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刀的書寫》一書收錄了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於2011年透過電子郵件回應作家費德里克－伊夫．吉奈對她關於寫作的提問。我花了大概四小時讀畢全書。
我其實還沒讀過艾諾的著作。我是因為早前看到噗友介紹改編自艾諾短篇小說《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的電影【Happening】而對艾諾產生興趣——那是她大學時期意外懷孕、非法墮胎的（戰慄）慘痛經歷。對於能夠把自己血淋淋受難的經歷書寫出來的作家，我由衷敬佩，並渴望透過閱讀他們的文字理解他們當時的處境。
《如刀的書寫》讓我了解艾諾的寫作理念和對文學的想法。以下分享書中有關寫作理念及寫作（尤其女性書寫）的政治意義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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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諾的創作全憑「記憶」
記憶是我工作的基礎，它在我書寫時帶來源源不絕的靈感，甚至在我不寫東西時，在我沉浸於閱讀中的書籍時也是… 我寫不出沒「看過」、沒「聽過」的事，對我來說那些事都是「再現」與「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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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為止，除了《恥辱》外，我沒有查閱過任何歷史文獻。那次是到盧昂的檔案館去翻閱我十二歲那年的地方報刊。
艾諾的寫作理念
即使艾諾的書寫全基於自身記憶，她卻絲亳不在意自己寫作的獨特性。相反，她追求的，是將自身經歷寫成具普遍性的文字。
我很少會把自己當作一個獨特的個體，至少不是絕對單一的，而是無數的經驗，以及社會、歷史、性別和語言羈絆的總和，並且持續地和整個社會對話（過去與現在）。是的，這一切必然會形塑出一個獨特的主體，我從這個主觀的自身出發，挖掘、揭示更普遍的、集體的機制和現象。然而，這種做法其實無法滿足我。過去我喜歡這麼說：「我和每個人一樣，都用獨特的方式生活，但我想以普遍的視角書寫。」我在《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一書最後對這件事表達了看法，也許比較好懂。我說我的目標是將「我的人生轉化為某種清楚易懂、普遍性的東西，好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融進其他人的腦海和生活」。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有句話說得好：「他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而別人也以他的方式思考。」在我內心深處，書寫的最終目的，我的心之所向，就是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去感受，一如他們（其他作家，或者更多人）在我身上得到的思慮與感受。
寫作與政治的關係
生於基層的艾諾接受了高等教育，晉身中產階級，故稱自己為「階級的叛逃者」，並「生活在支配者世界」。
我之前的確說過身為一個階級的叛逃者，書寫是我參與政治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意思並不是想用書取代自己投身政治，也不希望那些書成為我介入政治的方式。對我來說，書寫是一種政治行為，換句話說，就是幫助揭露並改變世界，或者反過來鞏固現有的社會與道德秩序。
我是在寫《位置》時才真正意識到書寫的政治意義和它的嚴肅性。我，身為敘事者的我，生於被支配的世界，如今卻生活在支配者世界的我，要寫關於父親和被支配的世界與文化。我發現，其中最難拿捏的是要避免陷入苦難主義（misérabilisme）和民粹主義（populisme）的泥淖，以至於無法提供一個既客觀又主觀的現實。同時，我也不願意站在那些以陌生且充滿異國風情的眼光稱之為「底層世界」的人那邊（一如當權的右派政客那樣不加引號、無恥地指稱）。
除了書寫階級差異，艾諾也亳不忌諱以女性角度書寫女性的情感、性慾及困境——在懷孕方面，女性的角色是被動的，受孕是不可控的，男性主導的社會卻一味把「墮胎」包裝成罪惡、可恥的，迫使女性接受非自願的懷孕，以及啞忍這對她們身心的殘害。數十年前的法國是這樣（禁止墮胎），現今美國許多保守的州份仍是這樣。
其他文本，例如《簡單的激情》、《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甚至是《嫉妒所未知的空白》之所以為政治書寫，原因在於它們嚴謹地探索且揭示了女性的真實經歷。透過這樣的揭示，男性看待女性的眼光，或者女性看待自己的眼光將會有所不同。這之中亦包含了另一個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關鍵因素，書寫多少因此「具有影響力」，那便是以「我」為出發點的自傳和故事當中敘述的事所帶出的集體價值（valeur collective）。比起「普遍價值」（valeur universelle），我更偏好集體價值一詞，畢竟沒有什麼經歷是普遍的。
我對我的女性故事並沒有意識，只有在它成為我探究的目標時才會浮現，例如《冰凍的女人》和《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這第二本書的意圖就呈現在標題上：除了見證某個事件外，也要展現一個只存在於女性身體的經驗，墮胎，自時間、社會、神聖，以及女性啟蒙等角度來衡量。同時我也想讓它成為記憶與書寫的經驗，書中約有三分之一都在寫記憶，以及它和書寫的關係。藉此挑明女性的經歷，墮胎，並非可恥之事。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做到了！不過這本書帶來了尷尬就代表它擾亂了觀點。
「女性書寫」的政治性
但是，是否所有「女性的書寫」都是政治書寫呢？艾諾認為不然。
我覺得，即使到了現在，我對書寫的形式似乎仍然沒有那麼感興趣，反而是作家的寫作計畫和透過文本實現的理念才是我關注的重點。如果我對一個計畫無感，就完全無法喜愛，例如格拉克（Gracq），還有相較之下稍微多一點興趣的莒哈絲（Duras）。
我並不認同安妮．勒克雷克（Annie Leclerc）那本小書《女人的言論》（Parole de femme），更廣乏地說，我不同意讚揚女性的抒情文學，我覺得它們和讚頌民眾的民粹主義差不多。
艾諾坦誠地以女性角度書寫，卻會讓女性讀者也感到不適，因為那些女性讀者早已習慣了父權主義看待女性的模式，與之衝突的觀點之於她們自然有違和感。
我發現自己在這個話題上停留了很長的時間，而且我還有許多未盡之言。例如我的語言很具體，說的都是實情，「文字如實物」，字裡行間透露某種程度的暴力（根源於被支配的世界），這些都適用於女性主義。因此，可以把《簡單的激情》視為一本反情感的小說。從某種程度上來看，身為社會階級和女性角色的叛逃者，這兩個身份給了我力量，也可以說是勇氣，面對那些始終「監看」女性的書寫與行動的社會和文學評論。至今這些人仍以性別來指稱和分類作家，例如「如今女性已有了書寫性慾的勇氣」、「比男性作家的數量還多」（我不這麼認為）等等。
因為現在許多男性小說中傳達的女性形象，已經不再是過於顯著的刻板印象了，而是以一種自然而然的態度肯定男性的權力和自由，以及他們的話語權，只有他們才能說出普遍的真理。這種最明顯男性主義的模式（我想到的是米榭．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並非最糟的，還有另一些更迷人卻不易察覺的模式，融在人們最根深蒂固、最抵抗改變的思想和感受當中，這些人也包括女性在內。因此，有些女性讀者會認為我寫的東西「不道德」或「缺乏情感」，這樣的批評絕對不會出現在對男性書寫的評論當中。
可想而知，艾諾的敢言及書寫角度讓她一路遭受極多批評。
這是事實，起初，在《位置》出版時，這些聲音還算含蓄，但到《簡單的激情》出版後他們就不留餘地、光明正大地批評。批評的人大多來自巴黎，男性居多，且在媒體界擁有重要的職位與權力。他們抨擊我寫的東西，包括內容與文字，為我扣上對社會與性慾「雙重褻瀆」的罪名。社會層面的批判來自《位置》、《一個女人》、《恥辱》，以及《外界日記》等書都以生存條件與文化的不平等為素材，屏棄了能帶來舒適感，也較能為人接受的民粹主義……而對性慾書寫的微詞則是因為我在《簡單的激情》中自在地描述了一個成熟女性的激情──既有青少年的青春與浪漫，也有肉體上的慾望──沒有慣常的情感鋪陳和感傷，沒有一般人期待在女性書寫中看到的「羅曼史」。
這些惡意中傷的評論有越來越濃厚的性別色彩，這是法國社會的常態。面對男性作家時，他們絕對不可能用和閱讀女性作家的書、我的書一樣的視角加以批判。
這些抨擊，並程度上證明了她寫作的價值。令人覺醒的書寫都肯定會帶來不適。
艾諾的敢言，讓孤立無援的女性被看見、被理解。這是她書寫的動力，也是讀者能給她最好的回饋。
其實，遭受某些文學媒體權威蔑視或羞辱是我意料中之事，也完全成為推動我繼續往目標前行的動力… 多少人對我說，或捎給我訊息，讓我知道我的某一本書在他們的生命中佔據了多麼重要的地位，我的書讓他們不再感到孤單……對此我無法多說什麼，這些回饋都是強烈且令人震憾的，而且也是很私人的。您知道，當某個人對我說「您為我寫出了這些事」或「這本書寫的就是我」這樣的話時，就是所有書寫能為我帶來的滿足中最好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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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按：
多年來對墮胎議題感覺不大，直到好友向我哭訴她意外懷孕並私下墮胎的事，我才驚覺墮胎竟然如此困難（原來自受孕起，胎兒已算是「兩週大」！！！）… 即使在所謂的文明社會（e.g.香港），法例對女性的管制極其嚴苛，獨自面對困境的女性焦急又徬徨，但因墮胎被視為羞恥之事，絕少被提起，普遍女性（e.g.當年的我）也就渾然不知。
社交媒體上總是充斥著幸福家庭的孕婦照，但我們更需要看到、知道的，是那些如艾諾訴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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