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文譯本時讀到有趣的地方就找英文原版對比原文，細細讀著結果花了20小時，是非常精彩、捨不得讀完的一本書。
以下分享偏向個人感想。噗下含劇透
在舊英國殖民地香港長大的我，小時候不免被灌輸「讀好英文才能晉身精英階級」的思想（因為掌權者是英國人嘛）。然而，成年後到了美國生活，當工作場所說的都是英語，但我能和親近的朋友以途人都不懂的、有九個聲調的廣東話交談時，我會覺得「懂得一種複雜的語言真好」！其實，不少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移民後代，他們的母語並不是英語，而英語說得與其他英語為母語的美國人同樣流利。我覺得懂得多一種語言，就像有多一套文化觀念可以參考，或是多一個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實在是難能可貴的財富。相對而言，英語大家都懂，就顯得平平無奇。
作者透過奇幻的世界觀設定，具體化了上述概念，將語言為一種可以開發（並榨乾！）的資源——主角之所以和另外三位同伴被送進《巴別塔學院》，正是因為他們的母語是還未被透徹了解的語言。若了解兩種（或以上）語言之中近似同義詞的差異，就能激發銀條的魔法，產生源源不斷的動力。巴別塔學院就是為了生產這些維持英國經濟的動力而存在，而被送進這所學院研習語言的外地人就是生產這種動力的技工。
主角熬過了強迫接受語言特訓的黑暗童年，終於能進入巴別塔學語研習翻譯技巧。讀著他與同伴討論翻譯的學問時，我能感覺到他們對翻譯這門藝術是如此深愛。
羅賓擺弄了一會兒酒杯的杯腳，決定繼續說下去：「我認為翻譯在很多方面都比原創作品難很多。因為詩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可以任意選擇創作語言中的語言技巧。選字、語序、音韻，這些全都很重要，少了任何一個，整首詩就會分崩離析。所以雪萊才會寫道，翻譯詩歌就跟將紫羅蘭投入坩堝一樣不明智。因此譯者必須身兼翻譯、文學批評家和詩人的身分。他必須充分閱讀原文，以理解箇中奧妙，並盡可能準確傳達其含意，然後根據自己的判斷，將譯文調整成在目標語中令人賞心悅目且符合原文意涵的結構。詩人能在草地上自由奔跑，而譯者則是戴著枷鎖跳舞。」
弗里德里希．史萊馬赫認為翻譯應該要有一定程度的不自然，能清楚看出是外國文本。他認為譯者有兩種選擇：要麼不打擾作者，讓讀者去靠近作者；要麼不打擾讀者，讓作者去靠近讀者。史萊馬赫選擇了前者，但現在英國的主流是後者，讓譯文在英國讀者眼中讀起來自然流暢，看起來根本不像是翻譯作品。…「但忠實的相反是什麼呢？」普萊費爾教授問道。他的辯證法來到了尾聲，現在只差一個強而有力的結論。「就是背叛。翻譯意味著對原作施加暴力，為了目標受眾外的外國讀者扭曲並竄改原作。那我們該怎麼辦呢？除了承認翻譯行為必然會是一種背叛行為之外，我們還能得出什麼結論呢？」
翻譯是需要小心翼翼斟酌並謹慎實踐的藝術。然而，當得悉銀條的真相後，翻譯一下子卻淪為生產的手段。藝術家在國家機器之下，原來不過是工廠技工一員——讀到這裡，我不得不替主角和他的同伴心痛，但湧上心頭更強烈的是虛無和荒謬感。
然而，魔幻世界中發生的事，跟現實不也類似嗎？當藝術和創作能夠被數位化，創作者小心呵護、珍而重之的作品就被掌握了資源分配權的少撮人化成餵養AI（訓練機器學習模型）的材料，而AI（就像銀條）能生成源源不絕的「新作」（＝以統計方法生產出來的「作品」）…
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巴別塔學院是他們在這個國家唯一的棲身之地。他們是被選中的人，享有自己過去完全無法想像的特權，受到有錢有勢的男人資助，卻不完全理解對方的動機，也非常清楚自己可能隨時會失去這些特權。這種不確定的狀態讓他們感到既大膽又害怕。他們握有王國的鑰匙，而且不想還回去。
就是這種共同處境，讓主角羅賓與同伴雷米以及薇朵瓦發展了極深的羈絆，以致日後在生死關頭仍能共同進退，雖然遺憾無法一起走到最後——這在小說前半部分作者已預告了：
後來，當一切都變了調、世界一分為二時，羅賓會回想起這一天，回想起第一次一起喝下午茶的時光，自問他們為何這麼快就變成了朋友，為何不經大腦思考就急著信任彼此。他們明明有數不勝數的方式可以互相傷害，為何他們卻視而不見？為何他們沒有停下來思考四人在出身和成長方面的差異，從而發現他們立場本來就不同，也永遠不可能站在同一邊？
其實我覺得作者特意預告這一段有點誤導成份：因為即使出身和成長方面有整大差異，劇情發展到後面，除了將軍之女蕾緹，並不見得另外兩人不能站在一起，他們只是在某些分叉點作出了不同的抉擇，「永遠不可能站在同一邊」的只有蕾緹。
我蠻欣賞整個故事裡，主角羅賓並沒有對任何人産生愛情（至少作者沒有明言），他思想上的轉變（例如由當初的懦弱怕死慢慢「進化」至以暴力解決問題）以及所有關鍵決定都有跡可尋。（而愛情則是不可理喻的XD）
故事起始已經是灰暗的色調，但主角由進入學院時對未來還抱有虛假希望，被一次又一次暴力地抹殺至全無希望，依然是一個漫長且痛苦的過程。我非常佩服作者在早已失去色彩的世界中，仍能層層遞進至徹底的黑暗和絕望，成功把讀者我的注意力維持到最後。
讓羅賓看清巴別塔本質以及己身宿命的，無疑是他同父異母的「失敗試驗品」葛瑞芬。勒維教授和某個中國女人生下了葛瑞芬，卻在葛瑞芬還沒打好中文基礎時就把他帶到英國——
「你看，我就是你失敗的前一代，我們親愛的老爸太早帶我離開中國了，我可以聽得出聲調，但也就只有這樣，我的語言程度大部分都是來自後天學習，我沒有中文的記憶，也沒辦法用中文作夢。我擁有回憶，也擁有語言技能，可是我沒辦法穩定發揮銀條的力量，銀條在我手中多半根本動也不動。」他喉嚨一緊，「我們的父親賭你賭對了，他把你留下來成長，直到你能夠識字，但他在我形成夠多連結、夠多記憶之前，就把我帶到這裡了。還有，他是我唯一能夠講中文的對象，那時候我的廣東話講得好多了，而現在這也沒了，我沒辦法再用廣東話思考，當然也不可能用廣東話作夢。」
「你懂的，」葛瑞芬邊說邊盯著他，「你知道母語消失不見是什麼感覺，你及時找了回來，但我並沒有。」
在成年後才離開香港長居美國的我，讀到葛瑞芬的話心有戚戚焉——有時候我無法立即想到如何用母語表達自己，只想到英語該怎說時，我是會感到慌亂的。
大學時期同儕間有種說法：「我們要成為bilingual，即能在中英文間切換自如；如果只能想到英語怎麼說，那是semi-lingual（比monolingual還低一級）。」🤣 雖然這不過是個玩笑，但我一直到現在都以此警惕自己，深怕因為懶於思考而失去了用母語表達自如的能力。
也許這是我無謂的強迫症？畢竟，深究下去的話，語言之間不一定有直接的對應（「不可譯性」），這也是書中銀工魔法的核心：
銀工魔法背後的核心原則是不可譯性。當我們說一個字詞或片語不可譯時，意思是在另一個語言中，沒有與之完全相等的字詞或片語。就算能用幾個字詞或句子捕捉部分的含意，還是有一部分失落了，落入了生活經驗中的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語義空缺。以中文的概念『道』為例，我們有時會翻譯成『路途』、『途徑』，或是『事物應有的模樣』。然而這些翻譯都無法真正概括『道』的含義，光是這一個字就要用一整部哲學巨著來解釋。
這就是普萊費爾教授上學期反覆灌輸到他們腦中的論點，也就是所有的翻譯都必然會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和竄改。
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及其含義數不勝數。嚴格來說，沒有任何兩種語言的『翻譯』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翻譯的配對會產生自相矛盾的情況。」普萊費爾教授說。銀條震動得太過劇烈，甚至從桌上彈起好幾公分，但教授仍面不改色。「它會試圖創造出更純粹的翻譯，以囊括與每個詞相關的隱喻，但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翻譯。」
故事中段，講述在巴別塔學院的平行時空裡，林則徐銷毁鴉片前，羅賓和伙伴被帶到廣洲做貿易談判的傳譯員，還有林則徐與羅賓交談的橋段。（到了最後，作者對鴉片戰爭有否爆發作出了開放式處理，我覺得這是挺妙的安排。）藉著羅賓回到故鄉，作者揭示了他和母親以前的生活：
羅賓想到他母親，她苦澀地回想起她從前照料的花園，還有她曾經穿的華服，都是在他舅舅來這種鴉片館把家產揮霍一空之前；他想像他的母親，年輕又絕望，熱切願意為承諾給她錢的外國男子做任何事。男子利用了她，還虐待她，並把她和一名英國女傭丟下，還留下一連串令人不知所措的指示，告訴她怎麼用一種她自己都不會講的語言，來養育他們的孩子──她的孩子。羅賓是因為貧窮導致的選擇而誕生，而貧窮則是由這樣的地方造成的。
生在印度的雷米也回憶起殖民者的惡：
「我不覺得我這輩子忘得了那幅景象，」他（雷米）把手肘靠在橋上，嘆了口氣，「一排又一排的花朵，根本是一片花海，是種非常鮮艷的猩紅色，讓田野看起來不太對勁，彷彿土地在流血一樣。這全都是種在鄉下，然後包裝好運到加爾各答，再交給民間商人，他們會直接把東西送到中國來，這裡最受歡迎的兩個鴉片牌子就叫作『帕特納』和『摩臘婆』，都是印度的地區，從我的家鄉直送你的家鄉，阿賓，這不是很好笑嗎？」雷米朝旁邊看了他一眼，「英國人把我的家鄉變成一個毒品和軍事國家，再把毒品灌到你的國家，這就是這座帝國連結我們的方式。」
此時羅賓在腦海中看見了一張巨大的蜘蛛網，從印度到英國的棉花、從印度到中國的鴉片、白銀變成中國的茶葉和瓷器，然後又再流回英國，聽起來實在如此抽象，只不過是使用、交易、價值的分類。直到一切全都變調，你發覺自己就居住在這張蛛網中，察覺你的生活方式所仰賴的各式剝削，直到你看見若隱若現的殖民勞動及苦難造就的鬼魂，飄蕩在這一切之上。
葛瑞芬的憤怒其來有自，羅賓心想，他錯就錯在覺得自己可以有所改變，這種貿易網路牢不可破，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把這樣的安排推離軌道，檯面下有太多私人利益、太多財富危在旦夕了。他們可以看得出一切的走向，但有權力改變的人，也都身處能夠獲利的位置，被害得最慘的人則根本沒有權力。
讀到這裡，已可預視後來反抗帝國統治的地下組織赫密士會的反抗注定不會成功。我想，這大概也是歷史學專業的作者想訴說的唏噓吧。
在赫密士會佔領巴別塔學院與帝國對抗時，參與者全都被困在塔內，那時有人希望記錄下塔內眾人的活動，希望這場反坑能在歷史上留下一點痕跡：
「我覺得沒人知道這會怎麼結束，」伊布拉辛繼續說道，「但我知道如果結果失敗，他們會怎麼說我們，巴黎那些學生死在路障旁邊時，大家都叫他們英雄，可是要是我們死在這裡，沒人會覺得我們是烈士。而我只是想要確保有留下一些有關我們的記錄，一份讓我們不會變成惡棍的記錄，」伊布拉辛看了羅賓一眼，「但你不喜歡這個計畫，對吧？」
相關紀錄是如此匱乏，除了眼前這本，根本不存在任何與赫密士會有關的大事記，赫密士會的運作就像那些最優秀的祕密結社，即便改變了英國歷史，卻__完全抹去了自身的存在__，沒有人會慶祝他們的成就，甚至都不會有人知道他們是誰。
事情的確是會這樣發展的。四年前的香港事變不也就是這樣嗎？參與過反抗的人，要是能逃掉的，肯定不得不抹去自己的存在。「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反抗既然失敗了，歷史詮釋權也就在當權者那裡，當初反抗的人，不論有沒有被記名，官方論述中肯定是一堆無關痛癢的滋事份子/烏合之眾。
寫到這裡差不多了。以上我只以自身出發，寫了跟我自身經歷有關、書中讓我特別感慨的部分。書中有趣的部分還多著，千萬不要錯過。
後按：讀《等待在夜裡被捕》這一段時又想起了《巴別塔學院》：
「與歐洲帝國殖民者一樣，移居新疆的漢人瞧不起維吾爾地區的原住民族，他們絕大多數認為維吾爾語沒必要學。但正為因語言不通，他們眼中的維吾爾社會顯得陌生而高深莫測，經常令他們忐忑不安。」
現實裡維吾爾語不被漢人理解，也許還在維吾爾人之間保留了一塊不被殖民者侵犯的淨土（雖然日常用語已經被殖民者改到變四不像🥲）。但在《巴別塔學院》的世界裡，連這也可以被「榨乾」，真是什麼都不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