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讀墨人文歷史閱讀馬拉松，這幾天讀完了《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花了共21小時。
這本書說的，遠不只利奧波德國王的語言偽術和反人道罪行。首先，非洲本土部落本來就存在奴隸制度，而剛果以外的其他非洲地區，何嘗沒有遭受歐美強國屠殺及剝削。這書就明確記載了當年歐美各國的反應，暴露他們對非洲人力和天然資源齷齪的貪婪。「正如他們（英國人）忘了主要是因為英屬西印度群島爆發大規模奴隸叛亂，他們才加快了終結奴隸制度的腳步。」多年後，剛果人民終於以民主投票選出的總統盧蒙巴，因其不受賄賂，美國派人將其刺殺。
書中記載的歷史提醒我，沒有任何強權是可以信賴的——國際關係充滿了利益考量，所謂的道德讉責也不過是公關手段。變強才是自保的唯一方法。
這段歷史其中一點讓我嚴重不安的是，其實親眼目睹大量非洲原住民被強制勞役、砍掉右手及屠殺等慘劇的歐洲人並不少，當中還包括傳教士，但留下有條理的書面紀錄的寥寥可數。
除了勒弗蘭克之外，為剛果政府工作的歐洲人，幾乎沒有人留下對官方的恐怖行徑感到震驚的書面紀錄。
作者分析冷眼旁觀甚至積極參與的心理，其實與五十年後在納粹與蘇聯集中營裡工作的人一樣：
就跟五十年後成千上萬穿著軍服在納粹與蘇聯集中營裡工作的人一樣。「泯滅人性之人確實存在，」李維（Primo Levi）如此描述自己在奧許維茲（Auschwitz）的經驗。「但他們的數量很少，所以並非真的那麼危險。比他們更危險的其實是……輕易相信而且毫不懷疑地聽從命令的政府人員。」
一開始的原因是種族。對歐洲人來說，非洲人是低等人種：懶惰、不文明、只比動物好一點。事實上，非洲人最常從事的即是類似動物的工作，也就是被當成馱獸。無論在哪一種恐怖體系裡，執行政策的人員首先必須不把受害者當人看，而維多利亞時代的種族觀念提供了這樣的基礎。
此外，剛果的恐怖也是當局允許的。對白人來說，反抗體制意謂著挑戰提供你一切生計的體制。
在這種體制底下，有一個方式可以幫助政府人員「慢慢習慣這件事」，那就是讓負責人員與實際的恐怖行為稍微維持一點象徵性的距離，使其與受害者之間沒有直接關係。
於是，大多數席科特的鞭刑便由非洲人加諸在非洲人身上。對征服者來說，這麼做還有另一層目的。它能在被征服者當中創造出一個領班階級，就像納粹集中營裡的「囚監」（kapos），或蘇聯古拉格勞改營中的「模範犯人」（predurki）。正如恐嚇人民屬於征服的一環，強迫他人執行恐嚇也是同樣用意。
光是在平民之間製造階級差異，就已經可以做到這些效果——這是現代社會中也可以發生的事。
利奧波德國王使用了大量語言偽術掩飾自己的反人道罪行，甚至把自己塑造成慈善家。「剛果自由邦」這個名字就夠荒謬了，還把被強制勞動的剛果人稱為「志願者」。但文字盛載的意義，的確會讓事不關己的讀者下意識放下戒心。
而以往有奴隸制度的英國和法國，在自身的奴隸制度瓦解後，也以語言偽術煽動民眾的情緒與仇恨，滿足大眾的「道德感」並藉此為所欲為：
英法對於奴隸制度的責難，完全傾瀉在一個遙遠、弱小、非白人的安全目標上：從東方前來對非洲進行掠奪的阿拉伯奴隸販子。在尚吉巴（Zanzibar）的奴隸市場上，奴隸販子把擄獲的人口賣給當地的阿拉伯人種植園主，以及其他來自波斯、馬達加斯加、阿拉伯半島蘇丹國與大公國的買家。對歐洲人來說，這裡是反對奴隸制度的理想目標：一個「未開化」的種族，奴役另一個「未開化」的種族…
阿拉伯人其實是個誤稱；非洲阿拉伯人才是比較精確的說法。雖然被他們俘獲的人口最終都送往阿拉伯世界，但非洲大陸上的這些奴隸販子其實大多數是說斯瓦希里語（Swahili）的非洲人，他們的故鄉位於今日肯亞（Kenya）與坦尚尼亞（Tanzania）。這些人大部分身上穿著阿拉伯服飾與信仰伊斯蘭教，但只有少數人有阿拉伯血統。儘管如此，從愛丁堡到羅馬，許多人撰寫書籍、發表演說與傳道，憤怒地抨擊這些邪惡的「阿拉伯」奴隸販子──而且他們的言下之意似乎也暗示再這樣下去，非洲將被非歐洲人殖民。
史坦利巧妙地在故事中穿插形象生動的酋長、異國的蘇丹與忠實的僕人，他在描述陌生世界時也用高度以偏概全的手法讓讀者感覺自在：「阿拉伯人本性難改」；「印度人是天生的商人」；「對於混血兒，我只有蔑視」。
歐洲民眾依然對以尚吉巴與非洲東岸為根據地的「阿拉伯」奴隸販子感到憤恨。不可否認，這些奴隸販子確實在東非與中非地區引發廣泛的恐慌，而他們捕捉的奴隸也持續被賣到印度洋東北岸與波斯灣地區。但歐洲人對於奴隸議題的義憤填膺，卻愈來愈多地夾雜著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渴望。此外，奴隸販子大多數是穆斯林，這更讓歐洲人的殖民野心有了道德藉口。
尤其在現今資訊流通更快的社會，很容易在看到一些新聞報導或網上文章後產生情緒，然後基於自己既有的偏見、迅速對某些時事或政治議題下了判斷。雖然我們未必有辦法辨識報導細節的真偽，但還是可以先冷靜下來審視自己判斷的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