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練習時，因為不知道會抽到正方或反方，所以，並不能先預設是正方對或反方對，必須從每個角度去幫正方或反方辯論，這其實是非常周延的、可以用來檢視政策利弊的辯論方式。
在直潭國小時，學校有射箭隊，射箭隊裡有很多泰雅族的小孩。我看到他們跟大自然相處得很好，也跟自己的身體相處得很好。他們出去比賽時實力很強，因此，這些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孩子，有很強的自我認同，整個人自在而且有尊嚴。
這讓我發現，原來，功課很好或知識能力很強，不是人生裡唯一的一條路。一個人在被社會肯定的過程，有各式各樣的進路。
但是，我的學校很照顧我這個沒有語言能力的人，用了種種的方式來幫助我。去德國以前，我覺得「身心障礙」是一群特定的人，我雖然有心臟病，但是還不到認定「身心障礙」的標準。去了德國之後，我的認知就被顛覆了，那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變成一個有「認知障礙」的人。
我覺得應該是「由服務來配合一個人」，而不是人要配合服務，這就是所謂的「涵融」（inclusion）。
入境隨俗，我在那裡常常聽林義賢老師聊到泰雅族的事，也因此學習到族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第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對於文字，他們並不執著。在傳承文化時，他們在意的是，一個知識在傳遞時，有沒有在最恰當的社會脈絡、自然脈絡下被保留下來。他們想要傳遞完整的體驗，是眼耳鼻舌身的體驗的結合，而不是只仰賴文字。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悟。因為我成長於一個漢字文化圈，整個教育系統非常執著於用文字來表達文化，最後演變成好像沒有變成文字的事物，就不存在，就不值得花力氣去學習。但泰雅族並不是如此。他們透過口耳相傳的經驗，一樣非常珍貴，也有很多實作的體驗。
另外有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是在部落中，一個人的地位，不是看他擁有多少資產，而是他照顧了多少人、多少動物。
從此，我深深記得，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私藏的財富，而在於他沒有藏私地把資源分享給別人。
因為沒有帶鐘錶，也沒有看太陽的角度，我沒有時間感，想睡就睡，想醒就醒。但是有一天颱風來了，媽媽來找我說：「該回家了！」我回家之後，就跟大家宣布：「我不想繼續升學了。」
這個社會上的眾人，因為想要擁有一個身分認同，一種在社會上可以被辨識出來的社會身分，大家會要完成一個學業文憑，去找到一個工作的職位。因為，只要這樣之後，我不用特別說明，社會就知道怎麼跟我相處。
那麼，如果我完全沒有這種讓別人可以產生社會認同的身分，會怎樣？
我想用「共同經驗」來取代「社會認同」。
就像我現在不會說，我是男生或女生；而是會說，我什麼時候經歷了什麼樣的青春期的經驗。
因為，認同就是「排除」。就是說，當我認同的是這個東西時，我同時也排除認同別的東西。
但是，現在我如果不是用框定，而是用感受，我去分享「我曾經在這個時候有這種感受」。人們本來就是會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體驗，所以，這就沒有排除性。只要我在過去的某個時候，跟你在過去的另一個時候，曾經有過類似的體驗，這樣就夠了。我覺得，這就不是基於身分認同而產生的交流。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我12歲做了心臟手術之後，才算解除危機。但在那之前，在我人生的前12年，我每天都不知道隔天能不能醒過來。所以，我大概沒有哪一天覺得，我明天就可以看得到太陽。從我有記憶開始，我的生命就處於長期不確定的狀態。
就算後來心臟動了手術，我想那種朝不保夕的感覺，也還是存在的。所以，我長期都在學習跟不確定的感覺相處。
所以在這樣子的過程裡，我就慢慢發現，其實一個人他要表現出怎麼樣的氣質，只要旁邊的人接受、旁邊的人覺得安全，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的父親曾經教導我：「不要相信權威。」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當時父母對我提出什麼規定，我都會用他們教給我的東西去做驗證，了解適用的範圍。
我認為很少有真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東西，不管長輩告訴我要怎麼做，我都會問他前提條件是什麼？後來我學到，只有少數的東西定義是普世的，所謂的社會常規，換到地球的另一面，有些就不適用了。
所謂的「批判思考」是提出支持性的質問：假設這是對的，它在什麼條件下才是對的？
我們所競爭的東西，有些是真的具有稀缺性。例如，為了生存而一定要有的水資源，不論在哪裡，沒有水就不能活。
但是，在我們社會上絕大部分的競爭是虛幻的。例如，班上第一名或全校的第一名。這不是真正的稀缺資源，而是人造的稀缺。
要不要為了這個參與競爭，完全可以由自己決定。
二○○三年，我24歲的時候，剛好看到傳奇數學家艾狄胥（Paul Erdős）的故事。他是全世界發表最多論文的數學家，這輩子總共發表了超過一千五百篇。為什麼他可以寫這麼多篇？因為他居無定所，手上總是提著簡單的行李，環遊世界，到各地找人研究數學題目，合寫論文。
經過這樣的旅行後，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原來，在網路上認識，但沒有見過面的好朋友，真正見了面，一樣會是好朋友。也就是說，人的個性是有一致性的，不會差太多。
但即使是這樣，我發現語言隔閡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大。對大部分志同道合的人來說，他們願意聽你說兩、三次，慢慢讓你把想說的話說完。
我有找過科學文獻來驗證這件事嗎？並沒有。因為睡眠是我親身驗證過很久的事，是很確定的「感受」，如果是「感受」，我比較不會找文獻來驗證。但是，未來如果找到文獻可以做一些實驗，我會去做。
因為睡覺是很個人的事情，晚睡晚起也沒關係。我自己之前是這樣，我的朋友也是。因為不論是文字創作或程式寫作，都需要時間醞釀，有時不能被打斷。問題解決到一半，但腦子裡的狀態好像可以發展出什麼結果，靈感泉湧時，確實會覺得這時候去睡覺很可惜
我當然不會覺得別人的體質跟我的體質一定相同，所以，我也不太會受到其他權威人士說法的影響
例如在我14歲時，最著迷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大家面對面時，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建立信任，但是在線上時，例如在線上遊戲組隊時，只要幾個關鍵字對了，立刻就一拍即合，就好像最好的朋友一樣，可以彼此分享比較私人的事情，以及可以運用這種情感，一起去做大規模的創作。在學理上這叫做Swift Trust（快速信任）
為什麼在社群中反而能學到更多？因為我加入的社群（例如Perl的程式寫作社群），不是以學習為核心，而是以「解決問題」為核心。
像這樣的社群，在學術上叫做「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COP）。
大家加入這個社群時，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確保彼此有共同的價值，可以說，這個社群的互動，是建立在「共好」的基礎之上。
在這樣的實踐社群，知識沒有疆界。
在課堂的經營上，老師如果越能把自己看成另一個學習者，跟現今小孩的互動就會越好。如果越把自己看成是標準答案的壟斷者，跟小孩的互動就會更疏離。
所以，唯一能讓學生還願意聽老師講話的方法，就是老師願意聽學生講話。
正因為我曾經換過九個學校，待過太多不同學校之後，我反而體認到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課本」在不同的老師手上，會展現出不同的意義。因此，如果只靠制式的課本和考試，便無法形成更厚實的知識
我認為螢幕腦世代的學習模式，有幾個特色：第一是主動性變很強。他們可能不會很耐心地看完300頁的書，再去想我要怎麼跟這個作者對話。可能看到第三行，就開始找關鍵字。所以，螢幕腦世代的讀者，會長時間處於想要主動跟文本對話的狀態。這跟傳統的讀者不一樣
也有人認為，要先在腦子裡建立一個知識的系統，才能開始學習。但我的經驗是：「先不要想系統。」因為，系統都是事後構建的，必須要有足夠的材料才能建立系統。
對我來說，我所有的好奇心的起點，大概都是因為腦子裡出現了一個關鍵字。因為這個起點，去網路上搜尋，或去讀論文、讀書。
對我來說，「閱讀」不是閱讀一本書，而是理解我所要理解的關鍵字。
我當時想做的事，是想要提供資通訊的技術，在對立的兩方之中，以技術協助雙方盡量把資訊透明公開，以免因為雙方誤判而造成流血傷亡，這樣才能進一步開展對話。所以，這是我看了Manuel Castells的書得到啟發後，以具體行動來實踐書中知識的行動。
這其實也是我求知的一貫態度，在別人提供的知識基礎上，我會加上自己實作的經驗，作為驗證，加深理解，或是進一步擴大影響力。我稱這樣的過程叫做「增幅」。
我是一個長期自學的人，如果要問我，有哪一種能力是最難自學的？我會說：傾聽的能力。
因為彼此的生命過程如此不同，所以，如果聽到一半，你打斷他，或是還沒聽完時，在心裡就先下了結論，這樣還是沒有用。
但是，要怎麼確保人家願意跟你說話？你聽對方說了15分鐘，花５分鐘跟他確認你聽到了什麼，然後，他才願意講更多，然後你才有機會更改你預設的立場，這是積極聆聽（active listening）的技巧，練習一輩子也練習不完。
曾經獲得圖靈獎（Turing Award，電腦界的諾貝爾獎）的一位寫程式的前輩戴克斯特拉（Edsger Wybe Dijkstra）曾經說：「你的程式寫得多好，取決於你的母語能力多好。」
像華森這樣的ＡＩ助教，能夠減低老師處理瑣事的壓力，讓老師們把時間花在更有創造力的事情上面。
ＡＩ來了，代表未來是一個終身學習的時代。ＡＩ是永遠不會累的老師。在ＡＩ時代，「科技」不只是讓孩子上幾小時的程式課，更是幫助他們學好科學、藝術和數學的新工具、新方法。我們要慢慢學習「把ＡＩ當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對我來說，所謂的自由，就是在網路的端點與端點之間，可以隨意連結。
如果能促成這種端點對端點的溝通，沒有限制，這就是實踐了「自由」的價值。
實體世界的我，其實是複製了網路上的我。這兩個並沒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網路上的大家，之所以願意參與一個協定，是因為他們知道未來對這個決定的演化，每個人有「參與權」。一旦這個參與權有被收回的跡象，大家立刻就跑掉了。
這個跟營利其實完全沒有關係，有很多有營利的專案，都還是一直保有非常高的參與權，例如現在Linux Foundation基金會（開發與經營開源軟體的共同事業體）的各種專案裡，大部分的貢獻者是拿了薪水來做這件事，也創造很多的貢獻。但他們有一個共識，後來也變成法律文件，就是任何一個Linux終端使用者，他拿程式去任意的改作、使用，都不會被比他早參加創作的人提告，前提是只要他也同意，比他晚參加的人，就算又更動了他變更過的部分，他也不會提告後面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夠發揮黑客精神呢？
第一，盡量去網路上發表新的想法或點子，因為這不只是解決自己的問題，可能也解決了別人的問題。
第二，不滿足於權威的解釋。
在確認的過程中，也做出發表，確認多少就發表多少
我自己的想法是，只要我在網路上寫下任何訊息，或上傳任何照片，公開出去之後，這些就變成公共素材，對於這些素材的詮釋權，就是大家的，那是大家的創作，已經跟我沒有關係了。
線上社群的負面回應，大概都跟那個空間的溝通規則有關。如果這個空間是鼓勵大家出征，就會讓大家有這樣的模式。
所以即使是同樣的人，光是社群介面的互動改變，或是提供多種心情符號，可以回應不同的感受。每一項改變，都會造成互動模式的改變。有些設計會引導社群成員在社群中做出比較親社會，而非反社會的回應，這樣就不是很容易出征。所以，凡是碰到負面的溝通經驗，我不把他歸因於這個社群，而是歸因於這個介面。
這樣與不特定的網民互動多次之後，他們會發現我對於謾罵不會有回應，但是如果提出具體的建議，就會得到我的反應，所以，大家慢慢地就會往有效的、理性的溝通前進。
如果這一件事我沒有想通，我看到也許就會不舒服，在精神分析上這個叫「阻抗（Resistance）」，就是我有無法面對自己的部分。
這個時候如果我急著去回應，就只是個防禦，我如果不急著回，我深呼吸、聽一點音樂，我好好面對自己，想想看為什麼我看這個會覺得難受，我把它處理好，然後我好好去回應那個訊息。
很多會焦慮的人，是因為以前曾經處於一個不安全的環境，所以他聽到或是看到某些觸發的線索，就必須要迎戰或逃跑，因為「戰」或「逃」是人類碰到危險時，最本能的反應。
對我來說，要養成新習慣時，我會尋求「立刻就可以完成的某種轉念、觸發」，而這個觸發形成了新的長期記憶。
過去我居住的花園新城有發行過社區貨幣，叫做「花幣」，因為社區居民彼此熟識，而且互相信任，所以這個貨幣可以成立。
我在這裡先說一下：我不是中本聰（笑）。
在現實的世界裡，話語權或經濟的權力，很多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這個社會的結構。這樣的結構會形成階級。所以個人階級流動，穿透力能夠多強，完全是看這個社會的組成來決定的。
「國」的意思是，盡可能用跟臺灣或理念相近的友好國家的網路設備，來進行工作。
參加一個視訊會議時，不論是用Zoom，或者是Webex，或者是其他視訊軟體時，如果只是去當一個來賓，一個訪客，只是偶爾聯絡一次，我的建議就是不要去下載任何軟體，安裝在自己的電腦上，用瀏覽器提供的同樣服務去連線就好。
例如動態密碼、手機訊息，或是用指紋這種生物辨識。但要記得，如果是指紋，就只能存在自己的設備，而不是上傳到其他地方。
我上班用的是Galaxy Note手機，結果發現自己會一直滑下去，手機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變成是手機在滑我，而不是我在滑手機，後來我改用觸控筆接觸螢幕，才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獨處的時間如此重要？因為這樣才能整理出不受社群影響的看法，以及跟自己相處的方法。
玩一下遊戲，用來調整自己的心情很好，但是如果中間沒有半小時休息的節奏，會變成不是你玩遊戲，而是遊戲玩你。
而工作與生活的心情，不是以時間表來區分，而是以空間來區分。意思是說，我不會堅守幾點幾分工作，幾點幾分下班。但是在我休息的空間裡，就不會有鍵盤，這樣就不會進入工作模式。
計算機科學裡有一句話說：“ Premature optimalization is the root of all evil.”意思是說，在我們領域中所有邪惡的根源，都是因為在早期設計的時候，就執著於把某個小地方做好，過早的最佳化，結果反而犧牲了整體的品質。
所以，每25分鐘，我會停下來，退後一步想想：「這件事要一直用這個方式做下去嗎？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創業。對我來講，創業是很自然的。只要我覺得有哪些事情可以一起學習，一起創造，因緣俱足時，當時的環境時間點是對的，自然就會有人來做這些
傳統ＣＥＯ可能是在資訊不對稱的狀態下，掌握話語權。但如果員工可以在企業內公開共筆，這就好像老師一對一考學生，結果學生把所有的答案公開共享，如此一來，企業內橫向的連結就變得非常強，到最後，就變成公司整個工作環境的規則，可以靠大家以共筆建立共識來達成。
我的經驗是，在一個組織中，如果能讓所有的成員感受到權力的對等，感受到參與的樂趣，並且彼此的交流都能相互快速回應，那麼就很容易凝聚向心力。
All hands meeting是個大型的公司會議，召聚全球的同事共聚一堂，是希望大家多認識彼此，可以喝一樣的飲料，吃一樣的食物，這樣就有共通的話題。
「上班族」對我來說，不是一種認同，而是一系列限制的總和。
這些限制雖然不會形成我的認同，但我會尊重那些限制背後想要達到的價值，然後我用一種新的方法，去達成同樣的價值。
市場有個需求，然後我們創造一種新的方式去滿足他。也就是說，我認同那個價值，但不用認同那些限制。
《道德經》裡面有提到：「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意思是說，把陶土燒成陶器，中間要呈現中空，這樣的空間才能用來裝東西。也就是說，中空才能產生價值
如果只是很堅持某些事，但不說明背後的價值，可能就會被人家說：「你很難相處。」
最好的開會方式，就是確保這場會不要白開。開會讓大家不舒服，不是開會本身，而是開了這次會之後，並沒有減少開下次會的可能，以會養會。有時候開這次會，就推翻了上次會議的決定，這個結構，才是大家不舒服的。
所以我後來處理方式也很簡單，就是我不下裁示，但是建議一個可以讓各方利益關係人充分討論的架構。
各部會把自己的主張公開，全部上網。那麼所有跟這議題相關的人，不管是政府業務的承辦人，還是電競的運動員，都會看到，都可以提出一些想法。
我們做的事情只有一個，類似分散式帳本，大家在網路上建立一個共享的空間，每一個新的想法一提出，我們就在那個空間記錄下來，但不是拿它去否定前面的，正式進入會議時，每一次會議都不能取消上一次會議的結論。
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一直往有建設性的方向走。
以後者來說，如果能在會議中，應用ＯＲＩＤ討論法，先說出自己看到的事實（objective），然後聚焦在分享感受（reflective），接著開始收斂、凝聚共同價值（interpretive），最後找出行動方案（decisional），這樣的會議，就比較可能達成共識。
作為數位政委的技能樹長得怎樣呢？
我粗略地分成三項：主持的技能，轉譯的技能，記錄的技能。
轉譯的技能，意思是當我要進行溝通時，面對各種不同生命經驗、各種學習方式的朋友，確保對方能用比較親切的方式理解一件事情。
轉譯的技能，也包括看了一大疊東西之後，畫出簡報，以視覺來溝通，或是把別人說了很多的話，摘要一下。或是，如果我碰到習慣文字溝通的人時，如果要轉達的素材是影片，那麼，我就用口述影像的方式轉譯出去。
記錄的技能，是把每一次討論和主持的過程，透過直播、逐字稿留下紀錄，讓半途加入的人，也能知道先前完整的脈絡，而不是一次只看到一句，就產生情緒反應。
這種用「＃」開始的橫向連結，常常會為組織帶來創新的能量。
因為一般的組織都是垂直分工，分部門分組分科，你的同事也許有多種能力，但就只能在那一組裡面處理事情，所以我們不會知道他有哪些多樣的能力。
比起一對一地請教，被問的人完全沒有負擔，因為想答就答，不回答也沒關係
創新的主要關鍵在於首先「不下判斷」。完全不下判斷地去閱讀、聆聽，把所有的訊息都當成材料，而不認為那是雜訊，我覺得是主要的技巧。
協作（collaborate）最特別的一點，是可以跟陌生人一起創作產生。
我至今最美好的創作經驗，都是透過協作，進行橫向的、特設的（ad hoc），因為某個事件而浮現的聯盟，一起進行快閃的創作。
這個創新不是發生在技術，技術並沒有什麼特別，而是要跳脫傳統上要「政府由上而下授權才能拿到場所代碼」這個程序。
每個人來做都一樣的部分，就會交給ＡＩ。在人跟機器之間，越靠近人，這段就不是ＡＩ做的，越靠近機器、資料，這段就是ＡＩ做的。
未來ＡＩ會對產業造成的最大不同，就是我們不再會覺得吃苦當吃補，不再把不合理的工作當作磨練。過於繁瑣的工作，未來可能就會交給ＡＩ。也就是去確認，哪些工作是真正帶給我們愉悅的，就由人來做。其他就不用由人來做。
例如生產線的組裝工作，通常是由人個別完成，比較不會需要人際互動，這個就可以交給ＡＩ。另一方面，即使飛機早已進步到「自動駕駛」階段，但機長這個工作卻沒有被淘汰，因為當機器出事了，機長可以補救。律師事務所的ＡＩ可以幫助檢索，但最後檢索出來的結果，還是由人來運用
但如果是設計師，要理解用戶的需求，想著要怎麼客製化，這牽涉到人跟人之間觀點的交融，就很難由ＡＩ來做。
要看出ＡＩ是在幫這個人，還是在主宰這個人，就要看ＡＩ能不能被他的使用者了解、客製化，或是使用者能不能修正ＡＩ的歧視、偏見（bias）。
我看到的未來是，ＡＩ幫助人們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產生連結，本來無法共同創造的，可以一起創造。只要ＡＩ是處於連結人跟人的狀態，就沒有取代的問題，因為ＡＩ發展得越強，人跟人的連結也越強。
人跟人之間需要獨特生命經驗的部分，是ＡＩ不能取代的。什麼叫做獨特？就是兩個不同的人來做，會有兩個不同的結果。如果有一件事情，兩個人來做會有同樣的結果，這個叫做冗事（trivial），那就是可以被自動化的。
在我們這一行（軟體工程師）的典範，有點不一樣。因為我們這一行的大師，足以稱為典範的那些人，例如Larry Wall或Richard Stallman，他們不但留下他們「如何看一件事情」的視角，也留下實踐的工具，不論是法律上的工具像copyleft、ＧＰＬ，或是像程式領域的工具Patch、Perl等等。
當前人留下數位工具時，等於這個人每天都是活的，我每天都可以跟他互動。
當我碰到不特定的人時，我也不會把他分類，而是當他分享他的經驗時，我會想有哪些跟我共通的地方。我也發現到，我越是這樣跟他互動，互動的品質就會越好。
朋友間的互動，可以調整到彼此最舒適的狀態。我不會強迫朋友用他不習慣的方式跟我相處。如果他只寫email，那麼寫email就可以跟我相處。如果他只願意講電話，講電話也可以跟我相處。如果他只願意寫共筆，寫共筆也可以跟我相處。
我的人生沒有長期的規劃，只有一天的規劃
畢竟我心臟有致命疾病的狀態持續了12年，並不算短。所以，即使後來我接受手術了，看起來身體好轉了，但這樣不確定的心情，只是轉化，而不是消失。
如果手邊有正在做的事，超過當天的，我就可以發表出來，讓別人去做，也不一定要我來做。
因為我不一定活到明天，所以，我今天就放下它。
但eudaimonia是無欲無求，法喜充滿，是一種極深層的滿足。Eudaimonia是不用找樂子，也可以覺得很滿足，是一種知足的狀態。對我來說，只要睡夠、吃飽、有呼吸，就可以感受到eudaimonia。
長輩也知道，現在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時代，但他只是需要被尊重，不希望被強迫改變，而是要有選擇。因為數位科技應該要包容各個世代，所以，沒有人需要覺得被犧牲。如果長輩可以講得出他的需求，或是年輕人可以直接問：「你習慣怎麼做呢？」這樣就可以共同創造最後的成果
有時我會想，對我來說，有些現在看起來很困難的事，10年20年之後有解方就可以，不一定要是我啊，總是會解決的。
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都會感受到自己的情緒。可以常常練習跟自己的情緒對話，讓自己當下的感受表達出來。不管是用講的、寫日記、畫畫、跳舞，都是很好的，這樣可以讓自己看到內在的狀態。
但我看到的是，一個人成熟的歷程，主要還是看他所在的社會如何期待他。
在我所處的黑客圈，特別不注重年齡。重視的是對這個領域的貢獻，有多少貢獻，就有多少影響力，跟年紀無關。這樣的情況下，自然就沒有那種社會壓力說，我在幾歲的時候，要有不同的自我期許。
雖然現在有很多線上的聯絡方式，我還是喜歡用email聯絡，我覺得email是最平等、自由的聯絡方式。想到就可以寫，對方有空再回，對方也不會知道你幾歲。
例如，老子的人生智慧裡，有提到「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慈」是尊重生命，照顧好自己的生命，也盡量照顧到眾生（其他的生命）。「儉」是減少欲望，不耗用不必要的資源。「不敢為天下先」，是「不爭」，意思是不需要和其他人競爭，也能做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
如果去看ＩＥＴＦ給新手的指南，這份指南的標題就叫做ＩＥＴＦ之道（The Tao of IETF），與老子所用的「道」（Tao）是同一個字。
這份新手指南中，列出了社群中的溝通原則和形式，但也特別說明，這些都不是正式的規範，而是從過去的經驗中，經過驗證，至今認為可以應用的實作方法。
《老子》有許多解釋的版本。在眾多版本中，我最常使用的就是美國作家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譯本，我認為她的翻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詩的感覺。
第28章的「守其雌」，如果連同後面的句子一起看，加上「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整段話的意思是：「持守恆常的德性，如同返回嬰兒初生的樣貌」。
上面的提問之後，接續的這一句，提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意思是在時機到來或消失時，能不能保持沉靜而不躁動？勒瑰恩把「雌」翻譯成「a bird with her nestlings」（與巢同在的雌鳥），我覺得是更有詩意的。
如果是我到他們的時代，我會把自己當成一個載體，放到什麼地方，我就以那裡的經驗為題目來探索。
如果以「創造與別人最大的共同經驗」來看，沒有什麼樣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這12個字說的是，在人生中遇到的挑戰，不逃避閃躲（面對它），承認這個困難確實存在，是人生的一部分（接受它），然後想出應變的方法（處理它），付諸行動之後，就不要在意這件事的成敗（放下它）。
這裡的重點不是要業者關店，而是針對環境的污染，需要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ＰＴＴ是臺灣最大的ＢＢＳ站，常被稱為臺灣的Reddit。但跟Reddit不同的是，在過去25年中，這是由國立臺灣大學資助的社交平臺，以開放程式碼運作，站內沒有廣告商，也沒有股東，所以不會有任何不正當的利益。
法律限制付費贊助只能來自國內，不能是國外
所有付費贊助的資訊，也應該要被追蹤，這訊息接觸了多少人等等
至於劣勢，可能跟日本或韓國這些東亞國家一樣，整個社會有敬老的風氣。所以，當組織裡的長輩或資深的人，提出一個他們自認很好的想法時，年輕人可能很難當面反駁
所以我建議，在組織裡可以為年輕人發明職稱（title），讓這些年輕人有機會擔任政府的反向顧問（reverse mentor，由年輕人擔任資深工作者的顧問），在討論重大議題時發聲。只要有了適當的職稱，那麼年長者就會改用「同儕模式」而不是用「前輩模式」，以比較平等的方式，跟年輕人溝通。
她說：「你看到ＡＴＭ機器上的反詐騙貼紙了嗎？如果我一不小心操作失誤，那麼我可能就會把我的全部積蓄都匯出去，我就沒辦法把錢要回來了。或者，如果在我後面排隊的人，偷偷記住了我的密碼，我也可能被騙。」所以，她非常抗拒去操作ＡＴＭ機器，因為過去臺灣很多詐騙案都是跟ＡＴＭ有關
當然，楊奶奶仍然可以選擇使用電子支付，但她相信硬幣，所以我們不應該強迫她使用電子支付。
如果我堅持想要推動一個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更為省力的做法，但是，卻有少數的年長者覺得不安心，那麼，這樣的汰舊換新，會讓年長者因為不喜歡被強迫改變，不得不為自己強力發聲，而他們的聲量，也會讓其他人對這個新系統不信任，最後，這個創新就行不通了。
只要去找長者，邀請他們參與，他們可以貢獻很多智慧。有這樣的參與感之後，長者也會幫忙說服自己的朋友和鄰居，因為，他們通常是社區裡的關鍵意見領袖。
一旦建立了這樣快速的回饋系統，最後，就會達成「風險較小，而且容易修正錯誤」的結果。
一旦達到這樣的境界，人們也許就不會再稱你為「領導者」了。人們會想，事情本應如此，就像道家說的「我自然」，不是嗎？但我相信這正是領導力達到巔峰的狀態，因為，你可以用更有創造性的方式來貢獻你的時間，而不是像保母一樣照顧別人。
我想說的是，現在，我的確與政府一起工作，但不是為政府工作。我與人民一起工作，而不是為人民工作。因為同時，我也在國際間與開放創新的開源社區中與社群一起工作。在擔任臺灣數位政委的同時，我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創新組織中，也做了七份不同的、不支薪的兼職。所以這意味著，我的主要貢獻，不是自己由上而下的任何創新，而是將國外的創新連接到臺灣。
他帶我看電腦上的庫存數字，說：「你看，我們可以在發出最後一張號碼牌的時候，直接在口罩進貨量填入『–1000片』口罩。因為系統不知該如何處理負庫存，所以我的藥局會就會直接從口罩地圖上消失，這樣問題就解決了。」他說：「好吧，我知道這是一個駭客手法，但請不要讓疫情指揮官陳時中部長知道。」
所以，有些社會創新的確可以形成自己的影響力，變成新的常規。那麼政府就無法忽視你的存在
有一年我在巴黎參與氣候變遷的會議，與會者戴上ＶＲ（Virtual Reality）眼鏡，從虛擬實境中，身歷其境感受到氣候變遷造成的後果，雖然只有短短三分鐘，卻讓每個人深感震撼，這樣的ＶＲ建立了共享實境（shared reality），而經過這樣刻意設計的情境，有時比面對面的溝通更能促進交流和同理心。
因此，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開發者不能只是說，哦，如果你按照設計者的初衷使用它，就不會損害你的隱私。應該要說，如果你有跟我們想像中不一樣的新應用，可以造訪某處確認，以確保我們原來的設計不會侵犯你的隱私。當然，要展現這樣積極的態度，十分耗時，但我相信這件事對於建立相互信任，非常重要。
在一九八○年代，臺灣那時還是一個專制的地方。我們的政府有很多侵犯人權的行為，但我們不是在學校知道這些事，而是從位在香港的國際媒體報導知道的
所以，我的觀點是，只要確保整個科技界了解到科技的確有被濫用，並且認知到，雖然我們無法預防我們的工作成果被濫用，但我們可以選擇在不濫用科技的團隊中工作。
如果科技專家能謹守這些規範和界線，並拒絕在跨越界線的創新團隊中工作。那麼我們就可以致力於研發新的技術，幫助被壓迫的人們，度過他們現在身處數位獨裁主義所面臨的困境。
無論社會中有什麼常規，數位科技都會放大這樣的價值。
回溯到八○年代時，臺灣追求民主的人們，透過閱讀民主思想的著作，參與讀書會等方式，最終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和新政黨的形成，這些要感謝當時的國際支援和國際輿論。所以我相信，如果能確保數位民主的社會運作良好，像臺灣過去從威權邁向民主的經驗，也有可能在獨裁政權的地區出現。
任何人只要以同樣的方式、實踐同樣的過程，來「對齊價值」（alignment consultation）和「給出交代」（accountability），就可以成為政府。
部落化的心態是人性，所以不會消失。
通常，人們會不自覺地根據他們在社交媒體的貼文獲得多少「讚」，來評價自己的影響力。
我不是以「憤怒」而是以「幽默」來吸引人的注意力。通常我並不會取笑別人，而是開自己的玩笑，這樣並沒有傷害到誰，但可以用這來邀請那些與我們不太一樣的人，成為對話的一部分，獲得更多的讚。這就是我在網路上「擁抱小白」（hugging the troll）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