定為，當眼睛與身體都不存在後，依然能夠保存眼中之物的一種工作。但是我與小朱有著根本上的不同，這是她的人生計畫，不是我的。我所相信與追求的，自始至終，就是一種即使完全在黑暗中，也能相戀的東西。
不是世人看得見或看不見──而是絕不依賴任何第三人的眼神──這才是戀愛。
我期望她是更純粹的藝術家。那種就算沒有任何讀者，依然照寫不誤的人──。
那麼他的回頭，之所以悲愴，不是因為奧菲斯愛得比較少，而是他承認了他自己──他需要被愛──無能的奧菲斯需要被愛──尤莉提斯驚惶而悲哀，但我想她並不痛苦：她擁有了愚蠢真實的奧菲斯情人，而非一個恩人。他們必受天人永隔之折磨，這不是幸福，但這是愛情。
上天堂被當成各自尋得救贖的可能，但是音樂是把所有人聯結起來的苦難記憶，當時我想要說的是，女性主義者的角色不是主張什麼事，而是讓每個女人都因為無法失憶，而必須從向上之路墜下，團結在地面上。
沒有人會覺得扶一個盲友過馬路太過份，但是一個假扮的盲友！讓我非常不安的是，儘管萱瑄自認行為不當，但是她有一種奇怪態度：既然妳可以接受助人，那麼妳反正是要助人的，就讓我冒充被幫助的人，這真的有差嗎？因為既然我會想要冒充，那就代表我也有需要，為什麼妳只在乎真實的困難，就不在乎想像出來的困難呢？萱瑄流露出對我不經意的譴責：妳關心真正的弱者，但妳不夠關心，病態的弱者──這真是可怕的對質。
這是一個寫照：不比有公婆姑嫂刁難好太多，如果說異性戀結婚是兩個家庭的事，同性戀由眾前任、前任的現任、集合而成的人際，未必令人好過得多。
這些「不同於普通人」的遭遇，我並沒有將它讀成一個人幸運有力的象徵，相反地，我從自己的認知出發，我感覺萱瑄非常不幸。這是因為，一直以來，「遭遇特殊」這件事，我都將其等同於「不幸」──從小背負著亂倫的特殊性，我對任何大起大伏之事，都敬而遠之。我認為人生真正美好的，是把我們帶回更平凡之路的東西。
這些額外的努力，一度可以說是心甘情願的努力，都是建立在一個堅定的原則上的：這不是萱瑄的錯，如果她「真實地」遭遇過。
有個恐怖故事，說得是某個母親有失明的殘障，以至於，到訪的社工可以強暴她的兒子；也許這個兒子因為從小認識病人，而果真較其他小孩早熟與慈悲，但要是有天他知道，母親的病全是裝的，他是會精神錯亂，還是成仙成佛呢？
我們受歧視而不懼、我們被隱形卻瀟灑，因為我們，深深為我們的真實不欺而自豪，我們是有信念的，不是嗎？那是我們的現代意義──因為如果只是同性之間摸摸弄弄性高潮，那早就在歷史上，存在了上千年。
不是因為我相信小說句句屬實，而是我知道──這門藝術，不是給予真實，而是以獨特的手段，傳授給人們，在乎真實的能力。比真實更絕對的，是對真實的在乎──這份在乎是精神的，因為真實並不唾手可得。真實不會無緣無故被發現，要在乎它才會存在。
存在有某個東西，力保我們並不欺騙與扭曲人們的認知。這個東西，並不能以一句話的通則去涵蓋它，但我知道它存在，它還幾乎是我的命脈。每一天，不管是幻化出一個怪獸，或是描繪一個不存在的人物，我們都經過成千上百的細密自我審判，即使只是為了最普通的趣味，也從不是為了讓人們受欺騙之苦。
不要說藝術帶給我們美與感動；藝術感受，當然是一種「創傷」。因為它總是顯得比我們的心靈更完整、更堅強也更具忍耐力：即使是以表達破碎為目的的作品，也會碰到更破碎的心靈，而驚怖於作品的秩序。一個勉為其難的比喻：我們可以選擇不斷自由結合，有些人因此有了幸福與有意義的關係；但是有些人，在與藝術的關係中，非但沒有經歷溝通的愛，反而飽受痛苦與被遺棄之感。
羞恥是因為沒有自己的歷史，這種歷史不是知識的，這種歷史，是把自己連貫起來的東西。我的羞恥是因為，我就連貫不起來。越南裔的女孩被法國社會收養，他們用法國化的東西養大她，與越南有關的東西出現時，她會產生一種不連貫感。這種不連貫，就是會使人羞恥。
在最壞的狀況中，人們既不能真正走開，又不能深入思考，於是就有了類似宗教的崇拜情結──承認他們是我們不能理解的恐怖，於是放大他們的其他優點與力量，換言之，就是給他們特權。
凡是我類，都是好的──最大的惡，就是質疑我類，或試圖脫離。一種非常原始的，以家庭為單位的民族主義情感。
誰會比我對這個島的命運，更感興趣呢？它的被欺凌、被強灌人造記憶，使它受苦於「難以連貫成一個自我」而發聲。
因為性不是只是身體的事而已。
在性最純粹的一面上，它只有兩個問題：真正想要的是什麼？真正想給的是什麼？
還是過於殘暴了，這種記憶。我在兩種選擇之間，猶豫多時：一種盡最大可能誠實的想法，令我寫下，並以為應該保留它；但是還存在另一種本能，那種我們遇到極端暴力的場面，反射性就遮住所愛之人雙眼的本能，這也是真真切切的──所以，我終究決定遮住人們的雙眼了。而這是因為我見到過，不是因為我想有所隱瞞。有句話是怎麼說的？「第一基本真理是，他活下來了。」
小朱一直是我的記憶座標。如果不是因為瞥見到，自己對她情感的強度日漸微弱，我從不會有必須書寫的警醒。這是真的，沒有一個人，是別人可以取代的。有人從未被取代過。
將功贖罪最危險。
太相信功過可以相抵，以為可以一邊淑世一邊洩慾，我們終究是在摧殘他人的暴政之中。
誰能寫？不是有能力的人，是惦記著其他人力量與缺陷（圖改善）的那個（繼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