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維與伊茲格爾而言，神學與宗教的善良，本身是可感受、可理解的，但邪惡卻是可感知、但不可理解的。
伊茲格爾算不上是異見人士，他是詩人、電影工作者、維吾爾知識分子，常有人會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但這句話是野蠻的，在這句話的背後，都是每一具痛苦的靈魂與帝國之間複雜的關係。並不是滄桑帶來詩意與藝術，而是在大規模的人性衝突之中，一切都還沒被述說完成，一切都無法被治癒完整，唯有書寫，才能讓人們處在不定的時刻之中，依舊能傾聽苦難的聲音。
「人要是被迫持續做這些事，用不了多久，遲早會覺得自己也成為警察，開始習慣彼此監控、互相舉報，他們會時刻提心吊膽，防著不具名的敵人，並經常感覺彼此相互為敵。」
維吾爾人只有一種被國家當局和協警認同的生活，就是「電腦看得到的生活」，而政府官員、公僕、協警這些監視系統的建立者或執行者，根本不認為維吾爾族真正擁有存在於系統之外的獨立身分。
在二○一七年六月下旬，他發來一條語音訊息說道：「五月這裡天氣壞透了。」他用的是維吾爾人習慣影射政治壓迫的說法。「我沒機會聯絡你。天氣說變就變，我們格外難熬。」
當時維吾爾自治區有如一座巨大的監獄，被保安警力和人類史上首開先例的生物辨識監控系統團團包圍。
儘管新疆的國家恐怖體制是由缺乏人性的官僚機構策畫出來的，但運作體制的個體，還有被體制輾壓的個體都是活生生的人，塔依爾的文字始終呈現出他們身為人複雜的思想情感。
他們是開私家車來的，這表示今天的事都不會記錄在案。
阿克巴爾稱呼我的時候，用的是敬語代名詞「您」（siz），這是好兆頭。他們如果認為我是罪犯，從一開始就會態度輕慢，用不正式的「你」（sen）叫我。
帕爾哈提十年前出版的《自殺的藝術》，涉及維吾爾語文學向來迴避的主題：疏離、性慾、自殺。這本書因為挑戰了維吾爾族的審美傳統和社會風俗，在文學圈掀起不少風波。有保守派評論者批評它褻瀆先知，雖然那是不實指控，但在此之後帕爾哈提便受到輿論猛烈抨擊，有人甚至揚言要取他性命。
一九九六年，我計畫赴土耳其求學，卻在中國與吉爾吉斯的邊境被捕，罪名是「涉嫌攜帶不法及機密文書出境」。那個年代，凡是維吾爾人都有可能因為任何藉口被捕，這會兒也輪到我了。我先在烏魯木齊一座看守所被關了一年半，之後被正式判勞教三年。我服完了一半刑期，剩下的一年半被送往喀什市的勞動教養所。
他們留我單獨在這裡坐了快一個鐘頭。這是心理戰術。人在這種處境下，會焦急地想知道自己為什麼被帶來這裡。被放著獨處又得不到資訊的時間愈長，人會愈焦躁、混亂而絕望。我因為明白這個道理，多少還能保持鎮定。
隔天晚間，阿克巴爾要求的二十四小時結束後又過了兩小時，我把寫給他的電郵和QQ帳號都作廢，重新註冊了新的帳號。我決定要節制一陣子，暫時不和國外的友人聯絡，包括阿布萊提和居熱提。
刀郎人是維吾爾人的一個分支，主要生活在自治區的西南方。
新郎最近剛從海外留學歸來，我們一位美國人朋友也在賓客之列。我猜這是阿克巴爾不請自來的原因，監視與海外有聯繫的人想必是他的職責。這時我才明白，無論到哪裡都走不出祕密警察的視線。
一：北京來的電話
從今日來看，期待習近平執政能為維吾爾人帶來和平實屬荒唐，但當時不少維吾爾知識分子懷抱如此希望。部分開明派的漢族知識分子也認為，習近平執政說不定相對開明。由於中國政壇欠缺透明，人們往往也只能臆測新任領導人的政治傾向。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中國共產黨掌權後不久，即任官於中國西北地區，曾批評國家對新疆地區的鎮壓政策。維吾爾知識分子傾向認為習近平在維吾爾問題上也會追隨其父腳步，這是誕生自絕望的希望，是慘受虐待的族群對殖民者予以寬待的幻想。
伊力哈木認為中國政府訂下自治政策，卻未在維吾爾自治區實施；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當地無法無天，簡直自成一國；漢族移民大舉湧入，擠壓當地原住民族的生存空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家鄉淪為少數民族；同時，維吾爾人面臨嚴重失業問題，維吾爾語也被教育系統排擠至邊緣。
伊力哈木的異議觀點自然也引來中國政府關切。他常常會被警察請去「喝茶」，這是委婉的說法，其實是指讓一些人接受非正式警告或訊問。若碰到敏感時期，例如二○○八年舉辦北京奧運，或西方國家領袖訪問北京，警察還會帶伊力哈木全家人去「度假」一段時間。
烏魯木齊警方會遠赴兩千多公里外的北京逮捕一名大學教授，這件事很不尋常。照理說，北京警方擁有要不要抓伊力哈木的管轄權，會出動烏魯木齊警察，就代表逮捕伊力哈木是最高層下的命令。
二○○九年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後的鎮壓尚未結束，政府隨即展開單獨針對維吾爾人的行動。這場被稱為「嚴打」的運動，名義上以打擊「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暴力恐怖主義」為目標，實質上的影響卻更深遠。
○九年烏魯木齊暴力衝突後，維吾爾自治區的網路被禁用將近一年，後來雖然重新開放了，但仍有無數個外國網站，特別是新聞網站遭到封堵，存取一律被視為重罪。
之後有許多年我都忍不住猜想，黃色歌曲到底是什麼。後來我才知道當年那個叔叔聽的「黃色歌曲」，其實是塔什干電臺播送的維吾爾民歌。很多維吾爾民歌以浪漫愛情為主題，而在那個人性被否定的年代，人人只是巨大革命機器的小齒輪，這些歌曲被貼上「黃色」的標籤，被列為禁歌。那個時期有很多人都因為「收聽敵對電臺的反動宣傳」受罰。在維吾爾自治區，所謂的「敵對電臺」指的大多是蘇聯各個中亞共和國的廣播電臺。
二：我的自以為是
勞教所距離大路一兩公里遠，我從馬路上就能看到營外的樹叢。牢房仍舊在那裡。我遠遠望著那片當年我們在上面辛苦勞動的戈壁灘，但今天沒看到有囚犯在勞動。我聽說那座勞教所現在改關「暴恐犯」，顯然已被改造成祕密監獄。獄裡關押的人只會被稱為「暴恐分子」，但實際上犯了什麼罪無人知曉。根據我推斷，一定是被判處長期徒刑的政治犯
二○○九年烏魯木齊事件後，治疆十五年之久的黨官王樂泉被調職，張春賢接任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甫上任不久，地方官員就安排在境內所有公共空間、學校，甚至是私人商店和餐館，不間斷播放《小蘋果》這首歌，簡直成了酷刑。大家都稱之為「張春賢的愛歌」。張一定是在哪裡聽見這首歌後向下屬提過喜歡，下屬大概為了巴結他，就在整個地區鋪天蓋地播放這首歌。
近來政府甚至安排伊斯蘭教長跳《小蘋果》舞。政府策辦公開迪斯可舞蹈比賽，要神職人員參加，並透過電視大肆播放。當我們看到這些平日莊重、受人尊敬、自戒聲色的教長被迫在臺上跳迪斯可，心中不禁湧上憐惜和憤怒。至於他們則多半咬緊牙關，盡可能不去想自己的處境有多荒謬、多可悲。強迫我們的教長做這些荒唐事，不只是公然侮辱他們，也是侮辱我們的信仰，但我們什麼也不能做。
在維吾爾人的禮拜場所升中國國旗，這種事前所未聞。就連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沒有過。強迫我們在維吾爾人的神聖空間升國旗，又一次提醒我們被殖民的身分。我聽說政府也強迫藏人在寺廟升起中國國旗。
而今，維吾爾清真寺升起中國國旗後四年，維吾爾的宗教領袖被迫當庭廣眾跳迪斯可舞。
「我有一件要緊事必須告訴你。從現在起，劇裡不能用assalamu alaikum（願真主賜予你平安）和wa alaikum assalam（願真主也賜予你平安）這幾句話了。電視臺收到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命令，我剛剛才接到電視臺臺長的電話。
先前委員會認為劇本沒有突顯黨對維吾爾人的仁慈，我們因而不得不額外加入許多橋段；接著委員會又說劇本裡沒有漢族角色，要我們添幾個進去。
沒事要求維吾爾節目製作中文字幕，只不過又是一個監控維吾爾人的手段。
與歐洲帝國殖民者一樣，移居新疆的漢人瞧不起維吾爾地區的原住民族，他們絕大多數認為維吾爾語沒必要學。但正為因語言不通，他們眼中的維吾爾社會顯得陌生而高深莫測，經常令他們忐忑不安。
「我聽說是口頭命令。assalamu alaikum和wa alaikum assalam在廣播、電影、電視或出版都不准用。」他說得漫不經心，像在陳述一件稀鬆平常的事。
於是幹部隨即致電給一名在政府工作的伊斯蘭教學者，問這句話的意思。學者表示那句話是阿拉伯語，是先知穆罕默德教給門徒的。全句原為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意思是「願真主賜予你平安、慈悲和祝福」。答覆問候的全句則是wa alaikum assalamu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意思是「願真主亦賜予你平安、慈悲和祝福」。學者又解釋，一般人通常只會用省略版的assalamu alaikum和wa alaikum assalam，意思是「願你平安。」
那份標題叫「禁用名字一覽」的文件由地方政府部門發布，文件上的小表格整齊列出十五個男子名和七個女子名。其中有一些如海珊、賽夫丁、阿伊莎、法諦瑪，是維吾爾人幾百年來廣用的名字。另一些像阿拉法特、穆尼薩等等，則是一九九○年代才流行起來，至於同樣也在表上的薩達姆和古杜拉，在維吾爾人中十分少見。我更從來沒聽過哪一個維吾爾人把孩子取名為賓拉登。
文件雖然沒有說明這些名字被禁的理由，但任誰一眼都能看出來，這些名字是因為過度突顯「族群」或「信仰」被選上。政府把禁用這些名字當作反制鼓吹宗教極端主義的手段，這是個壞預兆。名字是最個人的資產，要是連名字都保不住，一個人還能盼望保住什麼？
一年半後，地區政府發布另一份維吾爾名字禁用清單。兩頁長的表單列出二十九個男女名字，除了一些源自宗教而十分常見的名字，例如穆哈麥德（與穆罕默德同音）、哈吉（與朝覲同音）、伊瑪姆（與伊瑪目同音）、伊斯蘭等等，某些帶有族群用字的名字也被禁止，如土爾克扎特和土爾克娜孜（Turkzat、Turkinaz，字首皆源於突厥族Turk）。
其實買買提和穆哈麥德，只不過是同個名字的維吾爾語拼音和阿拉伯語拼音罷了。
另外有一位著名作家的筆名叫作圖蘭（Turan）。圖蘭指的是古代中亞，是突厥語族共同的故土，但這個名字現在也因「宣揚泛突厥主義思想」遭禁。
政府甚至還發布對地名的禁令。
如今民眾自掏腰包刊登啟事上報，卻是配合政府禁令，宣告放棄自己的名字。
到了那年年底，民眾被強制要求棄用「真主」，改說「我主」。比方說，要是有誰想說維吾爾人道別時常用的問候語「我將你託付予真主」，必須改成令人尷尬的「我將你託付予我主」。如果想在社群媒體上悼念過世的名人，過往常用的「願他在天堂安息」也不能再用了，至多只能說「願他在美麗之地安息」。再也沒有維吾爾人敢說出assalamu alaikum和wa alaikum assalam。
三：不速之客
當前的氣氛使然，維吾爾人在像這樣的聚會場合，愈來愈提防陌生的客人，深怕他們可能是政府的線人。但在維吾爾社會，文人的關係一般都很親近，彼此會互相鼓勵與尋求支持，與新作家打照面是常有的事。
以現在的局勢，純聚會不吃飯可能會引起在街上徘徊的社區居民委員會幹部關注。他們擔心我們假詩聚之名，行反政府集會之實，會立刻通報警察。
我們這些聚會通常是不上酒的，阿勒瑪斯也知道我不貪杯。但萬一帕爾哈提的擔心是對的，警察進來盤查看到桌上有酒，證明我們不是虔誠穆斯林，疑心會少一些。
一九九○年代中期，伊犁的維吾爾人為了對抗逐漸風行的酗酒、賭博和吸食海洛因惡習，開始復興傳統的麥西熱甫活動。在歌唱、舞蹈和其他娛樂活動外，麥西熱甫的參加者會以幽默的懲罰方式嘲弄惡習，透過談論天堂和地獄構成社會壓力，引導年輕人改過向善。但地方政府禁止了麥西熱甫，聲稱那會鼓勵宗教極端主義。
在今晚的詩聚上，我們希望桌上這兩瓶酒能如同神奇法寶，把我們變身為政府樂見的那種維吾爾人，只管享樂，不會惹事。
但艾力提醒說，二月九日是古代詩人艾里西爾．納瓦依的五百七十五歲冥誕，也是愛國詩人阿布杜哈力克．維吾爾一百一十五歲冥誕，把聚會安排在那天豈不是更有意義。
看來就是這則公告把今天的警察引來的。他們擔心的大概不是詩聚本身，而是一場紀念兩位知名詩人的聚會，可能演變成一場反政府活動，或至少是政府不喜歡的活動。
艾里西爾．納瓦依生活於十五世紀，被公認是維吾爾古典文學史上最重要的詩人。尤其他在當時多使用波斯語的中亞高雅文化中，力倡使用現代維吾爾語的先祖察合台語，而因此得名。阿布杜哈力克．維吾爾是二十世紀初維吾爾教育改革運動的一員，他透過自己的詩號召維吾爾民族覺醒和解放。（他就是為了這個理由，選擇以維吾爾當作筆名。）但他也因此在一九三三年遭中國地方軍閥處死。這兩名詩人的作品直到最近都出版發行無礙，甚至一直是官方紀念的對象，如今風向似乎轉了彎。
其中有位經歷豐富的中文教師，曾獲提名為全國模範教育家，他提到維吾爾語在教育體制中日漸式微，並微詞了幾句。幾天後，參與野餐的教師全數遭到拘留審問，最終幾乎所有人都被懲處，發言的那名資深教師被判刑七年。
四：書商艾力
你一定也知道，歷史小說在維吾爾市場向來賣得比其他文類好。但近兩個月來，像《足跡》和《故鄉—母親》這些書，出版社都不願意賣給我們了。看來傳言是真的。
話雖如此，決定作品有沒有問題的是國家，而審查標準也愈來愈緊縮。要是出版審查的標準有變，先前出版的書不符合現在新的標準，那作者肯定會倒楣了。
因此在詩集出版前，我仔細篩選所有詩。有幾首被我直接剔除。另外一首我刪去「未見過的祖國你無從想像」這一行，還有一首則把「我母親並非異教徒」改成「我母親並非沒有信仰」。
二○○九年烏魯木齊事件後，自治區政府發起「回頭看工程」。黨委宣傳部籌組特別委員會，回顧一九八○年代以來的維吾爾語書籍、報紙、雜誌、電影、電視和廣播，任務是找出任何含有民族分離主題或宗教極端主義的內容。
我在二○○七年認識尼加提，當時我在喀什地區執導維吾爾人慶祝古爾邦節的紀錄片，是政府委託攝製維吾爾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紀錄片的其中一支。
但聽到政府現在連自己單位委製、經自己的審查員許可發行的影片都開始審查，我頓時起了雞皮疙瘩。
傳言說，幾乎所有維吾爾歷史小說都被查出類似「問題」，很快就會被禁。甚至連賽福鼎．艾則孜寫的暢銷歷史小說，都被政府給禁了。賽福鼎是中國共產黨史上位階最高的維吾爾族官員，就連這麼受信賴的黨內老臣的作品都能被禁，其他維吾爾作家的未來無疑凶多吉少
一般來說，政府查禁已經出版的書是很少見的。一來因為能出版的書都已經過層層政治審查，二來是因為政府如果明文公告禁書，那本書會瞬間出名，所有人都會想盡辦法弄一本來。
一九九○年代初，政府禁了詩人兼歷史學者吐爾貢．阿勒瑪斯的《維吾爾人》、《匈奴簡史》和《維吾爾古文學》三本著作。審查委員表示這些書「試圖確立維吾爾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提倡民族分離主義」，隨後公開批判這幾本書的行動在維吾爾自治區內展開。很多之前沒讀過、甚至不曾想過要讀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一夕之間紛紛向政府提出嘲諷的要求。
五：紅臂章
我走進店裡，就看見肉店老闆配戴和阿勒瑪斯一模一樣的臂章，忙著分切一頭剛宰殺後還掛在鉤子上的小羊。但比起臂章更讓我驚訝的是，他的刀被一條一米長的鐵鍊拴在桿子上，鐵鍊短到老闆很難自由動作，分切工作因此做得很笨拙。我看到他的小切肉斧也同樣被鍊在切肉臺上。
從十月起，居委會就下令所有餐廳和肉鋪必須把菜刀、切肉刀、斧子和其他利刃栓在固定物上。就連一般家庭現在想買刀具，也必須登記身分證。傳言在某些地區，顧客買刀還得在刀身鐫刻上自己的身分證號。這些措施用意，很顯然是要防止暴恐分子持刀武裝攻擊。從政府角度來看，屠夫是潛藏的威脅。而今，屠夫也繫上紅臂章加入反恐陣線。
中國政府對想取得護照的維吾爾人設下重重阻礙，第一關就是要求他們必須取得來自另一個國家的正式邀請信。
阿勒瑪斯的薪水本來就不高，他太太又剛生下女兒，暫時沒有工作。反覆招待警察吃這些無意義的飯對他的財務形成壓力。他太太為此經常抱怨，阿勒瑪斯自己也受夠警察無恥的行為。
阿勒瑪斯的雜誌社上司向他表示要裁員，不由分說把他給炒了。阿勒瑪斯雖然沒證據，但他堅信這肯定和警察有關。但就算能證明也改變不了什麼，他們一家的經濟又更加拮据了。
六：透過車窗
大規模逮捕在喀什地區展開了。逮捕浪潮之盛，讓市內既有的拘留設施——派出所看守所、監獄、收容中心、勞教所和藥物勒戒所——很快就滿載了。不到幾天，許多學校、政府機構甚至
聽迪里拜爾說，這些逮捕主要針對虔敬的信仰者。除此之外，凡是出過國的維吾爾人，無論是什麼原因出國都不會被放過。
據我朋友說，郊外那些辦公大樓建起以後，原先在市中心的部門還來不及遷過去，新大樓已經先設立了「教培中心」。吐魯番地區的四個鄉裡，所有受過宗教教育的維吾爾人都被送到中心接受六十天再教育。
聽他說，各村的治安主任會密切觀察結訓生，評估他們的改造程度。
我們問阿斯娜怎麼回事，她說這星期以來，每天她班上都有幾個同學悄無聲息消失，被迫隨父母回到戶籍登記的家鄉，其中不乏幾個她的好朋友。
焊接工對我們說。「我想來想去，最後想到古麗賽墓園。我向一個拾荒的朋友借了手推車，趁夜把我的工具和廢鐵運進墓園，找到一座已經挖好但尚未使用的墓穴放進去，再把墓板蓋回去。我現在只希望我從庫爾勒回來以前，墓穴主人不要先死。」
我們聽了都大笑，但其實內心沉重。
像我們農村人，在家鄉多少有點土地和自己的房子。要是遷走戶籍，地方政府就會把土地沒收。何況一直以來，戶籍並沒有妨礙我們搬到想住的地方。
我聽說，烏魯木齊的大規模逮捕和喀什一樣，首先針對虔誠教徒、出過國的人，以及在國家體制外謀生的人，接著逮捕範圍又逐漸擴大到其他目標。至今當局是怎麼決定要抓誰的都是個謎，要是有誰問起自己被捕的原因，警察只會說：從上面發下來的名單上有你的名字。你無從得知自己的名字是不是或什麼時候被列在名單上。我們都活在這種駭人的不安之中。
由於每個人的身分證都透過網路與一體化作戰平臺連結，警察檢查站又無所不在，檔案上有記號的人一掃身分證就會觸發警鈴，當場被拘押。維吾爾人稱這些記號叫「黑點」。
但隨著大規模逮捕展開，現在的情況顯然不同於以往。現在家屬無從得知拘留人被送至哪一座「教培中心」，人單純就這樣消失了。
「只會可惡地看著人。我們拖了三隻出來，逼著咩咩叫一會兒才放他們回去。」
換句話說，這些維吾爾警察把被拘留的人稱為羊，囚禁人的營區是畜欄，他們把折磨那些可憐的人當成遊戲。我感覺胃底揪了一下。
如果連電視臺等重要政府機關的職員都會遇上這種事，表示沒有一個維吾爾人真的安全。那些原以為不會被風掃到的人，發現自己的信心動搖了。他們發覺自己想起一句維吾爾俗諺：牆擋不住勁風。
七：鑰匙
我決定聽點木卡姆，那是構成維吾爾古典音樂核心的十二套曲目。
他們特別注意租屋族或未穩定就業的人，以及日行五禱、蓄鬍或戴面紗的虔誠維吾爾人。人們普遍相信，居委會向上層提交的這些報告與大規模逮捕有關聯。
很多人因為下載檔案分享軟體快牙等「非法」應用程式被抓，或者因為警察在他們的手機上找到「違禁」資訊，例如可蘭經文、伊斯蘭教或維吾爾民族主義的相關影像，甚至是政府禁止的歌曲。違禁資料到底涵蓋多廣非常難判斷，決定這些事的不是法律，而是政策，政策又總是改個不停。
其實這些操演也沒什麼，只要兩棟樓的人員按照要求動員集合，並且態度嚴肅、動作迅速，居委會幹部就會覺得做到該做的工作。看來搞出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只是要讓我們經常處於緊繃和恐懼之中。
更高層的官員不定期會來視察，這時我們的操演就會變得更加急迫嚴格。誰要是不能配合或表現得意興闌珊，名字就會被轉交給區警。
人要是被迫持續做這些事，過不了多久就會覺得自己也成為警察，開始習慣彼此監視、互相舉報。他們會時刻提心吊膽，堤防不具名的敵人，並經常感覺彼此為敵。
八：派出所地下室
我們對待古麗江很恭敬。瑪爾哈巴向來好交際，每次都會問候她的近況。古麗江二○一四年從大學畢業，但三年來一直沒法在她的領域找到工作。有這種遭遇的不只有她一人。隨著對維吾爾人的歧視和懷疑日增，無數大學剛畢業的維吾爾青年發現自己找不到與學歷相稱的工作。古麗江在居委會的新職位雖然吃力，工資也微薄，但只要她努力工作並通過公務員考試，就能成為職業公務員。這是她深盼實現的願望。
在政府鼓勵下，很多像古麗江這樣的年輕人投身為居委會工作。
居民大樓的門口會張貼包戶幹部和片警的相片與聯絡資訊，底下附一行字提醒我們「要是有發現什麼」，隨時可以跟他們聯絡，那形同不怎麼隱晦地鼓勵鄰居相互監視舉報。每次走進樓里，我的目光總是忍不住被片警和包戶幹部的相片吸引，彷彿能聽見他們說：「我們一直看著你。」
「他們除了指紋不會要別的了吧？」瑪爾哈巴問我。「我想應該不會。要是還有別的，他們會要我們放下事情立刻過去。」我說。瑪爾哈巴所謂「別的」，意思是被送去「學習」。
我在走廊的鐵椅坐下來等。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地下室傳來男人悽慘的叫聲，在我聽來是中年維吾爾男人的聲音。我渾身發顫。當班的警員連忙走過去把通往地下室的鐵門牢牢關上。照理來說，地下室階梯是不會有這種門的。很顯然這間派出所把地下室改造成訊問室
第一間囚室裡擺了一張沉重的鐵製「老虎凳」，用於審問及刑求犯人。老虎凳上將犯人胸膛緊扣在椅子上的鐵鉗敞開，固定手腳用的鐵環也空懸在兩側，整張椅子看上去就像在等待下一個不幸的靈魂坐進去。在水泥地板上，沿牆固定著許多鐵環，我猜是給人上鐐銬用的。地板中央有褪淡的血跡。三間囚室都空著，門沒關上
星期六她在電話中說派出所需要採我們的指紋，現在她又告訴我們除了指紋外，警方還會採集我們的血液樣本、聲紋和臉部影像。
之後我們沿走廊走回第一間辦公室，員警在那裡收集我們的聲紋樣本、採取指紋、掃描臉孔。
首先，我拿起放在桌上的《烏魯木齊晚報》走向麥克風，朗誦其中一篇文章。我故意用最字正腔圓的維吾爾語，念得像個專業主播，我猜這至少能讓警察未來比較難根據樣本辨識我的聲音，我日常生活中從來不會那樣說話。
接下來我必須在掃描器上滾動每根手指，確保手指的所有紋路都被完整記錄下來。掃描結果如未達電腦要求，系統會拒絕存取，我那一根手指就要重新來過。十根手指都要符合這種標準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幾根手指我就重複掃描了好幾次。
操作電腦的女人向我說明該做什麼。聽到信號後，我要直直看著攝影機兩秒，然後慢慢平穩往右轉頭，維持姿勢兩秒後，用相同速度回到正對鏡頭靜止兩秒，之後再重複相同動作往左轉頭。接下來，用同樣緩慢穩定的速度，向後仰頭往上看，停頓兩秒，接著重複相同動作向下低頭。最後，我必須直視攝影機，慢慢把嘴完全張開，維持該姿勢兩秒。閉上嘴後，再度平穩直視攝影機兩秒，這樣我的臉部掃描才算完成。
男性和女性的臉部掃描程序只有一處不同。男性在程序末尾被要求張大嘴巴，女性則必須緊閉著嘴，充氣鼓起臉頰。我很納悶這個差別是為了什麼，但到今天都沒找出答案。
九：護照
護照對維吾爾人來說是一件很特殊的東西。受到多年來的孤立和政治侷限，維吾爾人把護照視為通往外界的珍貴核准書。絕大多數的維吾爾人一本護照也沒見過。多數情況下，只有海外經商的發達商人會擁有護照
接著她轉頭對照電腦，看過我的派出所檔案後，印出一份文件，上面寫著：「經調查確認，居民塔依爾．哈穆特未有犯罪紀錄，不在『七類禁止出國人員』之列，不是二○○九年七五事件潛逃人員，可以辦理護照。」
取得一本護照需要蓋無數個章，其中只有在職證明及這份保證書的章是我的。無數個公章象徵中國的威權，任何一個都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在此情況下，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公章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這一來就輪到為瑪爾哈巴和兩個女兒申辦護照了。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群除非有自己的事業，不然申辦護照必須先取得國外的邀請信。等瑪爾哈巴和女兒們拿到邀請信以後，還得通過和我一樣的官僚行政迷宮。
邀請信方面，我和瑪爾哈巴把我們在國外的友人和熟人都考慮了一遍。對方必須是可信賴的人。具體來說，對方必須是所住國家的公民，願意幫助我們，而且不在中國政府的黑名單上。邀請信上必須清楚陳述邀請者的姓名、國籍、地址，以及受邀方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號和預計造訪時間。此外，信上還得擔保邀請人會為受邀人的行程開支負責。信封上必須寫上受邀方在中國的住址。
但漢族警官翻了翻資料說，我必須提出證據證明古麗娜爾已經放棄中國公民身分。我回答古麗娜爾早就是瑞典公民，但警官只是再度重申依據規定，取得外國公民身分的中國人，必須按正式程序申告放棄中國公民身分。
隔天我接到古麗娜爾的回覆。她移居海外前，曾向工作單位購置一套公寓。公寓目前還在她名下，所以她還不能放棄中國公民身分。換言之，此路不通。我們得再找其他人。
因應我們讓她出國讀書的安排，我請認識的一名醫生開立醫囑，聲明阿斯娜的左耳突發聽力損傷，需要接受治療，然後去見了學校的漢族校長。經過一番辛苦交涉，他同意讓阿斯娜在家接受治療。
上學的問題解決了，阿斯娜全心投入學習英語。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烏魯木齊中級人民法院以分裂國家罪，判處伊力哈木．土赫提終身監禁。這個消息深深撼動每個烏魯木齊知識分子。
如今也多虧他把伊力哈木被捕的詳情告訴我們，他特別強調伊力哈木的妻兒目前處境艱難。我們表達探望的意願，但友人勸阻我們。他解釋說，伊力哈木的家人受到監視，便衣警察日夜在他們的公寓樓外輪班。
居熱提在日本讀完博士後，前年偕家人前往美國，現已取得庇護。他非常擔心維吾爾人在中國處境急速惡化。他覺得用電話跟我說這些恐有疑慮，請不久前我去美國的同學代為轉達。
十：拒簽
三月中，我們備妥李陽提到簽證面談可能會用上的資料，包含我們的護照和身分證、戶籍謄本、房屋契約、存款結餘證明書、結婚證書、女兒的出生證明、公司營業登記、我的大學畢業證書，甚至是我出版過的書。所有資料加起來足足裝滿一個背包。
一切備妥後，我和瑪爾哈巴搭飛機前往北京，抵達後便直奔北京的新疆辦事處，入住那裡的旅館。出了這個辦事處，內地的飯店通常不會給新疆來的人入住，維吾爾人更不用說。就算飯店允許維吾爾房客入住，也必須立刻通知警察，警察會迅即趕來飯店。房客幸運的話，警察檢查完身分證、查明他們從哪裡來、計畫住多久後就會離開。但如果不那麼幸運，房客會被強行帶往派出所接受審訊，拍下臉部照片、留下指紋登記入案，最後才會放人。
因此，維吾爾人在北京的最佳住宿選項，就是新疆辦事處大庭院的旅館和維吾爾學生眾多的中央民族大學附近的旅館。這些地方因為經常有維吾爾人住宿，當局比較不太干預。
他還說，因為我們的護照都是「空白護照」，尚未有任何簽證，取得美國簽證的機率很低，但仍值得一試。
瑪爾哈巴和我垂頭喪氣走出大使館庭院。我打電話給李陽，跟他說我們被拒簽了。他好言安慰了幾句後跟我說，我們如果急著拿美國簽證，應該先去其他西方已開發國家走走，特別是歐洲國家，之後再耐心等個一年半載，到時順利取得美國簽證的機率會高得多。
回到烏魯木齊後，我們開始探聽赴歐洲旅遊事宜，最後決定報名參加烏魯木齊一間旅行社籌畫的維吾爾人旅遊團。旅遊團會在十五天行程內，環遊義大利、德國、比利時、荷蘭、法國和土耳其。每個人都會拿到義大利簽證。跟團費用雖然挺貴，但如果去一趟歐洲就能取得美國簽證，那非常值得。
輪到我時，我把護照和身分證遞給海關。他仔細檢查我的身分，抬頭對照我的長相和照片，接著問我為什麼我的住址在烏魯木齊，身分證號的地址碼卻是北京。我解釋說我是在北京讀書時領的身分證，後來雖然回到烏魯木齊，身分證號也一直沒改。他一定遇過類似狀況，因為他馬上就聽懂我的解釋，認為是合理的。
這是我和瑪爾哈巴第一次踏足外國的土地。十九年前，我留學伊斯坦堡的夢想未果，還為之付出慘痛代價。
通過機場海關後，導遊把我們的護照一起收走。中國政府深切擔心民眾會趁海外旅遊期間逃亡。萬一有旅客逃走，不管是哪一間旅行社都得受罰。
我們走訪的很多地方都沒有維吾爾餐廳，有時候任何形式的清真餐廳都很難找到。我們從烏魯木齊帶去的烤饢這時便派上用場。
船從一座又一座的橋下通過，我不禁想起一代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他對青年維吾爾詩人一直深具影響。策蘭的名詩《死亡賦格曲》（Death Fugue），靈感來自他自己和其他歐洲猶太人在納粹種族滅絕時期的經歷，就我所知，那首詩至少被譯成維吾爾語三次，也曾經是維吾爾線上文學論壇熱切討論的主題。
策蘭曾以流亡者身分在巴黎生活多年，很多詩也是在這段時期寫下的。我知道一九七○年四月的一天，就在我出生後沒幾個月，策蘭從橋上縱身投入塞納河，了結了他的生命。那座橋說不定就是我們經過的其中一座。要是我在巴黎時間充裕，我很想走訪保羅．策蘭之墓。
眼望塞納河悠悠流淌，我不由得想起策蘭的詩《法國記憶》（Memory of France）。
他走出房門，雨也跟了出去。
我們已死去，卻仍能呼吸。
十一：彼岸
二○○二年，米爾沙特一個熟人向在德國的朋友傳達一些資訊：他們的市政府一直在查禁和焚毀宗教及「種族」主題的書。那位德國的朋友後來把消息分享給西方新聞媒體。中國國安單位聽聞風聲，逮捕了米爾沙特的熟人，他在驚恐之下立刻招認。警方對他說只要他透露幾個懷有強烈種族情感、反國家的維吾爾幹部，就可以免除罪責。他第一個出賣的就是米爾沙特
他們向海外的朋友取得邀請信，申辦了護照，接著向一位叔叔解釋處境。他們這位叔叔是一名富裕的地毯商，答應借他們一萬元。他們計畫應米爾沙特的哈薩克朋友之邀，先前往哈薩克。哈薩克簽證相對容易取得，他們到了那裡再前往歐洲。
二○○三年一月，他們未通知工作單位，向烏魯木齊的哈薩克領事館取得旅遊簽證後，搭機飛抵阿拉木圖。這是他們第一次出國，中國之外對他們全然是新世界。在阿拉木圖的一個維吾爾熟人答應替他們辦理歐洲簽證，協助他們上路。他們給了他一千美元，那人卻讓他們等了半年，期間他們哪裡也不能去。而且三月底美軍進攻伊拉克，哈薩克的歐盟領事館因此限縮簽證政策。眼看米爾沙特和古麗娜爾從哈薩克入境歐洲的希望愈來愈黯淡，等了六個月，他們才發現那個熟人騙了他們。
約莫同時，一個意外的好運降臨，他們向哈薩克的伊朗領事館拿到簽證。但才抵達伊朗，他們就感受到中國對這個國家的強勢影響。他們不禁擔心起來。就連向德黑蘭的土耳其領事館申請簽證，對方也要求他們提供中國使館核發的證明。
沒有人幫得了承受不住跋涉之苦的人，一旦他們落後脫隊，很容易淪為山間盜賊土匪的獵物。
途中，他們一度遇到幾名武裝庫德族走私販子，對方質問米爾沙特：「你是穆斯林嗎？」米爾沙特回答自己是。那幫人不信，搜起古麗娜爾的手提包，卻在裡頭找到穆哈默德．薩利赫．哈吉譯的維吾爾文《可蘭經》，頁緣印有阿拉伯文。那本《可蘭經》救了古麗娜爾和米爾沙特。
那幾個庫德族偷渡業者討厭土耳其。他們聽說米爾沙特和古麗娜爾會中文，又計畫去土耳其，咒罵了土耳其幾句，然後建議米爾沙特和古麗娜爾留下來和他們合夥，一起讓中國難民填滿土耳其。
憲兵一個一個問難民來自哪裡。一聽古麗娜爾和米爾沙特是維吾爾人，立刻通報隊長說現場難民中有兩個突厥人，其中一人還懷有身孕。隊長第一時間隨他呼叫的救護車趕來。他對待米爾沙特和古麗娜爾像家人一樣，請他們吃了烤火雞肉串，還帶古麗娜爾去做免費檢查。
米爾沙特跟他說，他們沒有土耳其居留許可，隊長說：「你們是維吾爾人，這就是居留許可。土耳其是突厥人的祖國。這裡沒人會驅逐你們。你們只要走進移民處申請，我相信他們絕對會發給你居留許可。要是遇到麻煩就來找我。」
因為初來乍到，他們的土耳其語還說不好，需要維吾爾社群裡較有名望的成員引薦才方便找工作。但當時，土耳其的維吾爾社群對中國抱持強烈恐懼，猜疑揣測無所不在，隨時都有人懷疑剛來的人是不是中國派來的間諜。
到了天氣清朗的一晚，米爾沙特和古麗娜爾加入其他六個從阿富汗逃出的烏茲別克難民家庭，其中許多人還帶著幼小的孩子。
十多人擠在一艘僅供四、五人乘坐的船上，代表船嚴重超載，只要一道浪橫向衝擊船身，船肯定會翻覆。以雨勢猛烈和天色昏暗的程度，所有人肯定會溺死。在這一帶海域，翻船的悲劇十分常見。難民拿起空瓶子、塑膠袋、鞋子、帽子、雙手，用一切能裝水的東西舀走船上的雨水。
二○○四年，歐洲國家盃足球賽在六月開踢，希臘隊表現亮眼。七月四日當天，希臘隊與葡萄牙隊爭冠。希臘邊境管制衛兵幾瓶啤酒下肚，盯著電視轉播賽事目不轉睛，米爾沙特和古麗娜爾抓準這個機會，對心不在焉的衛兵晃了兩下他們的假簽證，成功通過邊境，搭上往義大利的船。
當他們申請哈薩克簽證時，說自己是哈薩克人；從伊朗非法跨境進入土耳其時，他們裝扮成庫德族人。在土耳其，他們自我介紹是維吾爾突厥人，也因此成為土耳其人。在希臘，如果有人問起他們從哪裡來，他們總答說自己是韓國觀光客。而到雅典後，他們登記為烏茲別克裔的阿富汗難民。只有在抵達瑞典後，他們終於覺得能安心登記自己的身分。他們是維吾爾人。
土耳其語和維吾爾語很相似，男人聽得懂我們說的一些話。
十二：迷失在巴黎
我們招計程車回旅館。「爸，」阿斯娜說：「簽證官檢查護照的時候，你的心跳聲大到我都聽得見。」
對維吾爾人來說，饢餅並不只是食物，還有豐富的象徵意義。新婚夫妻要各咬一口沾過鹽水的饢，人們有時也會用饢餅起誓。饢餅不可以正反面顛倒放，也不可以踩在腳下。去別人家作客，饢餅是高貴的禮物。
那名海關人員一聽見「饢」這個字，隨即揮手允許我們通過，轉身又繼續與同事聊他們未完的話題。我既驚喜又意外，海關居然知道什麼是饢餅。走出入境關門，我們就看到了居熱提和他太太。
我們擁抱問候，然後把剛才在海關發生的事重述了一遍。他們說美國幾乎人人都知道饢餅，不只維吾爾人當作主食，其他諸如中亞、南亞、中東許多族群也會吃
很多維吾爾人定居在北維吉尼亞州華盛頓特區的郊區，這裡因此有美國最大的維吾爾社區。就我所知原因有二。首先，華盛頓特區作為首都，維吾爾人在這裡可以投入政治倡議，維吾爾政治活動人士因此大多住在這一區。第二，這裡有自由亞洲電臺。
十三：風暴來臨
烏魯木齊是一座漢族人口佔多數的城市，也是多少受到全球關注的自治區首府。比起我們家鄉其他區域，烏魯木齊的管控向來比較不嚴格，我們在這裡的生活相對安逸。但現在連在首府的生活，也開始往我們不曾想像的方向改變。過去幾個月聽到的恐怖傳言正化為現實。
無數的人被召回家鄉或遣送到再教育營。在這座首府，維吾爾人從來都是少數，現在又更少了。剩下的人都深陷在恐懼和騷亂中。
五月時，政府要求喀什地區所有維吾爾人交出家中一切信仰物品。多數人懼怕正在發生的抓捕，都乖乖交出與自身信仰相關的物品：經書典籍、禮拜毯、念珠，乃至於衣物。有些虔誠的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可蘭經》，但在鄰居甚至親戚都相互出賣的時節，留下《可蘭經》的人很快就會被發現並遭到拘留、受到嚴懲。不久前，在波拉特父母的村里，有個七十多歲的老漢意外在屋裡找到一本《可蘭經》，前一個月當沒收令下達之時，他怎麼樣都沒找到那本經書。老漢擔心要是他現在交給村委，對方會質疑他先前怎麼不交出來，於是他拿塑膠袋套住書，把那本《可蘭經》扔進吐曼河。怎料為了安全起見，吐曼河每一座橋底都裝了鐵絲護網。
這樣的故事如今在維吾爾族間何其常見。我們只能用耳語互相訴說。
我家裡有三本《可蘭經》，維吾爾語、阿拉伯語和中文版本各一本，還有其他伊斯蘭相關主題的維吾爾語版普通書籍。這些都不是禁書，出版時都通過國家核可。但最近有不少過去合法的書淪為違法，讓人根本無從判斷哪些書在許可之列，都是政府說了算。而政府之於我們，就是居委會委員、地方派出所員警或國安單位官員。
她的聲音緊繃。我知道她說的風暴是指什麼，住家搜索一定也拓展到她的社區了。維吾爾人由於長年受到政治壓迫，很習慣使用暗語。「風暴」是政治活動；無辜者因大規模抓捕或嚴打暴恐的活動遭殃，叫做「隨風而逝」。家裡來了「客人」往往代表國安特工。有人被抓就是「住院」，治療天數暗示幾年刑期。
十四：等待在夜裡被捕
大規模抓捕維吾爾人在烏魯木齊持續了兩個月，恐懼無所不在。有鑑於此，我們定期會與親近的家人朋友見個面或交換訊息，雖然這麼做也防止不了誰被逮捕，但能經常聽見彼此消息多少帶給我們一定安心。
卡米爾出發赴美前，中國政府要求他兩名同事當擔保，要是卡米爾沒回來，他的同事會受到懲處。卡米爾不想以一輩子有愧良心作為留在美國的代價，況且，如果卡米爾一家人留在美國，中國政府就會收回他們在烏魯木齊的公寓，並終止發給薪資。
他最近聽說，突厥沃恰克被中國政府列入「外國分裂組織」的黑名單。
卡米爾不知道他該不該後悔沒選擇留在美國，但現在也沒得回頭了。依照美國和中國政府協議，訪問學者從美國返回中國後，兩年內不得再入境美國。況且卡米爾一從美國回來，工作單位就沒收了他的護照。當時所有在政府單位任職的維吾爾人，護照全都被收走。
「卡米爾不在家啊？」我問。穆尼拉連忙豎起右手食指抵著嘴唇，左手向上指了指天花板。她的意思很清楚：現在不要提卡米爾，屋裡可能有竊聽裝置。我和瑪爾哈巴立刻明白事態嚴重。
卡米爾回覆了：「你們先吃，我晚點吃。」奇怪的是，簡訊上用的是中文，不是他們的維吾爾母語
穆尼拉回家才發現，他們家被搜得天翻地覆。衣櫥、抽屜、五斗櫃、行李箱全都敞開。她進到臥房，看到就連床單和床架都被拆開甩在地上。卡米爾的書和文件散落一地。
我們跟穆尼拉說，只要幫得上忙我們隨時願意，也窮盡言詞安慰她。但我們說的每一句安慰的話都感覺了無生息且無濟於事。
我們離開前，穆尼拉請我們別跟任何人說這件事。這通常有兩個原因。其一，無論逮捕事由是什麼，也無論公不公正，一般人總異常提防那些被拘留的人。如果一戶人家裡有一個人被抓，尤其又是出於政治因素，其他聽聞風聲的人和那家人來往會覺得不自在，甚至會加以迴避。第二，萬一被逮捕的人很快被釋放，如果不揭開壺蓋，沒有人會知道，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
多年前，我從北京回來開始在烏魯木齊教書，卡米爾跟我說他工作的研究機構圖書館裡，有一套六冊的中文書僅供內部流通。這套用油印機印的書，題名為《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主義研究》，彙編目的是為了「解毒」，從維吾爾地區掃除所謂泛伊斯蘭主義和泛土耳其主義的毒素，協助對抗「民族分離主義」。其中有兩冊是外國學者寫維吾爾議題的翻譯文集。政府只允許特定研究者和官員看這些書籍資料，我們其他人連碰都很難有機會碰。
從卡米爾和穆尼拉住處開車回家的路上，我思索著這一切。按照常理，只要有一個維吾爾人被捕，當局就會鎖定與此案件相關的人士，以及被捕者的親朋好友。
「你也不信自己的話，你心知肚明。這幾個月內，這幾天內，什麼事我們都有可能遇到。」
「他們要是抓了我，你不要失去自己。不要打探我的下落，不要求助，不要嘗試花錢把我弄出去。這次和以往都不同。他們在計畫一些見不得光的事。這次不會通知家屬，到派出所也問不到什麼的。所以你別費心做那些事。把我們的家打點好，好好照顧我們女兒，把生活過得像是我還在。我不怕坐牢。我怕的是我不在了，你和女兒煎熬受苦。所以我希望你記著我說的話。」
五年前他從新疆大學維吾爾語文學系畢業後，一直都找不到主修領域的工作，於是當起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翻譯維生。這些日子以來他一直處在恐懼當中。凡是有認識的外國朋友、有出國旅遊的紀錄，甚至是在其他國家有親戚朋友，現在都足以構成維吾爾人被捕的理由，特別是與伊斯蘭教國家有牽涉。雖然阿迪里從未去過土耳其或阿拉伯國家，只有在烏魯木齊靠自己學會這兩種語言，他還是很擔心自己有危險。
聽阿迪里說，他有不少朋友和熟人也一樣，準備好隨時穿上可走的保暖衣裳。
十五：門被關上
她喚來我們的區女警阿迪拉，阿迪拉遞給我們四份表格，上方標題處有一行中文寫著「人口信息採集表」。
我聽說過這份表格。四月初到現在，烏魯木齊幾乎每個人都填過。大家說這份表格為當月後來展開的大規模拘捕奠下基礎。大家普遍相信，表格資料會被餵進惡名昭彰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
右上角頂端，在「重點標籤」的標題下，五個條目縱向列成一排：「重點人員」、「系特殊群體」、「系收押人員親屬」、「系打擊處理人員親屬」和「一體化比中標籤人員」。每個條目後面都有空括號可供加註。
往下，「關鍵信息」的標題下又縱列了九個條目：「維吾爾族」、「無業人員」、「持有護照」、「每日禮拜」、「有宗教學識」、「去過二十六國」、「系逾期入境人員」、「有境外關係人」和「家有輟學兒童」。每個條目後面同樣有加註用的空括號。
誰都能一眼看出「重點標籤」和「關鍵信息」底下的十四個條目，決定了一個人的政治信用評分。每在一個條目括號後面的方格打勾，該人的政治信用就愈降低一些，將他往危險更推進一步
表格右側底端，「人員分類」的標題下有三個條目：「放心人員」、「一般人員」、「不放心人員」，每一條後面都有空括號。
古麗江迅速從文件夾中抽出一張紙遞給我。紙上用中文寫著：「與恐怖主義關聯的二十六國為：阿爾及利亞、阿富汗、亞塞拜然、埃及、巴基斯坦、哈薩克、吉爾吉斯、肯亞、利比亞、南蘇丹、奈及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塔吉克、土耳其、土庫曼、烏茲別克、敘利亞、葉門、伊拉克、伊朗、馬來西亞、印尼、泰國、俄羅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我們的護照，連同裡面十年效期的美國簽證，是我們奔往自由的唯一通道。眼看大規模拘捕步步向我們進逼，這時失去護照，代表這條通道將被封死。
我們計畫在暑假前往美國。我們買了四張來回機票，因為我們必須讓當局相信我們會回來。我們想要逃離的中國政府無法忍受我們拋棄它選擇美國；勉強同意核發簽證給我們的美國政府，也不希望我們在美國留下。這一切都讓我懷疑自己還有什麼價值。
很多孩子患有癲癇的中國父母，會帶孩子到美國接受治療。
就是這個！癲癇症，夜間發作的癲癇！我心想這會是很好的藉口。要是我跟警察說，我們計畫去美國讓我的長女阿斯娜治療癲癇，機票都已經買好了，或許有機會留住我們的護照。
維吾爾社會，大家多半不對外宣揚與醫療疾病有關的事，精神和心理疾患尤其負有一定的汙名。別人聽了八成會相信我們。
我們懇求她先別收走護照。阿迪拉說收護照是上頭下的令，誰也改變不了。但她補充說，她明白我們的難處，等七月初過後，我們可以準備阿斯娜病症的醫療證明，嘗試申請取回護照。自從二○○九年七月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後，七月上旬就被視為敏感時期
「護照」已成為令人懼怕的兩個字。數不清有多少人只因為持有護照，就被抓捕入營。有些維吾爾人甚至怕到沒人要求，也自願把護照交給派出所警察或居委會幹部。
終，我找到三個出價就願意幫我的人。一人是神經內科醫師，一人是腦電圖技師，第三人是醫院行政職員。我們需要三人合力才能取得必要的證明。
撥通她給的電話號碼，張警官告訴我上級有令：凡有國外旅遊紀錄的人都不可取回護照。我的申請被否決了。
十六：公寓
他們買了一套公寓，在中國與中亞間的服飾出口業工作。但他們的戶籍還登記在家鄉伊犁。現在沒有烏魯木齊戶籍的人開始被逐出首府，他們聽說只要在烏魯木齊買新房子，房地產公司會協助把戶籍遷入都市。他們覺得有首府戶籍的話，多少能保障些安全，所以決定掏出所有資產，購置第二套公寓。
「就我所知，烏魯木齊戶籍去年就凍結了。」我告訴他們。「你可以遷出烏魯木齊，但不能遷進來。
「我猜我們只能靜觀其變了。」司馬義說。接著他突然令我們所有人吃了一驚，有感而發地說：「不管要花多少錢，要是可以，我要把我們的法定民族身分改成漢族！」
我們三個人愣愣看著他。最近我們是聽說過有些維吾爾人在談論要把官方民族身分改成漢族。我推測有人是認真的，也有人是在嘲諷。不過所有人會說出這樣的話，無不出自無能為力的絕望。
照理來說，我無法想像一個維吾爾人會說這樣的話。我見過與漢人結親的維吾爾人、與漢人結為知交的維吾爾人、瞧不起同胞的維吾爾人，甚至也見過自我厭棄的維吾爾人，但在大規模拘捕前，我不只沒見過，也從沒聽過有哪個維吾爾人希望徹底捨棄自己的維吾爾身分，成為漢人
就在這時，房地產管理局一名職員告訴我們，公安廳要調查饢餅夫婦的政治背景，調查約需三十個工作日。只有在調查核可後，契約轉讓才能成立。我們四人聽了，頓時發起愁來。
這很顯然是新政策，我們根本沒聽買賣過房子的朋友說起有這事
她這兩個月因此都待在加拿大陪兒子，她兒子在加拿大讀書。但烏魯木齊的居委會不斷聯絡她，她不得不回國。前天才剛回來，護照就交給警察了。
「還不都要怪那些海外分裂分子！」
我和瑪爾哈巴一時間無言以對。「分裂分子」是中國政府用以攻擊主張獨立的維吾爾人使用的語詞。維吾爾人在政府機關要求下也會使用，但私下不會用在彼此之間
「那個該死的多里坤．艾沙！」她啐了一口，表情儼如撕破臉離婚後談及前夫。多里坤．艾沙是成立於德國慕尼黑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我後來得知，他因為設法出席羅馬的一場磋商會，遭義大利警方短暫拘留。
二○○九年的烏魯木齊事件後，烏魯木齊舊城很多漢族居民搬到新市區，很多維吾爾人則反過來從新市區搬進舊城。烏魯木齊的種族界線一日日變得比以往更壁壘分明。不久，政府實施「嵌入式居住」政策：在一個小區里，若少數民族占居民比例超過百分之三十，那就不能再允許少數民族個體購買或租賃房屋。這項政策的用意是想瓦解維吾爾群體，把維吾爾人打散到漢族居民之間。
十七：不告而別
「我希望中國乾脆佔領全世界。」我一個朋友突然說。
「為什麼這麼說？」另一個同伴問。
「世界不在乎我們的遭遇。」我那個朋友回答。「這世界不認識中國。既然我們沒有自由，何不讓全世界嘗嘗被征服的滋味。到時候我們就都一樣了。不會只有我們受苦。」
。可想而知，如果順利去了美國，我會申請政治庇護，這一來我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成了國家的敵人。經驗告訴我，警察如果發現我任何一個朋友事前知道我要出國或曾經向我訣別，我朋友就麻煩大了。最起碼幾星期的訊問是逃不了的，更倒楣的話就是入獄。我不能讓朋友因為我受到磨難。我如果走，只能不說一字離開
聽我母親說，她們小區的居委會在每棟公寓門前裝設監視器，費用還得由居民出。我父母親交了兩百八十元人民幣給居委會，讓他們在門前裝監視器。
二十年前，當我二十六歲時，我並沒有告訴父母自己打算出國讀書。在邊境被捕入獄三年後，我回到喀什郊區兒時的家。
有一天，父親和我坐在院子的夏炕上喝茶，金葡萄葉從頭頂的棚架飄落。他忽然開口：「我的孩子，人啊，遠遊前應當先獲得父母的祝福。」
我一口茶在嘴裡嚥不下去，羞愧得只想鑽進地裡。
父母親對於我上北京讀大學又找到好的教職有多驕傲，在我被捕、被關、因為他們不理解的原因被剝奪地位時，就有多心碎。我聽到父親的話懊悔萬分，心中發誓以後絕不會不向父母辭行就行遊遠方。
然而這一次，可能也是最後一次，我又要在沒有辭別父母、沒有得到父母的祝福之下遠行了。
也許此世我的命運就是必須與我至親之人不告而別
十八：只去不返的旅途
我甚至沒想過要把護照放進包裡，反而是緊緊拿在手裡，走向辦公大樓出口。兩名在大廳中央長椅上等待的維吾爾青年看到我拿著護照，嘴張得老大直盯著我瞧，彷彿見鬼一樣。護照在維吾爾人眼裡已經變得如此可怕。
我覺得帶上必要的夏天衣物、幾本書和一些日用品就好，其他能免則免。這不是為了旅行輕便，而是為了避免過境時引來懷疑。一個維吾爾家庭帶著異常大量的行李去度假，中國邊境警察肯定會注意到。
我和瑪爾哈巴結婚成家十六年，兩人都過了四十歲，兩個女兒都是青少女了。然而至今我們人生能帶走的東西，也就只裝了四個行李箱和四個小背包。
很快我們就升空了。我感覺心頭沉甸甸的重量好不容易終於消散，但想到我們拋下的每個親愛的人，我的心仍隱隱作痛。眼前未知的未來令我既興奮也害怕。
終章：流亡的夢
父親和弟弟去了國保大隊，向那裡的人員解釋，打電話給母親的是我，但其實父母已經和我斷絕關係，他們早已經不認我這個兒子，未來也絕不會和我有聯繫。父親和弟弟在簽署文件證明所言屬實後，總算取回母親的手機和身分證。
沒想到才兩星期後，我們便從我表弟那裡得知，饢餅夫婦的丈夫被送進集中營，我聽了懊惱得不得了。
「阿勒瑪斯去學習了，目前看來也快輪到我了。這是你最後一次能聯絡到我。好好保重。」他的聲音了無生氣。看樣子，阿勒瑪斯寄予厚望的國保警官麥赫穆特終究沒能派上用場
到了十月底，警方察覺我們不打算回烏魯木齊後，闖進我們向哈薩克商人租的公寓搜索，然後封上了屋門。
十一月，我的表弟、瑪爾哈巴兩個兄弟，還有阿爾曼都被逮捕送往「學習」。警察找上表弟的太太和瑪爾哈巴的妯娌詢問我的事。我們聽說之後更加苦惱，想到親人可能是因為我們被抓就備感煎熬。
親朋好友意識到我們逃出國後，紛紛在微信上把我和瑪爾哈巴刪除。為了他們的安危著想，我們也決定不再與家鄉任何人聯絡。如今我們與家鄉所有直接聯繫就此斷絕。
猶記得在伊瑪目家第一天上課，我和另外四個同齡男孩圍繞火爐而坐。伊瑪目清了清喉嚨。「孩提時學習，像刻字於石板。」他開口說。「老年時學習，則如在沙上寫字。
二○一八年初，美國人類學者戴倫．拜勒（Darren
Byler）前往維吾爾自治區，見證已進行一年的大規模拘捕。
不久後，海外維吾爾人之間流傳起帕爾哈提．吐爾遜被捕入營的消息。但其他細節都不清楚。我默默等待更多資訊，只盼這個消息是假的，但我心知帕爾哈提肯定是被抓了，這是我最害怕聽到的一件事。
該年年中，美國歷史學者喬舒亞．費里曼赴烏魯木齊旅行。他在維吾爾自治區住過幾年，如今想親眼看看當地發生的事。他去了團結路上一間我很熟的維吾爾書店，為免引起注意，喬舒亞等到店裡只剩下他和老闆後，才開始一本一本拿下架上的書，指著每本書的封面，拐彎抹角詢問每名作者的近況。「他怎麼樣？她還好嗎？」他得到的答覆大多相同，沒幾個作家平安無事。
有時我會聽其他海外流亡維吾爾人說起他們的惡夢。想當然一定還有更多我沒聽過的夢。很多人不太留意自己的夢，也沒有對別人講述夢的習慣。
二○一八年中我取得在美工作資格後，開始思考我在英語進步前能做什麼工作，並找到一個符合我能力的工作。我決定當共享計程車司機，這在華府特區是維吾爾移民常見的職業，只需要取得工作證和一輛車就足夠。在美國開優步計程車的維吾爾人當中，不乏以前是醫生、教授、法官、工程師甚至政府公務員的人。
十二年前生下次女阿爾米拉，代表我和瑪爾哈巴已達政府許可的育兒數。居委會命令瑪爾哈巴安裝子宮內避孕器，但宮內節育器造成瑪爾哈巴嚴重的下腹疼痛和後背痛，後來她還是拿掉了。
維吾爾人說：「孩子生來一切俱足。」但養育及教育孩子是重責大任，需要莫大的努力、關懷和耐心。
可惜沒過多久我就接到殘酷的消息。二月時，喬舒亞和我受邀在耶魯大學舉辦詩歌朗讀會。在系所交誼廳等待活動開始前，我收到一名維吾爾海外流亡詩人的語音訊息，告訴我帕爾哈提被判處十六年徒刑。我和喬舒亞呆坐原地，相對無語。我不願意相信
彷彿接下來我會和家人慢悠悠地吃頓早餐，然後在清晨陽光下開著我的老別克去新疆藝術學院教課。彷彿到了中午，我會到艾力的書店去，熱切討論最新出版的維吾爾語書籍。彷彿我會在下午處理完所有堆疊在辦公室的工作，傍晚會在阿勒瑪斯的便利商店與卡米爾、帕爾哈提和阿勒瑪斯消磨時光，手把啤酒和烤肉串聊天歡笑
我們是個幸運的家庭，能夠逃離恐懼。我們是搭上諾亞方舟的幸運少數，能體會這種喜悅。然而，我們活在「逃離」兩字隱藏的膽小鬼的羞恥之中。我們總算自由了，但那些我們深愛的人還在受苦，還留在那片煎熬磨難的土地。每當想起他們，我們就被內疚灼燒。唯有在夢裡，我們會見到這些親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