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酷兒論

【酷兒論——思考台灣當代酷兒與酷兒文學】

雖然雜種化的酷兒在台灣的流傳路徑有點傳奇，甚至如前所述進入商場；但，讓這個新詞在本地狂肆旅行，釀出歧義，倒也無可厚非。畢竟只有活的字詞才為人所用；堅持潔癖的語彙反而要面對衰亡。

在此，我想提出一種弔詭的「定義」： 酷兒是拒絕被定義的，它沒有固定的身分認同。 但為了權宜之計，我仍要試圖為酷兒捕風捉影。我要從「身分認同」(identity)下手：同志主張身分認同，但是酷兒卻加以質疑。

當前思考的重點還不如說是，如何讓兩者充份對話。 原則上，同志主張認同，酷兒懷疑認同，兩者乍看之下似乎互斥；在台灣，兩者卻又有互補的必要。在同志鼓吹認同的過程中，酷兒可以催化出認同的多元，同志認同的內容會因而更活潑豐富，如此的身分認同才是活泉；而在酷兒質問認同的路上，也要運用策略，靈活採取某些認同，才能和各種社群對話，而不致於脫離在地文化。

【台灣小說中男同性戀的性與流放】

也難怪此書的第一部分取名為「在我們的王國裡」；另一部分取名為「安樂鄉」也有所圖。然而，這個假國家在李青的描述之中已然漏洞百出，國度、政府、元首無一安全，人民也得不到充分的庇護：「我們那個無政府的王國，並不能給予我們任何的庇護，我們都得仰靠自己的動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條求存之道」。誠然，如果上述「內在的軀除」就隨時依附在同性戀者的身上，同性戀者就算有自己的王國也難免有體制陰魂不散之感。男同性戀者必須居安思危，因為在新公園內所受的滋擾反而可能更多；如空間研究者David Woodhead提醒，「空間成為表達情愛和性自由的園地時，這個空間也就可能成為規制操控的場所。……(比如說)廁所的隔間雖然提供了一個隔開的空間(以供同性戀者在其中相互上下其手)，外在的世界卻從來沒有撤走過」。

琺斯(Fuss)說，「性愛對象的選擇不只是『單純的』心理認同及心理防衛這回事；它也是社會抗爭(social conflicts)、歷史壓力(historical pressures)、文化禁制(cultural prohibitions)之複雜互動的產物」。琺斯的說法是將性愛這回事從「個人層面」帶到 「社會歷史文化層面」考量；一個人選擇和什麼性別的人做愛，不只是因為她/他的心理需求，社會歷史文化也在性愛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從以上的分析討論，即可見證台灣小說中男同性戀的性與流放不只是個人的議題，而和其他個人與種種意識形態有所糾葛。流放和性一樣是花招百出的；其驅力、形式、結果，均不簡單也不穩定。

他者的異質空間並非一個脫逸而去，與主流情慾之現實涉的獨立烏托邦，因為他者與主流情慾所外投的異己，其實是同時產生、相生相隨的；他者的自我標明(self-identification)，總是與主流所向外投射、驅逐的異己，有難分難捨的牽連，也就是說，他者的認同難以擺脫異己之界定的影響。異質空間或許疆界不明，情慾之流穿梭出入，卻不是一個斷裂失敗的烏有之處(no-where)的。

異質空間是可能存在的，但並非脫逸而去的，而和主流有所牽連。如何在既有的空間之中找出異質的可能，使疆界不明、情慾穿梭的狀況成為有機可乘，是荒人可以努力鑽營的方向。

執意將男同性戀和愛滋婚配在一起，是歧視；輕乎男同性戀和愛滋之間的可能牽連，又是漠視。本地小說中探討愛滋的文本並不算多，然而每一篇均是值得推敲的樣品。愛滋對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讀者）而言並不是感同身受的病，眾人對它的認知大抵是由文字、語言，以及（官方和民間）媒體（自覺或不自覺）製造出來的聲動聲光所共同建構形成；因此，由文字媒介切入檢視愛滋的言語，也可呈現值得參考的文本。在台灣，與其說愛滋是病，不如說它是一種談論身體的方式；可怕的不見得是病本身，而是談論方式的內容。

本人曾試將同性戀者的飄泊流離試譯為「帶餓思潑辣」（diaspora）：「我刻意在此將『diaspora』譯為『帶餓思潑辣』，是要強調邊緣次文化的運動可能性。台灣的同性戀者仍承受內在外在的流放與困頓（所謂的『帶餓』），此刻不妨思及抗爭行動的潛力（所謂『思潑辣』）」。我說，「同性戀的帶餓思潑辣（diaspora）並不全然是出自個人意願的自由選擇；社會對個人的掌撞是不宜忽視的，以免徒使異性戀社會脫罪，而將壓力轉嫁到一個個（不一定有能力離家出走的）同性戀個體身上」。

翅膀還沒有長硬就想要飛的語言

家長經常用來教訓兒女的一句話，「翅膀還沒有掌握就想要飛！」又可以在此刻形成註腳：這句話無論在什麼情景下，都是在抱怨的過程中顯示出長一輩的人對年輕一輩的恐懼。細聽之下，就有蒼涼味了。

… … 比如英語：孩子會說英語之後，家長反應又喜又懼——喜的小孩子的成功， 憂的是孩子飛逸的可能。想飛的孩子當然會走：當孩子能力足以換取人脈、機會、經濟自主時，就會獨立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