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部荒謬的自傳
我屬於美國數百萬蘇格蘭─愛爾蘭裔的勞工階級，而且是拿不到大學文憑的那一群。對於這些傢伙而言，貧窮是家族傳統，他們的祖先是南方奴隸經濟體系中的臨時工，之後成為佃農，再成為煤礦工，近年來又成為工廠黑手和磨坊工人。美國人稱他們為鄉巴佬（hillbilly）、紅脖子老粗（redneck）及白人垃圾（white trash），但我稱他們為鄰居、朋友及家人。
這種擁抱文化傳統的特性帶來不少好處，例如對家庭與國家都極度忠誠、全心奉獻，但也有壞處隨之而來。比如說，我們不喜歡外來者，或者是長相或行為跟我們不同的人，尤其介意跟我們說話方式不一樣的人。
同樣也是在此地，白人工人階級的命運似乎最為慘澹，社會流動力低落、貧窮、離婚、藥物上癮……我家簡直就是這類慘劇的生產公司。
第一章 傑克遜老家鄉
我問外婆──在南方我們叫「姥姥」（Mamaw）──為什麼大家見到靈車都會停下來？「小親親，因為我們是山裡人，我們尊敬死者。」
傑克遜對我、我的姐姐和姥姥來說，就是深存於心靈深處的原鄉。我愛俄亥俄州，但那裡有太多痛苦回憶。身處傑克遜時，我是鎮民口中「史上最強悍奶奶」的孫子──她還是鎮上最棒的修車工人呢
我知道姥姥是個有很多手槍的瘋子，但這個故事還是難以置信
她生平最恨不義之人，而沒有比階級背叛更不義的事情了
「沒有比窮人偷窮人更低級的事了。窮已經夠慘了，實在沒必要讓彼此更難過。」
這些故事大多兒童不宜，幾乎全部涉及應該讓人鋃鐺入獄的暴力行為，也都跟傑克遜位處的布雷薩特郡（Breathitt）如何贏得「血腥布雷薩特」之名有關。相關解釋很多，但核心精神都一樣：當布雷薩特人痛恨某樣事物，他們不靠法律來解決問題。
好了，現在一定會有人覺得我來自一個瘋子家族，但我卻覺得彷彿出身鄉巴佬的貴族世家，畢竟這些故事都暗示了邪不勝正，而我的家族站在正義的一方
布蘭頓家的男人跟我那漢子般的姥姥一樣是鄉巴佬中的正義使者，而且是頂尖的正義使者。
我曾有次偷聽到姥姥告訴布蘭頓姥姥，我之所以熱愛布蘭頓家的男人，是因為家中可以擔當父親一職的男人總是來了又走，但布蘭頓家的男人永遠都在。這話說得確實不錯，但最重要的是，布蘭頓家的男人是肯塔基山區生活的活見證。我有多愛傑克遜，就有多愛他們。
不過除了景觀和美好回憶之外，在傑克遜生活確實艱難，也讓我理解到所謂「山裡人」幾乎就等於「窮人」。住在布蘭頓姥姥家時，我們早餐吃炒蛋、火腿、炸馬鈴薯和小餅乾，午餐吃義大利香腸三明治，晚餐吃玉米麵包配豆子湯，但不是每個傑克遜家庭都能享受這種待遇。
這座小鎮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貧困度日，其中包括幾乎半數孩童，而且還沒算那些徘徊在貧窮線邊緣的傑克遜人。處方藥上癮的問題早已深植當地。公立學校的處境惡劣到肯塔基州政府決定接手管理，但手邊缺乏餘錢的父母也只能毫無選擇地把孩子送去；高中畢業生考上大學的比例之低，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絲毫改善。大家的健康狀況都很差，因為缺乏政府協助，人們甚至無法解決許多基本的身體毛病。最重要的是，他們因為不想被輕視而以裝得特別凶悍作為武裝，當然也難以向他人敞開心胸。
二○○九年，美國廣播公司（ABC）新聞針對阿帕拉契地區的美國居民進行報導，特別揭露一種當地稱為「山露嘴」（Mountain Dew mouth）的病變：那是一種好發於年輕孩童的牙疼病變，起因通常是過度攝取含糖汽水
在二○○○年十二月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社會學家卡洛．馬克思壯姆（Carol A. Markstrom）、席拉．馬歇爾（Sheila K. Marshall）及羅賓．泰倫（Robin J. Tryon）研究後發現，阿帕拉契青少年遇到麻煩時普遍傾向以逃避或一廂情願的方式處理，並因此出現可預見的心理韌性。根據他們的研究顯示，這裡的鄉巴佬很早就學會逃避令他們不舒服的現實困境，或者假裝更好的選擇存在。這些傾向或許能幫助人變得堅毅，卻也導致阿帕拉契山區的人民難以誠實面對自我。
我們常在面對某些議題時言過其實，有時又輕忽大意，比如一邊過度誇耀自己的優點，一邊又忽略其他缺點。正因如此，阿帕拉契山區居民面對誠實描述當地極度窮困的一批人時，才會出現如此憤怒的反應。我也是因此如此崇拜布蘭頓家的男人，並在十八歲以前假裝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都有毛病，單單只有我正常到不行。
如果有人想說：這不過是發生在偏遠山區的問題，討論起來未免狹隘，但我的人生經驗或許能幫助你理解，傑克遜的問題已是主流社會中的常見問題。此外，因為早有許多人從阿帕拉契較為貧窮的區域移居到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印第安納州、賓州和伊利諾州，這些鄉巴佬的價值觀也隨之廣泛傳播開來。
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我的外祖父母只好拋下肯塔基的種種，離鄉背井到被戲稱為「中央塔基」的地方，某方面而言也算是成功找到新生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們其實從未真正逃離傑克遜。
他們也得學著對抗在傑克遜氾濫的山露嘴問題：在我九個月大時，姥姥第一次發現母親會把百事可樂灌進我的奶瓶裡。
第二章 離鄉背井
我們鄉巴佬不管什麼字都想用自己的風格改造一下。我們把米諾魚（minnows）稱為礦工（miners），小龍蝦（crayfish）稱為蝲蛄（crawdads）。美國人大多把溪谷、盆地稱為「山谷」（hollow），但除非有人特別要求我用一般人懂的方式解釋，我都是說小丘陵（holler）。另外，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爺爺、奶奶、阿公、阿嬤之類的方式稱呼祖父母，但我只聽過跟我同屬阿帕拉契文化的人會說姥姥或姥爺。這是專屬於鄉巴佬祖父母的稱呼。
不過最近我姐找到一份「嬰兒凡斯」的出生證明，我才發現那位從未有機會認識的阿姨因為死得早，死亡時間就直接登記在出生證明上。原來促使我外祖父母搬家到俄亥俄州的嬰兒沒活過一個禮拜。而且她心碎的母親還在出生證明上謊報年紀：當時她才十四歲，丈夫十七歲，要是照實說了，不是她被送回傑克遜，就是姥爺被送進監獄。
就因為這個只活了六天的嬰兒，姥姥的人生軌跡從此轉向，進而改變了整個家族的命運。
根據研究顯示，從阿帕拉契山區到中西部的工業經濟重鎮有過兩波主要移民潮，第一批發生在一戰後，當時許多軍人退伍返鄉，卻發現在未工業化的肯塔基山區、西維吉尼亞及田納西根本找不到工作。這波移民潮直到大蕭條重擊北方經濟體後才宣告結束。4我的外祖父母則屬於第二波移民潮，其中主要成員除了退伍軍人，還有在一九四○、五○年代成年的大量阿帕拉契山區年輕人。5由於肯塔基和西維吉尼亞州的工業經濟發展遠落後於鄰近區域，山區能提供北方工業經濟體的只有煤礦和山裡人。阿帕拉契大山谷最不缺的就是這兩項商品。
首先，在肯塔基州，離鄉追求好生活的鄉巴佬都被貼上標籤。我們鄉巴佬對此有個說法，「自以為屌」（too big for their britches），就是用來形容那些覺得比老鄉優越的傢伙。我的外祖父母搬到俄亥俄州後沒多久就聽說家鄉有人這麼罵他們。拋棄家人的愧疚如此強烈，也因為如此，無論有沒有責任，這些人都被期待要常回老家探訪。幾乎所有阿帕拉契山區移民都面臨相同處境，於是每十人當中就有九人曾返鄉探訪，其中甚至有一人固定每月回去一次。9姥爺姥姥也常回傑克遜，有時還連續兩個週末返鄉，那可是一九五○年代，開車回家要花上二十小時。經濟流動不只為生活帶來巨大壓力，也伴隨更多從未出現的責任。
在山裡的傑克遜老家，所謂隱私只是一種沒人真正在意的抽象概念，親朋好友或鄰居常常不吭一聲就會闖入你家。
所謂家庭生活就是做中學，過程中總得仰賴許多鄰里好友幫忙。但在中央鎮，男人的家就是不容侵犯的城堡
在這個世界生活的姥爺應該勤奮工作，遇到問題時得禮貌向店家經理反映；姥姥應該要在家乖乖煮飯、洗衣，還有照顧孩子。但我的姥姥可是在即將邁入荳蔻年華的十二歲就差點用槍把人殺死，要她成天在家縫紉、出外野餐及應付登門吸塵器推銷員實在有點困難
但姥爺是忠實的民主黨信徒。他對阿姆科這間公司沒意見，但因為長年勞資糾紛，他跟所有出身背景類似的人都共同痛恨肯塔基州的大型煤礦公司。因此，對姥爺及姥姥而言，有錢人不一定都是壞人，但壞人一定能成為有錢人。姥爺之所以支持民主黨，是因為相信他們願意保護勞工階級。姥姥也受他影響並改變想法：或許所有政客都是騙子，但要說有例外的話，一定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那群人以及和他一起推行「新政」的伙伴。
畢竟才經過不到兩個世代，這些移居外地的鄉巴佬的收入就已追上當地人，只是必須藉由經濟上的成功掩飾與當地文化格格不入的不安
他們總是被新生活與舊生活來回拉扯，儘管慢慢交上一些新朋友，精神上的文化根脈卻仍深植於肯塔基州的老家
第三章 家庭至上
姥姥和姥爺有三個孩子：吉米、貝芙（我媽）和蘿莉。吉米是一九五三年出生，當時姥姥和姥爺正努力在中央鎮展開新生活。他們想多生幾個孩子，努力試了好幾次，但那段時間運氣實在不好，姥姥也因多次流產心力交瘁，此後一輩子始終背負著失去九個孩子的創傷。我是讀大學之後才知道壓力過大會導致流產，尤其在懷孕初期
任何人只要聽了這段描述，就會知道他們過著雙重生活。面對外人時，他們認真工作，照顧孩子上下學。這是演給外人看的那一面，而且確實可圈可點：姥爺的薪水對家鄉親友而言根本高到遙不可及，工作也表現良好；孩子上的是資源豐沛的現代化學校；姥姥住的房子以傑克遜標準而言稱的上豪宅──面積有兩千平方英尺*，四房，還有現代化的抽水系統。
因為他們是山裡人，只能想辦法同時活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外人不該知道他們家族內部的衝突，而所謂的外人定義非常廣泛。吉米一滿十八歲就在阿姆科找了份工作然後搬出去，他離開後沒多久，小阿姨就遇上一場父母之間的激烈衝突，姥爺直接一拳打在她臉上，雖然純屬意外，但還是害她一隻眼睛嚴重瘀青。之後吉米回家，小阿姨竟被要求躲到地下室，以免被看到傷勢，明明吉米是她的親生哥哥，只因為不住在家裡，就不能知道家裡的內部狀況。
姥爺不懂的是，阿姆科提供的誘惑不只是金錢，而是有機會離開那個媽媽會拿花瓶砸爸爸額頭的家。
第四章 美夢難圓
美國聯邦的住宅政策始終鼓勵國民買房，從卡特總統的《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到小布希的「擁有者社會」（ownership society）都是同樣概念。不過在中央鎮，擁有房子必須付出昂貴的社會代價：隨著特定地區的工作機會逐漸消失，不停下滑的房價導致屋主被困在原地，動彈不得，想搬家都沒辦法，因為房價已經跌到市場之外，買家願意支付的金額完全無法支付房貸。正因為搬家的代價太高，許多人都選擇留在原地，當然，通常被困住的都是最沒錢的那群人，也就是沒有本錢離開的人。
政府最臭名遠播的一次「復興運動」。基於某種我完全無法想像的原因，政府智囊團決定把原本景觀優美的水岸填成「中央湖」，也就是把數噸砂土直接運進河裡，然後逕自希望此工程能引發其他有趣的後續效應，但當然沒有。只不過河裡多了座尺寸如同一個街區的人造島。
人們之所以被困在此地，就是因為市中心缺乏新潮的文化設施；新潮的文化設施之所以消失，是因為中央鎮沒有足夠支持它們的消費者；而此地為何沒有薪水優渥的消費者？因為沒有足以雇用他們的工作機會。
阿姆科其實有在精心經營自己的名聲。「直到一九五○年代，」《南方移民，北方流犯》（Southern Migrants, Northern Exiles）的作者查德．貝瑞（Chad Berry）在書中寫道，「邁阿密河谷地帶的四大雇主──辛辛那提的寶僑公司、漢彌爾頓的冠軍紙纖、中央鎮的阿姆科鋼鐵以及戴頓的安迅資訊公司──之所以和勞方關係平和，是因為他們……（雇用了）同樣身為移民的員工親友。」
川崎是日本公司。這是座充滿二戰老兵及其親屬的小鎮，在合併案宣布的當下，所有人的心情彷彿看到偷襲珍珠港的東條英機本人打算跑來俄亥俄州西南部開店一樣。不過反對聲浪並不大。就連姥爺──他曾發誓要是孩子買日本車，就要跟他們斷絕關係──在併購案宣布幾天後也不再抱怨。「事實是，」他告訴我，「日本人現在是我們的朋友。如果要說非得跟誰對抗，那也會是天殺的中國人。」
在後全球化世界中，這個國家的製造業岌岌可危
中央鎮的許多家長想必也擁有類似心情：對他們而言，美國夢的精神在於日新又新、不停往前推進。體力勞動工作確實值得敬重，但屬於他們那一代，我們得做些不一樣的大事。而所謂進步就是往上層階級流動。那也代表一定得進大學。
大家都有一種感覺：只有兩種特別的人可以成功。第一種人天生幸運，出生在人脈豐厚的富裕家庭，人生注定一路順風。第二種人是菁英分子，因為天生聰明，只要努力就不會失敗。因為你很難在中央鎮找到第一種人，大家通常認定能成功的人一定是聰明人。對於大部分中央鎮居民而言，天分比努力重要。
中央鎮的人一天到晚談論努力工作的重要。但你只要在小鎮走一圈，就會發現百分之三十的年輕男子的每週工時少於二十小時，但沒有一個人意識到這樣就是懶惰。二○一二年選舉期間，一個較為左傾的智庫「公共宗教研究中心」（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發表了一篇針對白人工人階級的研究報告，內容指出白人工人階級的工時比大學畢業的白人來得多。不過就此認定白人工人階級平均工時較高可被證明完全錯誤。13公共宗教研究中心是以口頭調查取得數據，也就是到處打電話詢問民眾想法。14因此，這項報告只證明許多傢伙口頭報告的工時比實際來得多。
就這方面而言，這些蘇格蘭─愛爾蘭裔的移民其實跟生活在小丘陵的親族類似（當然，他們之間還有許多其他共通點）。HBO拍了一部紀錄片，主角是住在肯塔基州東部的山裡人，其中一名阿帕拉契大家族的大家長在自我介紹時，首先就先劃分出「男人做的工作」和「女人做的工作」。不過那些他所謂「女人的工作」其實定義不明，而且顯然他覺得做了也無妨，我們只知道那些都不是有給薪的工作，畢竟這個男人一輩子沒有出外工作過
爹地就是個酒鬼。一天到晚醉醺醺，也沒在賺錢養我們。媽咪負責養所有孩子，如果沒有媽咪，我們早死光了。
我還不夠成熟的腦袋無法分辨智商與知識之間的區別，所以自動認定自己是個白癡。
第五章 人生中最大的錯誤
他有兩個幾乎沒見過面的孩子住在漢彌爾頓，距離中央鎮南方不過十英里。他有一半的牙都掉了，剩下一半不是又黑又黃，就是早已變形，完全是長年受「山露嘴」所苦而且沒有定期看牙醫的結果。高中就輟學的他現在以開卡車為業。
姥姥當時已經了解我得再花上二十年才了解的事：在美國，社會階級不只與金錢有關。她不只希望孩子在教育程度及職業選擇方面有所提升，還希望全面改造他們的人際關係。在考慮孩子的配偶及孫輩的父母時，無論是否有所自覺，姥姥都認定像自己的人不夠好。
我年幼時成長於俄亥俄州西南部，因此從小重視忠誠、榮譽與強悍的生活價值觀。五歲就第一次被打到鼻子流血，六歲時第一次被打到眼睛瘀青，每次都是因為有人汙辱我媽。開媽媽的玩笑萬萬不可，開祖母的玩笑更是會被我飽以小拳。姥姥和姥爺教會我基本的打架技巧：絕不能先動手，但要是別人先挑起爭端，你就得以獲勝收尾。雖然最好不要先動手，但要是有人汙辱你的家人，那先動手也無妨
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和樂的核心家庭中，而是混亂地與一堆姑嬸、叔舅、祖父母、外祖父母、表親及堂親住在一起。這就是我擁有的生活，我也過得很快樂。
但在我大約九歲時，家中的情況有了改變。因為受不了姥爺老是出現，姥姥又什麼都要插手「干涉」，媽和鮑勃決定搬到俄亥俄州的普雷伯郡（Preble County），那是個距離中央鎮大約三十五英里的農業鄉間，人口稀少。雖然年紀還小，我卻知道自己處境極糟
媽和鮑勃的日常成了我學習解決婚姻衝突的啟蒙教材。重點如下：如果大吼可以解決問題，就不要用正常音量說話；如果衝突情勢升高，只要男人不要先動手，揍人或搧巴掌都沒問題；絕對要用最汙辱人、最傷人的方式表達感受；如果以上都無效，就帶著小孩到當地汽車旅館躲起來，而且絕不要讓對方知道地點──一旦對方知道孩子在哪裡就不會擔心，離家出走也就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當時就連姥姥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我下滑的成績已經是家庭崩解的第一個徵兆。
我常感覺不舒服，也常跟校護說我肚子痛。雖然當時沒有意識到，但家庭帶來的創傷確實開始影響我的健康。「小學生在受到心理壓力時常會出現肉體上的不適，例如胃痛、頭痛或其他疼痛，」提供學校行政人員處理孩童創傷的資源手冊上這麼寫著。「這些學生或許會出現行為上的改變，例如更易怒、更有攻擊性，常常感到憤憤不平。他們的表現或許會前後不一致。這些孩子的學業表現會出現改變，注意與集中力渙散，也更常曠課。」但我以為我只是便秘或是太討厭新家的環境。
目睹人們彼此羞辱、吼叫，甚至肢體互鬥就是我們生活日常的一部分
姥姥則有不一樣的看法：媽這麼做只是想轉移注意力，希望大家不要再關注她的外遇及財務問題。正如姥姥所說：「真要自殺哪會開車去撞電線杆？如果她想死，我有的是槍。」
足球卡是我的能量來源，就像超人擁有的氪氣石，所以我答應跟她一起去。這大概是我人生犯過最大的錯誤。
我們一起上了高速公路，然後我大概說了些惹怒她的話，她立刻把車子開到時速幾百英里，打算把車子撞爛，和我同歸於盡。我立刻跳到後座，心想要是繫上兩條安全帶，應該有機會撐過撞擊生還，但這項行為更激怒了她。她把車停在路邊後痛揍我了一頓，我立刻跳出車外逃命。
媽被以家暴輕罪起訴，但獲保釋出獄。這場審判的結果完全取決於我，不過在被提訊時，當我被問起是否受到母親威脅時，我說沒有。原因很簡單：我的外祖父母花大錢委聘了鎮上最有權勢的律師代表母親。是的，他們很氣我母親，但也不希望她去坐牢。那名律師並沒有明白鼓勵我說謊，但表示我的證詞足以決定是否會延長母親在獄中的時間。「你不希望你媽去坐牢？對吧？」他既然這麼問，我也只能說謊，但清楚表示即便母親將重獲自由，我還是希望能隨時去外祖父母家住。媽仍擁有我的法定監護權，但從那天開始，只有我願意時才會去跟她住。姥姥也告訴媽，要是她對這項安排不滿意，可以去跟她的槍管討論。這就是我們鄉巴佬實踐正義的方法，結果確實也沒讓我失望。
那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有所謂的「電視口音」，也就是新聞主播使用的那種中性口音，無論社工、法官還是律師使用的都是電視口音，但我們其他人不是。運作法庭的那群人跟我們完全不同，等待那群人審判的傢伙則和我們相同。
身分認同的運作方式很奇妙，當時我不明白為何會對這群陌生人感到親切，幾個月後跑去加州一趟卻理解了
我後來知道，原因其實就是把姥姥及姥爺從肯塔基州東部帶到俄亥俄州的那條鄉巴佬公路。我之前去的那些地方雖然地理位置與俄亥俄州不同，而且經濟型態也分屬南方經濟與中西部經濟，但人們的行為舉止卻跟我的家人類似
第六章 我的父親們
當我發現琳西是我同母異父的「半姐」，真是我人生中最崩潰的時刻之一。然而「半姐」這個詞只與我們的基因組成有關，但完全無法定義我們之間的情感
她也是保護我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就連姥姥都只能算是第二道防線。她會在必要時做晚餐，在沒人洗衣服時一肩扛起，還拯救了坐在警車後座的我。我實在太依賴她，完全沒意識到她只是個還不能學開車的年輕女孩，就已經開始學習如何保衛自己和弟弟。
我站在分隔客廳與餐廳的狹窄走廊望著姥姥，然後問了她一個問題，打從她要求媽把我們安全送回家開始，這個問題就掛在我心上。我知道她會怎麼回答，但就是求個安心吧。「姥姥，上帝愛我們嗎？」她低垂著頭走過來抱我，然後哭了起來。 這個問題之所以讓姥姥傷心，是因為基督信仰始終是我們的生活重心，對她而言更是重要。我們從來不上教堂，只有剛好在肯塔基州遇上某些重要日子時才會去，又或者是媽突然覺得我們需要「來點宗教」。不過姥姥的信仰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非常詭異），只要提到「組織性宗教」她就一臉不屑，而且把教堂視為滋養變態與洗錢的溫床
她所提供的神學理論非常粗糙，但卻是餵養我心靈必要的訊息。比如閒散度日等於荒廢上帝賜予我的才華，所以我得努力讀書。我得好好照顧家人因為那是基督徒的義務。我也得學會原諒，不只為了我母親，也為了自己。我也永遠不該感到絕望，因為上帝總有計畫。
過沒多久，男人就被水淹沒了。到天堂見到上帝時，他對於自己的命運表達抗議：「你說只要我保持虔誠的心就會幫助我。」上帝回答：「我已經派了一台車、一艘船和一架直升機給你，是你自己害死自己。」神助自助者。這就是「姥姥福音書」的大智慧。
基督教所描述的墮落世界正如同我生活中的一切：一趟快樂的車程可能瞬間變得悲慘無比，一個人做錯事可能會波及一整個家庭或社區。當我問姥姥上帝是否愛我們，我希望確知的是宗教仍然足以安頓我所生活的世界。我需要確知世上真的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一切的心痛與混亂之下，仍存在某些穩固不變的節奏與韻律。
不過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鋪就而來。經歷過這麼多落選的父親候選人之後，我們始終沒學會男人正確對待女人的方式
我也一樣。我的生命中有兩種人，在第一種人面前，我的表現都是為了讓他們驕傲。在第二種人面前，我的行為舉止只求不至於出醜。後者就是所謂的外人，而在肯塔基州完全沒有這種人。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強納森．古魯伯（Jonathan Gruber）甚至發現這之間有確切的因果關係：並不是那些生活順利的人剛好會上教堂，而是有上教堂的人似乎更能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爸所奉行的是一種根源自南方的宗教習慣，也就是文化方面保守的清教徒典型，雖然這個典型並不完全符合現實。雖然我老家的人都以虔誠信仰聞名，但比起我爸，他們更像姥姥：非常虔誠，但並未實際參與任何宗教社群。確實，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會固定上教堂的清教徒只有我爸和他的家人。17在美國南方所謂的「聖經地帶」（Bible Belt），真正積極上教堂的人其實並不多
與一般刻板印象相反，大阿帕拉契山區──尤其是阿拉巴馬州北部、喬治亞州直到俄亥俄州南部的區域──會上教堂的人其實比中西部、西部山區以及密西根州與蒙大拿州之間的人還要少。在一項最近的蓋洛普民調中，美國的南方人與中西部人上教堂的比例最高。但事實上南方的人數卻更低。
就我所知，舊金山人從不會恥於承認自己很少上教堂（甚至有人會覺得承認自己常上教堂比較丟臉），俄亥俄州的情況卻是極端的相反
這樣的衝突對比非常驚人：宗教機構仍然是維持人們穩定生活的正向力量，但在美國這個區域，明明製造業正在衰敗、失業和濫用藥物的問題嚴重、家庭制度搖搖欲墜，上教堂的人數卻大幅下降。爸的教堂就提供了我這種人急需的服務。對於酒鬼而言，教堂能給予他們不是孤身對抗酒癮的情感支持。對於孕婦而言，這裡提供免費住所、職業訓練，以及親職課程。如果有人需要工作，他們在教堂交的朋友可以直接提供機會或幫忙介紹
在我觸目所及的破落世界中，人們為了生活奮力掙扎，而宗教確實能幫助有信仰的人走上生活正軌。
總之，我仍努力維繫與爸之間的關係，和教會的關係也愈形親密。不過他的神學系統有一項缺點，就是容易讓人進入與世隔絕的狀態。我在爸的家裡不能聽艾瑞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的歌，倒不是因為歌詞內容有什麼不妥當，而是因為這位歌手本人受到惡魔勢力影響。我曾聽別人開玩笑地說，如果你把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的〈通往天堂的階梯〉（Stairway to Heaven）倒著聽，就會聽見某種邪惡的誦唸聲。在爸的教堂內，會有人當真地在談論這件事。
許多佈道內容根本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批評其他基督徒。神學戰場上所有人壁壘分明，只要你們不站在同一邊，就不單單只是對《聖經》詮釋錯誤這麼簡單，還會被視為不配作基督徒的人。我向來非常崇拜我的小姨丈丹恩，但當他提及自己信仰的天主教接受進化論時，我對他的崇敬之情立刻開始動搖。我的新信仰要求我提防異教徒，所以只要有好朋友對《聖經》的理解與我不一樣，我立刻會將他們列為拒絕往來戶。就連我對姥姥的情感也開始打折，因為她的信仰竟然無法阻止她喜歡比爾．柯林頓！
而我的情況完全符合以上描述：我討厭女生，而且我最喜歡的朋友是好兄弟比爾。噢不，我要下地獄了。
我找姥姥談這件事，首先坦承自己是男同性戀，還說擔心自己會下地獄。「別傻了你這白癡，你怎麼知道自己是男同志？」我解釋了自己推論的方式，姥姥一邊笑一邊想該怎麼跟我這個年紀的孩子解釋，最後她終於問我，「JD你會想吸他老二嗎？」我嚇呆了，怎麼會有人想做這種事？她又問了一次，我只好回答：「當然不想！」她於是說：「那你不是男同志。不過就算你想吸老二，那也沒關係，上帝仍會愛你。」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
第七章 最好的爸爸
簡而言之，對於一名忙於社交生活的美麗十七歲青少女而言，姥爺實在不是個好玩伴，因此，她就像所有占爸爸便宜的女兒一樣占姥爺便宜：她愛他、崇敬他，常跟他要東西，但只要忙著跟朋友玩就不太理他。
直到今天，我都覺得所謂擁有一位「家長」的意義，就是能夠「占某人便宜」。我和琳西總是害怕別人覺得被我們利用，就連吃飯我們都很難安心。我們本能地知道許多眼下依賴的大人不可能長久留在生命中。這種心態根深蒂固，因此就連姥爺死了，琳西首先想到的也是這件事。我們已經被制約到無法依賴任何人──就連身為孩子，不過是想要蹭一頓飯，或者請人開破舊轎車順路載一程，總之對我們來說都是奢侈的事，就怕一不小心用光足以當作救命符的他人好意
小阿姨在女廁梳洗刷牙，花的時間比姥爺預想的長很多，所以他手拿一把填滿子彈的手槍踢開廁所門，簡直像動作影星連恩．尼遜電影裡面會出現的角色。他事後解釋，他是真的認定有變態在強姦他的女兒。
但回想最多的當然是我和姥爺之間的事，包括他花了好多時間陪我練習愈來愈複雜的數學題。他還告誡過我，缺乏知識和缺乏智慧是兩件不同的事。前者只需要靠一點耐心和不停努力即可補救，後者呢？「欸，我想就像是在一條屎河上划著沒槳的船吧。」
我想到自己常對媽、小阿姨及琳西亂發脾氣，但姥爺卻很少顯露出這種惡劣脾性，因為他曾告訴我，「要看一個男人的度量，就看他如何對待家中的女人。」他的智慧來自於經驗，畢竟他早年對待家中女人的方式完全失敗。
媽在大庭廣眾下無理取鬧的場面其實是過去許多問題累積後爆發的結果，只是我之前沒有注意。她其實在搬去普雷伯郡之後沒多久就開始服用處方麻醉藥，一開始當然有正當理由，但之後她開始在醫院偷病人的藥，還因為太興奮而把急診室變成滑冰場。她本來就已經是個半失能的上癮者，姥爺的死更讓她連基本的成年人舉止都做不到。
雖然姥姥從未說出任何想要拋棄我的話，但她的生活已經過得夠苦了：先是在鄉下山區忍受貧困日子，被姥爺虐待，處理小阿姨那場年少輕狂的婚姻，還要面對媽的一大堆犯罪紀錄，可以說她把人生中最好的那七十年都拿來處理各種危機。到了現在，跟她同年紀的人都開始退休享福，她卻還在養青春期的外孫和外孫女。而且沒有姥爺幫忙，這份重擔幾乎像是原本的兩倍重
琳西和我愈來愈懂如何處理各式生活危機，情緒幾乎沒有波動，彷彿整個世界都失去了溫度，這也讓照顧自己變得簡單
這些療程引發出的爭執及情緒可不少，我想這也是目的之一吧。每到星期三晚上，我們和其他家庭一起坐在那個巨大的房間內──幾乎全是黑人或像我們這種說話有南方口音的白人──都能聽到各種咆哮或吵架聲，不是孩子在說多恨家長，就是啜泣的家長一下子懇求孩子原諒，一下子又怪罪家人害他們不得不用藥
第八章 狼養大的孩子
媽理解世界的過程中有個巨大盲點。她竟然會問我要不要搬去戴頓，竟然會在我拒絕時真心感到訝異，甚至以為只憑片面之詞就能讓諮商師幫忙說服我，在在都代表她的邏輯跟我和琳西都不同。琳西有次跟我說，「媽就是搞不懂，」我一開始不同意，「她當然懂，但她就是這樣，本性難移。」不過在發生過諮商師事件後，我知道琳西說得沒錯。
其實如果我開口提問，他應該也不會生氣，但我始終沒開口，因為不確定他會做何反應。他會不會稱我為撒旦爪牙？甚至因此把我送走？我不確定我們的關係有多少建立於「我是一個乖孩子」，也不知道要是我在弟弟和妹妹在家時聽齊柏林飛船的歌，他會有什麼反應。那種不確定感始終啃噬著我，到了幾乎難以承受的地步。
我們常講電話，某天她說希望我明白她愛我勝過世間一切，只要我準備好，隨時可以回家。「這是你的家，JD，這裡永遠都會是你的家。」隔天我打電話要琳西來接我，她有工作要忙、有房子要打理、有孩子要照顧，但還是說「我四十五分鐘後到。」我向爸道歉。他因為我的決定心碎，但也能理解：「你離不開你的瘋姥姥，我知道她對你很好。」對於一個曾被姥姥恨過的男人而言，他願意這麼承認實在令我吃驚。那也是第一次我發現，爸其實了解我心中逐漸蔓延的複雜糾結，這對我意義重大
媽和麥特的關係不是很好，因此，高二某天我從學校回來，聽到媽宣布結婚時真的非常驚訝。或許事情沒有表面上看來那麼糟吧？我想。「我真的以為你和麥特會分手，」我說，「你們每天吵架。」「其實，」媽回答，「我不是跟他結婚。」
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看了一集談美國教育的《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大家都認定那是讓人翻身的正途。節目中扮演總統的人正在針對「學券制」（school vouchers）進行辯論：應該繼續拿公家機關的錢發放給學童，讓他們有機會去讀所選的公立學校，還是應該把錢拿來補助那些迫切需要資源的學校。這項辯論當然很重要，畢竟長久以來，我常常是靠學券才有辦法上學。但令我驚訝的是，關於如何幫助在學校表現不好的貧困孩童時，所有焦點都放在政府制度與機構。正如我之前一位高中老師所說：「他們要我們成為孩子的牧羊人，卻從不談這些孩子是被狼群養大的問題。」
第九章 姥姥的家
她終究還是發現了。某天早上媽媽跑到姥姥家來跟我要一瓶新鮮尿液。我前一天晚上住在姥姥家，正準備好出發上學時，媽就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她得送交隨機尿檢樣本給護理委員會才能保住她的證照，某位行政人員早上打來要求她當日提交。姥姥因為有在固定服藥，她的尿液不能使用，所以我是唯一能代打的候選人。
姥姥從未放棄希望，她所經歷的可是我無法想像的痛苦與心碎。她的一生總是遇到逼她失去信念的人，但她卻從未停止相信所愛之人。所以我屈服了，也不後悔。把自己的尿給媽是錯誤的事，但我從未後悔遵從姥姥的指示。正因她總是懷抱希望，才能在多年痛苦婚姻後原諒姥爺，也才能在我最需要的時候接納我。
直到現在，提起這段回憶都會讓我氣到血液沸騰：媽的眼睛完全睜不開，嘴巴也闔不上，把食物用湯匙送進嘴裡後又立刻掉出來。旁邊的人都盯著我們看，肯恩完全說不出話來，而媽也毫無所覺。這是處方止痛藥造成的結果（一顆或者很多顆吧）。我恨透她這副模樣，暗自發誓只要她再用藥，我就要離開這個家。
我喜歡跟她一起住，但我的耐心還是在各方面受到考驗。首先，我還是擔心自己成為她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她不是個好相處的女人，不但反應快，嘴巴又毒。只要我忘記拿垃圾出去倒，她就會說「你這坨懶惰的爛屎。」只要我沒寫功課，她就會說我「屎頭屎腦」，還提醒我要是不用功以後會一無是處。她命令我跟她玩牌──通常是金拉米撲克牌（gin rummy）──而且從來不會輸。
這次和姥姥住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她和妹妹羅絲──一名無比善良的女子──在她們的母親死後鬧翻了。姥姥本來希望能把布蘭頓姥姥留下的房子作為家族共有的財產，但羅絲希望能讓她的兒子一家住進去。羅絲確實有她的道理：她們所有手足都住在俄亥俄州或印第安納州，回去的頻率不高，所以留給用得到的人比較合理。但姥姥害怕如果沒有一棟房子作為家族基地，她的子孫回去傑克遜就沒有地方住了。她的考量也不無道理。
我逐漸開始了解，對姥姥而言，回傑克遜探親並不是一種享受，而是責任。對我來說，回傑克遜代表可以找舅公、追烏龜玩，還能尋找在俄亥俄州瘋狂的家庭中缺乏的內心平靜。返鄉探親代表我可以跟姥姥一起住，還有三小時的長途車程可以和大家彼此交換故事，而且在傑克遜，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凡斯夫妻的外孫，他們可是聲名遠播的吉姆與邦妮呀。但傑克遜對她的意義卻大大不同。她小時候在傑克遜挨過餓，還因為青少女時期的懷孕醜聞被迫離家，還有許多朋友在礦坑中喪命。我把傑克遜當作逃亡的出口，她卻是好不容易才從那裡逃出來。
她常為琳西和小阿姨照顧嬰孩，某天她同時顧小阿姨的兩個女兒，小阿姨的狗則待在後院。狗只要一叫，她就會大吼：「閉嘴呀，你這狗娘養的。」我的表妹邦妮蘿絲立刻跑到後院跟著大叫：「狗娘養的！狗娘養的！」姥姥立刻腳步蹣跚地走過去，一把把她抱進懷裡。「噓！不可以這樣，我會被你害慘啦。
我現在是律師了，現在回頭想想，當初應該告那名醫生醫療疏失才對，但姥姥一定不會願意：除非無路可走，她絕對不會走法律程序。
不知道為什麼，媽覺得錢就能代表她的關愛，或許她覺得必須給我錢花，我才可能欣賞她的付出。但我其實不在意錢。我只希望她健康。
有些人只買罐頭跟冷凍食品，另外有些人總推著堆滿新鮮食材的推車來結帳。通常看起來愈焦慮的客人買的冷凍或速成食品愈多，這些人通常也愈窮。我大多是靠衣著判斷他們是否窮困，當然有些人是直接拿食物券來購物，那就更能確定了。過了幾個月後，我回家問姥姥為何只有窮人會買配方奶粉。「有錢人不生小孩嗎？」姥姥也不知道原因。多年後我才知道：原來有錢人通常親餵嬰兒。
我的工作不但讓我更理解何謂階級差異，無論針對有錢人或我的同類，內心也因此多了一股憤恨。迪爾曼的老闆作風老派，所以願意讓信用好的客人賒帳，其中有些人會欠到一千多美金，但我知道要是我的親戚走進來，一次就買一千多美金的商品，一定會被要求立刻結清。我的老闆不信任我的同類，反而相信那些開著凱迪拉克把商品載回家的人，這點令我很不滿
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我們家得辛苦度日，這種人卻可以靠福利津貼享受這些我完全沒機會嘗試的小玩意兒。
我們開始覺得跟我們一樣的勞工階級不值得信任。這個階級的人大多過得很辛苦，但我們想盡辦法撐下去，也為了更好的未來努力工作。但有更多人覺得有福利金用就夠了。每隔兩週我會收到微薄的薪資支票，然後注意到聯邦政府會從薪資中扣掉所得稅。
這就是我在十七歲時的思考邏輯，雖然我已經沒當時那麼氣了，但卻是我第一次開始質疑姥姥相信的「代表工人的政黨」。我覺得民主黨的言行根本不一致。
不過他們提供的解釋中，最大的原因跟我在迪爾曼工作時目睹的情況一樣，且可回頭追溯至一九七○年代，當時白人工人階級就已逐漸轉而支持尼克森，原因正如某人所說，政府「付錢讓人靠著福利就能無所事事！他們根本是在羞辱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都是努力工作的人，卻因為每天工作而被嘲笑！
大約在那時候，我們的鄰居──姥姥和姥爺的老友之一──拿位於我們隔壁的一間房子去申請第八住屋補助（Section 8），那是政府扶助低收入戶的措施，申請通過的屋主出租房子時，租賃者可得到補助。
姥姥認定這是一種背叛行為，形同鼓勵「壞人」住進這個住宅區並拉低房價。
雖然努力想在「有工作的窮人」和「不工作的窮人」之間劃清界線，姥姥和我其實清楚，雖然覺得他們敗壞了白人工人階級的名聲，但我們之間仍有很多共通點
氣頭過了之後，邦妮．凡斯又化身為社會政策專家：「她是個懶惰的賤貨，但如果不找份工作就會完蛋的話，情況一定會不同」；「我真恨那些該死的傢伙讓這些人有錢搬進這區。」她會針對我們在百貨店遇見的人大肆抱怨：「我真搞不懂，我們這些人一輩子努力工作，結果過得可憐兮兮，那些懶鬼卻可以拿我們繳的稅去買烈酒和手機時數。」
對我這位氣到心在淌血的外祖母而言，這種現象實在太詭異了。但她如果為了政府做太多而大發雷霆，遲早也會有一天為了政府做太少而大發雷霆。畢竟政府只是在幫助窮人找地方住，而我親愛的姥姥熱愛幫助窮人。概念上而言，她對於第八住屋補助案沒有任何意見，只要談及此事，她心底那位民主黨員就會現身。她常抱怨工作太少，猜測我們的鄰居是因此才找不到好男人。當同情心氾濫時，她會問我們的社會既然有錢製造飛機，為什麼不多建造一點勒戒機構，好幫助跟媽一樣的所有人？又有些時候她會罵那些有錢人，覺得他們沒有擔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每次主張提高稅率以改善當地學校設施的投票沒通過，姥姥都覺得是這個社會無能提供完善教育，辜負了像我這樣的孩子。
姥姥各種感受在政治光譜上分布極廣
我們鄰居的生活總是充滿絕望與傷心，比如有些母親明明擺出笑臉，但眼神沒有笑意，又或者可以聽見青少女開玩笑地說媽媽「把她打到屎都噴出來。」我很清楚這些幽默感都是為了隱藏真實情緒，因為那正是我之前採取的策略
我們家幾乎體現了這個社群文化的所有問題。媽的藥物上癮問題並非個案，許多人跟我們一樣跨越數百英里，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來到此地，結果全都複製、重現了她的人生困境，眼前似乎也毫無解決方案。姥姥本來以為她逃離了阿帕拉契山區的貧困生活──就算財務上差強人意，心情至少有所不同──但貧困仍如影隨形
我讀了很多有關社會政策及窮忙族議題的書。其中一本由知名學者威廉．朱利亞斯．威爾森（William Julius Wilson）寫的《真正的弱勢》（The Truly Disadvantaged）深深觸動了我。我是在十六歲時首次讀到這本書，雖然無法全讀懂，但多少能理解書內的中心思想。隨著數百萬人北遷後在工廠周遭定居，應運而生的社群文化雖然蓬勃有力，但也非常脆弱：一旦工廠關閉，這些人就被困在原地，整座城鎮也無法再提供這麼多人高品質的工作機會。那些有能力的人離開了──通常都是受過良好教育、家境富裕或人脈廣泛的人。留在原地的成為「真正的弱勢」，這些人無法找到好工作，身邊的人都缺乏人脈，也無法提供足夠的社會支持。
威爾森的書讓我很有共鳴。我想寫信讓他知道這本書根本寫的就是我家。其實我會這麼有感觸有點奇怪，因為書中講的不是來自阿帕拉契山區的鄉巴佬，而是住在市中心貧民區的黑人。另一本對我具有啟發性的是查爾斯．穆瑞（Charles Murray）的《失土》（Losing Ground），書中寫的也是黑人，但拿來描述鄉巴佬也完全說得通。其中同樣也提及政府透過福利政策助長了社會腐敗。
這就是我所生存的世界：一個充滿非理性行為的世界。我們賣力花錢把自己送入貧民窟。我們會買超大電視和iPad。因為有高利息信用卡跟發薪日貸款，我們的孩子可以穿上好衣服。我們買下根本不需要的房子，再抵押後繼續花錢，然後宣告破產，一回神發現屋內堆滿沒用的垃圾。節儉不是我們的作風。我們必須花錢假裝自己屬於上層階級，直到幻想破滅──真正破產或家人把因為愚蠢而坐牢的我們保釋出來──我們才會發現自己一無所有：沒錢付孩子的大學學費，沒有足以累積家產的投資行為，要是有人失業了，也沒有急難備用基金。我們知道不該這樣花錢，有時也因此深感自責，但總是重蹈覆轍。
我們的家庭生活總是一團混亂，一天到晚像觀賞美式足球賽一樣對著彼此大吼大叫，而且一定至少有個人在用藥──有時候是老爸、有時候是老媽，有時候兩個人一起來。壓力特別大的時候，我們就在其他所有家人面前毆打彼此，就連年紀很小的孩子在看也不管，而且幾乎鄰居都聽得到。要是運氣不好，鄰居可能會為了阻止這場鬧劇打電話報警，孩子會因此被送入寄養系統，但時間通常不長，然後家長道歉，孩子也信了，家長的歉意確實出自一片真心，但沒過幾天就會再次發作。
我們會侃侃而談努力工作的意義，但又說服自己之所以不工作是因為社會不公平，比如都是歐巴馬關閉了煤礦坑，或者工作機會都流到中國去了。我們用這種謊言來處理認知失調，修補存在於內心的價值觀與真實世界之間的裂縫。
許多研究都指出，一個足以提供關愛的穩定家庭能對孩子產生正面影響。我可以引用幾十項研究證明，姥姥提供我的不只是短期避難所，而是能對未來生活抱持盼望。有大量文獻都在描述「韌性兒童」（resilient children）：雖然身處不穩定家庭，但因為擁有一名關愛長輩的社會支援，終究翻轉人生的那種孩子。
除了以上搬家史，我還得面對藥物和家暴問題，兒服機構始終在一旁伺機而動，更別說姥爺過世帶給我多大影響。 即便到了今天，雖然只是為了寫作挖出這段回憶，都足以讓我感到一陣焦慮。沒多久之前，我注意到臉書上有個朋友（高中時認識的友人，跟我一樣擁有鄉巴佬背景）一天到晚換男友，她周旋於一段段關係中，常常剛發了跟這個男友的合照，時隔三週身邊又換了新人，接著跟新對象在臉書上吵不停，最後在大家面前撕破臉。她跟我差不多年紀，但已經有四個孩子。某次她發文表示終於找到一個善待她的男人（我聽過這種說詞太多次了），她十三歲的女兒在下面留言：「拜託別再這樣下去了。我只希望一切立刻停止。」我好想抱抱那名小女孩。我完全理解她的感受
第十章 海軍陸戰隊的日子
練習第一天，我穿了一般的紳士鞋出席，逕自認定這適合穿來打高爾夫球。結果我球都還沒放到球座上，一名樂於霸凌他人的年輕人就發現我只穿了雙大賣場的棕色樂福鞋，之後花了整整四小時無情揶揄我。
就在此時，身為資深海軍陸戰隊員的表姐瑞秋建議我可以從軍：「他們會好好把你磨練成該有的樣子。」瑞秋是吉米舅舅年紀最大的女兒，也是我們這一輩的領導人物，我們所有人都仰慕她，包含琳西，所以我很看重她的建議。
就在前一年，也就是我讀高二時，美國發生了九一一事件。我跟所有注重榮譽的鄉巴佬一樣，都想要衝去中東殺光那些恐怖分子。
於是在三月下旬的某個星期六，我走進一間募兵辦公室詢問有關海軍陸戰隊的問題。他並沒有試圖說服我加入，只說賺的錢不多，甚至可能得上場打仗。「不過軍隊能教給你領導能力，也會把你訓練成一名有紀律的年輕人。」
我回家後花了一點時間思考眼前的選項。我提醒自己，國家需要我，如果不從軍，之後一定會後悔沒有投入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我還想到《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帶來的福利，知道可以藉此擺脫負債，擁有經濟獨立的自由。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別無選擇，不是去讀大學，就是直接進職場，或者就是加入海軍陸戰隊，但前兩個選項我都不喜歡。
這次離家受訓最讓我害怕的不是可能在伊拉克身亡，或者無法通過訓練，我實在不怎麼擔心這些問題。但當媽、琳西和小阿姨開車載我去前往機場的巴士站，準備搭機去受訓時，我不禁開始想像四年後的生活，卻沒在畫面中看到姥姥。不知為何，我就是知道姥姥無法撐過我在軍隊的這四年。我知道自己將暫時成為無家可歸的人，因為「家」必須是有姥姥在的那棟中央鎮的房子，而等我從軍隊退伍後，姥姥已經不會在了。
海陸新兵訓練營為期十三週，每週都有不同的訓練焦點。
我們受訓時不能講電話。我只能在琳西的大伯過世時打一通電話致意。但透過信件，我發現家人真的很愛我。其他新兵──在我們撐過嚴格訓練並真正贏得「海軍陸戰隊」的名號之前，他們都以「新兵」稱呼我們──大概每隔兩、三天收到一封信，我有時候卻會一天收到五、六封。姥姥每天都寫信來，偶爾甚至一天寫上好幾封，大部分都在解釋她認為這世界出了什麼問題，或者針對其他主題來上幾句意識流風格的評論。不過最主要還是想知道我過得如何，並希望能夠安撫我。大部分新兵都會希望得到家人的鼓勵，姥姥在這方面的表現完全不是蓋的。當我每天努力面對著對我高聲吼叫的教官，以及超出我鬆垮臃腫的身材能負荷的訓練，同時都還能從信中得知姥姥以我為傲、姥姥愛我，她知道我永遠不會放棄。無論是出於自身的智慧或是遺傳到的囤積狂傾向，總之我幾乎留下了家人寄給我的每封信。
生平第一次與家人分開，讓我對自己及身處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海軍陸戰隊跟一般人所想的不同，並不是窮人家的孩子走投無路的選擇。我在訓練營擁有六十九位同排隊友，其中包含黑人、白人、西班牙人；有來自紐約上城的有錢孩子，也有來自西維吉尼亞州的窮小孩；天主教徒、猶太教徒、新教徒都有，甚至還有幾位無神論者。
在新兵訓練營的時候，所有人吃飯都得非常有效率。首先你要走進自助餐廳排隊，將手上的托盤拿給服務人員，他們就會把當天提供的所有伙食丟上托盤。基本上你會因為太害怕而不敢出聲抗議，但因為餓得半死，對於能瘋狂大吃也感到慶幸。然後你坐下，看也不看盤上的食物（這樣太不專業了），頭也完全不動（這樣做也不專業），就把食物一口口挖進嘴裡，直到有人命令你停止才住手。這段過程總共只花費八分鐘，最後不是總沒吃飽，就是會出現消化不良的問題（其實兩者感覺差不多）。
海陸新兵訓練營的存在就是為了提供足以扭轉學員人生的各式挑戰。打從抵達的第一天，就不會有人以名字稱呼你，你也不能以「我」開頭表達自我，因為這裡要求你質疑自己的個體特殊性。
每次被教官怒罵時，我總是挺直身體面對；每次跑步時只要感覺可能落後，我總會想辦法迎頭趕上；每次學會一項本來以為不可能的新技能時，例如爬繩索，我都會因此對自己多一分自信。我小時候深信任何選擇都不可能改變人生的結局，心理學家稱此為「習得無助感」。無論是在中央鎮的生活，或是家中的各種混亂，我總覺得一切都不在掌控範圍內。姥姥和姥爺拯救我不至於完全屈服於這種無助感，但海軍陸戰隊卻進一步奠定我的自信心。如果我在家中習得了無助感，在海軍陸戰隊學到的則是意志力。
許多以前我吃的食物都不符合海軍陸戰隊員應有的健康標準，比如姥姥幾乎所有食物都拿來炸，不管雞肉、酸黃瓜還是番茄。撒上碎薯片的臘腸三明治顯然也稱不上健康。藍莓派本來還算一種以水果（藍莓）及穀類（麵粉）為底的健康甜點，此刻也不再吸引我。我開始提出一些以前絕不會問的問題：這有糖類添加物嗎？這肉有很多飽和脂肪嗎？鹽分有多少？雖然只是跟食物有關的疑問，但我知道此後再也不可能用同樣眼光看待中央鎮了。儘管只有短短幾個月，新兵訓練營確實已完全改變我看待世界的角度。
我也靠著玩網路撲克牌賺取額外收入。我在這方面是天生好手，打從有記憶以來，我就跟著姥爺及伯公一起小額賭撲克牌玩，而當時的網路撲克風潮更是讓我撈了一筆。我每個禮拜花十小時在小額賭桌上，每月大概能賺入四百美金。
姥姥跟我都愛看《魔鬼終結者二》，我們大概一起看了五、六次。姥姥把阿諾．史瓦辛格視為美國夢的代表人物：一名好不容易出人頭地的強悍移民。但我卻將那部電影視為自己的人生隱喻。姥姥是我的監管人、是我的保護者，有必要的話還能成為專屬於我的鬼見愁終結者。無論人生遇到什麼爛事，只要有姥姥保護我就不會有事。
不過因為替姥姥支付健保費，我生平第一次覺得成為了她的保護者，內心也前所未見地感到滿足。
我這輩子總在充滿恐懼的低谷及感到安穩的巔峰之間擺盪。不是被惡劣的終結者追趕，就是受到善良的終結者保護，但從未感到自己有能力，從未相信自己可能擁有照顧所愛之人的能力與責任感。
我們等了幾天，希望感染能對藥物治療有所反應，但結果卻是相反：她的白血球數量持續升高，許多器官也在衰竭邊緣。醫生表示姥姥得靠呼吸器及餵食管才能繼續活下去，所以我們討論後決定，如果白血球數量再過一天沒有下降，我們就拔管。法律上是小阿姨獨自做下了這個決定，我永遠無法忘記她淚眼婆娑地問我這決定是否錯了。但直到今天，我仍深信她和我們一起做了正確決定，即便或許我們永遠無法確知正確與否。如果當時我們家有一名醫師就好了。
我們都知道媽在姥爺過世時反應很激烈，但姥姥之死帶來的卻是新的問題：大家得開始清算資產，理清姥姥的債務，處理掉一些個人物品，並把剩下的分給其他人。直到那個時候，吉米舅舅才知道媽大幅拖累了姥姥的財務狀況，包括幫助她戒毒的支出，以及許多從未歸還的「借款」。他直到今天仍拒絕跟媽來往。
幸好當時是二○○五年，正是房地產泡沫化的高峰。要是她死於二○○八年，我們只能替姥姥宣布破產。
葬禮結束後，我們一行人前往離姥姥出生地不遠的另一座山區小鎮凱克（Kerk），也就是我們家族墓園的所在地。在我們的家族傳說中，凱克的地位比姥姥的出生地還高，她的母親──也就是我們深愛的布蘭頓姥姥──就出生於凱克，而布蘭頓姥姥的妹妹就在那片墓地附近擁有一間美麗的原木小屋。只要從小屋出發穿過一小段山路，就能抵達那片沉睡著姥爺、布蘭頓姥姥和其他親戚的土地，其中有些人的出生年代可回溯至十九世紀。
我從未對一個人如此生氣過。多年來我為媽找過無數藉口，努力想幫她處理藥物問題，讀了成堆跟成癮有關的書，還陪她去匿名上癮者互助會。我從來不抱怨，只是忍耐著那堆在我生命中來來去去的準父親們，最後只留下空虛與對成年男性的不信任。就在她威脅要殺我那天，我還是上了她的車，還為了讓她免於牢獄之災站在法官面前說謊。我和她一起搬去與麥特住，之後又跟她一起搬去和肯恩住，為了讓她好起來，我幾乎什麼都配合，而她確實本來也有機會變好的。這些年來，琳西都說我是那個「心胸寬大的孩子」：總是看媽好的一面、為她的行為找藉口，而且永遠對她抱持信心。我正準備開口對她說一些無比刻薄的話，但琳西卻先開口了：「不，媽，她也是我們的媽。」這句話足以說明一切，所以我沒再開口。
那次的經驗對我而言非常寶貴：我知道我有能力。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一天工作二十小時，就算一堆攝影機擠在我面前，我也能清晰自信地說話。我可以跟一屋子少校、上校和將軍共處卻仍面不改色。雖然我曾質疑自己，但仍成功承擔起一名上尉的工作。
我並不是說每個人的能力都一樣，或許有些人天生就比較能幹。但是你有可能低估了自己，把缺乏努力誤以為能力不足，而突破這層迷思能為你帶來強大的力量。因此每當有人問我白人勞工階級最該改變的是什麼，我的答案都是「那種不管做了什麼決定都沒差的心態。」海軍陸戰隊像是切除腫瘤一般替我消滅了那種心態。
這四年間，我在海地目睹了前所未見的貧窮生活，目睹一架飛機撞入住宅區後引發的人間慘劇。我經歷了姥姥的死，之後又上了戰場幾個月，還和一名曾經賣快克的陸戰隊員結為好友，他也是我認識過最投入軍隊工作的陸戰隊員。
因為我參加過海軍陸戰隊，跟一般大一新生的年齡不同，所以室友年齡都比我小一些，但其中大部分人我之前在家鄉就認識了。我之前交的好友不是已經大學畢業就是即將畢業，很多人就算畢業也留在哥倫布市，雖然當時還不清楚，但我目睹的正是社會科學研究者口中的「人才外流」問題：許多人離開了生活艱困的家鄉，在提供他們教育與工作機會的外地落地生根。
第十一章 絕望的白人與討厭歐巴馬的理由
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就讀時，我已經被海軍陸戰隊灌輸了無所不能的強健心態。我去上課、做作業、到圖書館讀書、回家後和好友熬夜喝酒，但隔天還能一大早起床跑步。
我當時已經差點讀不完高中，就連初級英文都只能拿到D或F，但現在卻能在經濟方面自給自足，而且在俄亥俄州的頂尖大學中科科都拿A。生平第一次，我覺得能夠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我想上法學院，也知道如果想上頂尖法學院，不但學業成績要好，也得搞定著名的法學院入學考試（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簡稱LSAT）。
我其實不太能解釋自己想上法學院的慾望，只知道中央鎮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不是當了醫生就是律師，而我不想在工作時看到血。
我痛恨負債以及隨之而來的限制。雖然《美國軍人權利法案》替我支付大半學費，俄亥俄州大學對本州居民的收費也相對低廉，我仍需要自己支付大約兩萬美金的費用。我於是在俄亥俄州政府內找了一份兼差，雇主是一位來自辛辛那提地區的參議員：無比仁慈的包柏．舒勒（Bob Schuler）。他是個好人，我也非常喜歡他的政治觀點，所以每次有選民打電話來抱怨時，我總是用盡全力解釋他的立場。每天總有陳情者來來去去，我常會聽見參議員和制定政策者針對特定法案進行辯論，試圖確認怎麼做才對選民有利？怎麼做對州政府有利？又要怎麼做才能同時使兩者得利？以前我都是透過有線電視認識政治，但因為有了內部觀察的機會，我開始用全然不同的眼光欣賞所謂的政治事務。姥姥曾以為政客全是騙子，但我發現無論立場為何，至少俄亥俄州政府內的政治家大多很認真。
我是否勞累過度？當然。我睡眠不足，酒喝太多，而且幾乎每餐都是塔可貝爾的捲餅。某個禮拜我病得厲害，本來以為是感冒，結果醫生說是傳染性單核白血球增多症，但我完全不管，繼續把維克斯牌（Vicks）的無抗生素感冒藥當成救命靈藥猛喝。又這樣過了一週之後，我的尿染上一絲噁心的棕色，體溫也飆升到將近攝氏四十度。我發現情況不妙，於是喝下泰諾林（Tylend）退燒藥，又灌了幾瓶啤酒後上床睡覺
我在醫院待了兩天，醫生為了我打了五袋點滴解決脫水問題，發現除了傳染性單核白血球增多症之外，我還感染了金黃色葡萄球菌，所以才會病得那麼重。
病了幾個星期後，我總算康復到足以返校上課。我瘦了不少，短短四星期就掉了將近十公斤，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好。我因為看醫生欠了不少錢，所以又找了第三份兼差（在普林斯頓教育公司擔任學術水準測驗考試的家教），時薪有十八美金這麼高。
我實在無法同時應付三份工作，考量時薪後只好忍痛放棄最愛的參議院工作。我需要錢和經濟上的餘裕，成就感不是首要考量。我告訴自己，追求成就感是以後的事。
就在我離開不久，俄亥俄州參議會考慮通過禁制發薪日貸款的法案，之前雇用我的參議員反對這項法案（另外也還有好幾位反對），雖然他從未解釋原因，但我總覺得是因為他的想法跟我很像。那些參議員和制訂政策者非常不欣賞發薪日貸款，但許多像我一樣活在陰影裡的人非常需要這項急難救助措施。對他們而言，發薪日貸款都是吸血鬼，不是高息發款就是在兌現支票時收取高昂費用，最好就是盡速除之而後快。
但對我而言，發薪日貸款可以解決很多財務問題。我的信用因為一堆亂七八糟的理財決定變得很差（有些不是我的錯，但大部分是我個人的責任），所以根本不可能申請信用卡。如果我想帶一個女孩去吃晚餐，或者想買本學校要用的書，但戶頭裡沒錢，眼前有的選項並不多。
不過在參議院忙了一整天後，我忘記在離開前領取薪資支票，而且發現時早已回到住處，參議院員工也下班了，隔天又是週末。此時只要支付幾美金的利息，靠著為期三天的發薪日貸款，我就能省下一大筆逾期費用。那些針對發薪日貸款辯論的參議員並沒有提到類似狀況。要說我從這件事學到什麼，就是有權者常說要幫助我們，但又完全不了解我們。
那名學生繼續絮絮叨叨表達他的立場，我想起的卻是那堆教導我們尊重伊拉克文化的課程：比如絕對不要腳底示人，或者不能在未諮詢過男性親戚之前對穿著傳統穆斯林長袍的婦女說話。我還想到我們如何保護那些伊拉克的民調人員，並仔細幫忙解釋他們的工作目標，過程中完全沒有強加我方的觀點。我想起聽過一名伊拉克年輕人（他一個英文字也不會說）完美無缺地唱出五角（50 Cent）的饒舌歌曲〈嘻哈大舞廳〉（In Da Club），並且跟他及他的朋友們從頭到尾笑個不停。我想到在加伊姆（Al-Qaim）受到簡易爆炸裝置攻擊，我的朋友全身受到三度燒傷，好不容易才活下來。然後現在得聽這個毛都沒長齊的屎貨說我們在那裡以胡亂殺人為樂。
到了二○○九年八月，也就是在俄亥俄州大學就讀一年十一個月後，我以最高等榮譽（summa cum laude）雙主修畢業。
如果遇到大齋期（Lent）的星期五，我也會到當地天主教會幫忙烹調炸魚薯條。
此刻的我對未來感到無比樂觀，也與我許多鄰居的悲觀心態形成強烈對比。藍領階級面對的經濟處境持續惡化，結果完全反映在中央鎮居民的物質生活上。金融風暴及其後不怎麼樣的復甦反彈更加快了往谷底惡化的速度。不過街坊之間都散發出一種憤世嫉俗的氣氛，那對居民造成的影響比金融風暴本身來得更深刻。
我們敬愛軍隊，但也覺得軍中缺乏巴頓將軍（George S. Patton）那樣的人才。我想我的鄰居們大概一個高階軍官的名字都說不出來。曾長年使大家深感驕傲的太空計畫也是明日黃花，早已隨著那些太空人明星的光環一同黯淡熄滅。再也沒有什麼能把美國社會團結在一起。我們似乎困在兩場贏不了的戰爭中，其中太多士兵都來自我所住的區域，而國家經濟也無法為美國夢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穩定薪資。
為了理解這種文化疏離現象，你得先理解，我們的家族、鄰居及整個文化社群的認同都源自於愛國情操。我對布雷薩特郡的市長、健保系統或是明星居民一無所知，但我卻知道：根據傳言指出，此地之所以贏得「血腥布雷薩特」之名，是因為在一次世界大戰時，這裡是全美唯一光靠自願者就不用徵兵的地方。
姥姥最感驕傲的過往之一就是曾和家族一起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好好地聊了一陣子，聊戰爭配給、聊女子鉚釘工、她父親從太平洋上寄給她母親的情書，以及「我們投下原子彈」那天。姥姥心中始終有兩個神：耶穌基督和美利堅合眾國。我也一樣，我所認識的幾乎所有人也一樣。
每當我想到現在的人生多麼美好──我擁有美麗、仁慈又聰慧的人生伴侶、打從兒時就想要的穩定經濟生活、好朋友及各種刺激的人生經歷──就想要深深感謝美國這個國家。
我有許多新朋友認為這些看待總統的方式得歸咎於種族主義，但對中央鎮居民而言，總統就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而且原因與膚色無關。回顧過往，中央鎮沒有一位居民上過常春藤名校，但歐巴馬待過兩間，而且表現都很傑出。他聰明、富有，說話就像一名憲法學教授，而他也確實是一位憲法學教授。他的一切都跟我從小生活中仰慕的人不同。他的口音簡潔、完美、中性，令我們感到陌生；他的資歷完整得驚人；他在芝加哥那個人口眾多的大都會仍混得很好；而且他舉止極有自信，因為明白現代美國的菁英系統對他有利。當然，歐巴馬也克服了屬於自己的困境──我們也經歷過類似困境──但那都是太早以前的事了
歐巴馬躍上檯面時，我們群體中大部分人開始感覺所謂的菁英系統只為「那些人」服務。
因為不怎麼信任媒體，他們對網路世界的陰謀論幾乎照單全收：歐巴馬是個試圖摧毀我們國家的外來者。媒體說的一切都是謊言。許多白人工人階級總是相信社會中最糟的那一面。
‧根據一封大量轉發的電子郵件，歐巴馬健保將立法在新的健保病患體內植入晶片。這項傳言因為其中隱含的宗教意涵而特別引人注目：許多人相信聖經預言裡提到的「末日的獸印」會以電子載體的形式出現。許多朋友都透過社群媒體發出警告。
這類內容還有很多。你很難確定有多少人剛好就是相信了其中一則甚至數則。
如果只是憑藉自由意志選擇不信任政府政策，那還算是民主社會中的健康行為，但以上這些都是針對社會體制的非理性質疑，而且有主流化的傾向。
正因如此，今日保守派（我是以其中一員的身分發言）的論述無法解決大部分支持他們的選民的真正困境。他們沒有鼓勵這些人積極參與社會，反而促使他們疏離社會，而正是這種疏離感侵蝕了我與同儕迎向未來的野心
之所以會造成如此差別，是因為兩者對於各自未來的期待有所不同，但右派人士卻愈來愈常散發以下訊息：你們失敗不是自己的錯，是政府的錯。
「皮尤經濟流動研究計畫」（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研究的是美國人對自己改善經濟現況的期待值，而研究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全美沒有任何族群的數值比白人工人階級還低。遠超過一半的黑人、拉丁美洲裔和大學畢業的白人相信孩子的經濟狀況會比自己好，但在白人工人階級中，只有百分之四十四抱持如此信念。更令人驚訝的是，有百分之四十二的白人工人階級表示經濟狀況比上一代還差，此數值超過其他所有族群。
第十二章 耶魯法學院的異類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最近曾有報導指出一個矛盾現象：低收入戶學生去讀學費最貴的學校反而最省錢。
關於搬離中央鎮這件事，我稱得上專家，雖然每次都有些難受，但這次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回來了。我不介意，因為在中央鎮已經沒有之前那種歸屬感了。
其中一堂課是只有十六名學生的憲法討論課，班上同學後來都像我的家人。我們自稱「孤島上一群落單的玩具」：來自阿帕拉契山區的保守鄉巴佬、家長為印度移民的超聰明女孩、至少有過十年「社會大學經驗」的加拿大黑人、來自鳳凰城的神經學家、出生於耶魯校園附近的熱血民權律師、具有絕佳幽默感的女同志……雖然所有人的背景都大不相同，但最後都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耶魯有些奇特的社交儀式，為了累積專業人脈及認識朋友，這裡會舉辦許多雞尾酒派對及晚宴。我於是跟著同儕「受洗」成為家鄉那些人戲稱的「菁英」，而且我是個身材高的異性戀白人，外表看起來就是他們的一分子。我這輩子第一次感到如此格格不入。
他們或許外表與我沒什麼差距，但無論這些常春藤名校多麼執迷於所謂的「多元文化」，事實是，不管黑人、白人、猶太人、穆斯林或任何一種人，總之都來自從不用擔心沒錢用的健全家庭
我不忍心讓可憐的店員獨自清理，所以決定幫忙，十幾位同學中只有一位留下來幫我：也是出身貧窮的好友賈莫。之後我告訴賈莫，在這間學校內，大概只有我們做過這種要替別人收拾殘局的工作。他沉默點頭表示同意。
就讀耶魯讓我生平第一次發現我的背景「引人入勝」，無論教授或同學，似乎都真心對我那看似無聊的人生故事深感興趣。我讀的就是間平庸無奇的公立高中，父母沒上大學，童年在俄亥俄州度過，而且認識的所有人幾乎都跟我擁有同樣背景，但在耶魯卻找不到這樣的人。如果回到俄亥俄州，我在海軍陸戰隊的服役經驗並不特別，但我在耶魯的許多朋友卻從未見過參加過美國近期戰爭的人。換句話說，我是這個地方的怪人。
我並不認為那是個光明磊落的選擇，但在通往成功的快速道路上，那一刻確實反映了我的內在衝突：我對一個陌生人說謊，只為了不讓自己感覺像個叛徒
另外一項教訓是，不只我們社群內的人不停在強化這種心態，試圖幫助我們向上流動的場所與其中人們可能也有影響，就像我的教授暗示耶魯法學院不該收不是來自名校的學生。我們無法量化這些態度對工人階級造成的影響。不過我們確實知道，美國工人階級不只更難在經濟方面向上流動，就算成功也比較容易落下來
社會中的上層階級如果真想鼓勵人們向上流動，就不該只是推動立意良好的政策，而是要真正敞開心胸，去接納那些有點格格不入的新成員。
當一個人從工人階級流動到專業階級，過往生活風格顯得粗俗也就罷了，往往還非常不健康
第十三章 幸福的人擁有什麼？
第一年接近尾聲時，我得知雅莎目前仍然單身，立刻就約她出去。經過幾週相處與單單一次約會後，我就跟她告白我已經愛上她了。這樣做完全違反所有年輕男性應遵守的當代約會規則，但我不在乎。
雅莎就像我在耶魯的精神嚮導。她大學就讀耶魯，非常清楚附近最棒的咖啡店和餐廳在哪裡。她的知識底子也比我深厚，光靠直覺就能理解我甚至不知該如何正確提出的問題，也永遠鼓勵我去追求那些從不知道存在的機會。
在這個總讓我感到有點茫然的地方，雅莎像是我的燈塔。
我立刻離席跑去廁所，打電話給我的精神嚮導：「我該怎麼應付那些該死的叉子？我不想看起來像個蠢貨呀。」雅莎告訴我，「從外面用到裡面，絕不要用同一支餐具吃不同盤內的食物；噢，對了，用最大那支湯匙來喝湯。
我們的生涯發展辦公室一直要我們保持自然，要讓面試官覺得就算在飛機上和你坐在隔壁也沒問題。乍聽之下很有道理，畢竟沒有人會想跟怪咖一起工作，但對於一個面對人生重大時刻的年輕求職者而言，這個建議又很怪。我們得到的資訊是，這些面試官最在意的不是成績或資歷，主要是託耶魯法學院這塊招牌的福，我們其實早就贏在出發點。因此，面試官給我們的是社交測驗，目的是看我們是否跟大家合得來、我們在會議室的可能表現為何，以及與潛在客戶建立關係的能力。
他們會寫電郵給一位朋友的朋友，以確保他們的名字能得到必要的關注。他們會找叔伯或舅舅打電話給大學時期的好友說情，他們會要求生涯規劃辦公室以學校名義提早幾個月就排定面試機會。他們會有父母告訴他們該如何正確著裝，甚至傳授珍貴經驗，但我們沒有這些資源的人只能靠自己。 我不是說履歷與面試表現不重要。他們很重要。但經濟學家所謂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更有著巨大的價值。雖然這是學術用語，但它的意義相當簡單：我們身邊的親友伙伴或機關制度有著實質的經濟效益。
為了得到必要資訊，你得仰賴社交網絡──學生團體、當過書記的朋友，以及願意直言給你建議的教授。根據我到當時為止的經驗，唯一能夠使用這項網絡資源的方式就是「問」，所以我到處去問
不過蔡美兒的決定確實改變了我的人生，幸好有她，我才沒跑去距離我未來妻子一千英里遠的地方工作。最重要的是，我得以在不熟悉的體制中掌握自己的處境──我可以規劃自己的人生，也可以把一個女孩的優先順序放在無法長遠發展的野心之前。我的教授允許我做自己。
所謂社會資本不僅限於透過朋友認識了某人，或者幫你把履歷交給某位前任上司，其實或許最重要的，是在這段過程中，你透過朋友、同事和精神導師學到了多少。我不知如何決定人生選擇的優先順序，也不清楚哪裡有更好、更適合我的未來道路，最後是透過人際網絡才解決這項問題──更精確的說，是透過一位非常仁慈大方的教授。
姥姥總是討厭別人對鄉巴佬有刻板印象，彷彿我們只是一群好吃懶做的低能兒。但我確實對於如何爭取更好的人生極其無知。這些資訊的匱乏常導致嚴重的經濟損失，甚至還讓我在大學時錯過一份工作機會（顯然戰鬥靴跟卡其褲不適合穿去面試）
第十四章 與內心的怪物戰鬥
但有些徵兆讓我知道事情不太對勁，尤其是我和雅莎之間的關係。我們才約會幾個月，雅莎就無意找到了一個用來形容我的完美比喻。根據她表示，我就像一隻烏龜。「每次發生不好的事，就算只是我們之間稍微有點意見不同，你都會立刻封閉自己。就像躲進自己的殼裡一樣。」
她說得沒錯。我不知如何處理關係中的爭執，所以採取逃避策略。我可以在她做出我不喜歡的事的時候大吼大叫，但那樣似乎只是雪上加霜，又或者我可以選擇一言不發後逃避問題。我所知的選項就是這兩種，沒有其他可能性。畢竟光是想像跟她吵架，心底就會浮現我以為沒有從上一代遺傳到的負面特質：壓力、悲傷、恐懼、焦慮。所有情緒都出現了，而且非常強烈。
在我看來，當一個人誠懇道歉就代表投降，而只要有人投降，另一方就該起而追殺，但雅莎沒這麼幼稚。
心理學家將我和琳西的兒時生活稱為「負面童年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ACE），這些經驗都是創傷性的童年事件，直到成年仍會造成影響，而且不必然是身體上的創傷
我對小阿姨、丹恩姨丈、琳西和雅莎做了一個小測驗，心理學家就是用這個測驗來檢測一個人曾有多少負面童年經驗。小阿姨的分數是七，比我和琳西的六分還要高。至於家庭好得幾乎有點古怪的丹恩和雅莎都拿到零分。原來讓我覺得奇怪的那些人從未經歷任何童年創傷。
曾有多次負面童年經驗的人更容易焦慮、沮喪，比較容易出現心臟疾病或肥胖毛病，也更容易得到特定種類的癌症。他們在學校的表現通常比較差，成年之後也很難與他人維持穩定關係。
無論用任何標準來衡量，你幾乎很難在世界上找到比美國工人階級更不穩定的家庭。舉例來說，像我媽不停帶男人回來的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不可能如此嚴重。比如在法國，孩童母親伴侶超過三位（或以上）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點五，大概兩百人中只有一人，比例第二高在瑞典，百分之二點六，大約四十人中有一人。不過在美國，數據卻是驚人的百分之八點二，大約十二人中就有一人，這項比例在工人階級中甚至更高。
我想了很多，發現自己不信任他人的道歉，因為以前只要有人向我道歉，通常只是為了在當下安撫我，讓我放下戒心。十多年前，就是那句「我很抱歉」讓我搭上媽的車後差點被殺掉。
不只是我得學會控制自己，雅莎也得學會照顧我。要是一個家庭裡有兩個我，那就一定會產生核彈等級的爆炸。因此，我家族中每個擁有成功婚姻的人，無論是小阿姨、琳西還是表姨蓋兒，結婚對象都不是跟我們一樣的人。
這項體悟粉碎了我對自己人生進行的詮釋。我一直以為自己超越過去後變得更強壯，畢竟我早早離開家鄉，去軍中為國家效命，就讀俄亥俄州立大學時名列前茅，還進入全國最棒的法學院。我早已沒有心魔、個性缺陷或任何其他毛病了。但現實並非如此。在這個世界上，我最渴望的莫過於擁有快樂的伴侶和幸福家庭，但想達成目標，任何人都必須花費大把心思維持。我知道自己本質尖酸刻薄，只是以高傲作為偽裝。
無論媽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的家長角色為何，長期以來的吵架與酗酒問題想必對她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效應。就連年紀還小時，她和小阿姨面對家中爭吵的反應完全不同。小阿姨會懇求她的父母冷靜下來，或是蓄意激怒父親，好分擔母親受到的攻擊，但媽不是躲起來、逃跑，就是摀住耳朵崩潰地跌坐在地。
大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在我們的畢業典禮上致詞，她給畢業生的建議是「面對未來即使徬徨不安也要怡然自得。」我想她指的是生涯規劃，但對我來說指涉的意義更廣泛。我在耶魯學到很多法律相關知識，但也明白我在這個新世界總會有點格格不入，而且身為鄉巴佬，我們有時就是分不清楚相愛與相殺之間的差異。
第十五章 什麼才能拯救鄉巴佬？
那天晚上負責旅館櫃台的女人是我看過最悲慘的場面。她可能四十歲了，但無論是油膩的灰長髮、沒牙的嘴，還是臉上彷彿長年深鎖的眉頭，都讓她看起來老到不行。這名女性顯然過得很辛苦。她的聲音很像蹣跚學步的幼童，微弱到幾乎很難聽見，而且充滿憂傷。
「我覺得好的學習楷模很重要，我有個好友的爸爸是銀行總裁，所以我能接觸到不同的世界，知道可能擁有不同種類的生活，一旦有了這種認識，你比較知道可以夢想些什麼。」
因此，信仰摩門教的猶他州的數據當然會大勝俄亥俄州的鐵鏽地帶，畢竟那裡的教會功能高、社群互助緊密，大部分的家庭也完整。
還記得十二歲時，我目睹媽被警車帶走，雖然之前也曾看過她被逮捕的場面，但我知道那次不一樣。從那一刻開始，我們進入了社會服務系統，不但有社工定期來訪，還得接受家庭諮商，即將到來的開庭日更像斷頭台的刀片一樣懸在我的脖子上。
弔詭的是，這些社服系統中的人應該要保護我們，但沒過多久反而成為必須克服的阻礙。當我解釋自己大多跟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他們表示法庭不傾向批准此種安排。以法律觀點而言，我的外祖母沒受過訓練，無法提供好的寄養環境。因此，假如法庭對我母親的判決不利，我很可能淪落到另一個不會比姥姥家好多少的寄養家庭。光是想到必須跟所愛的人事物分開就令我驚恐不已，所以我決定堅不吐實，只說一切都好，一心希望不會在開庭時失去家人。
但不是每個人身邊都有值得信賴的瘋狂鄉巴佬。對許多孩子而言，兒童服務系統是最後一道安全網，但承接他們的效果極為有限。
其中一個問題是政府用來定義家庭的法條。以我為例（也包括許多黑人或西班牙裔家庭），無論是祖輩、舅公叔婆，還是表姨姑嬸，都在家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州政府要求寄養家長必須擁有職業證照，例如護理師或醫生執照，就算候選人是孩童的祖父母或親近家人也不例外。換句話說，國家的社會服務系統並沒有考量鄉巴佬的家庭狀況，因此常把問題搞得更糟。
最近我和中央鎮母校的一群老師進行了一場談話。他們都用不同方式表達了類似憂慮：政府總是太晚投入大筆資源。「政治人物好像都覺得大學是孩子唯一的出路，」一位老師告訴我，「對許多人而言，上大學很好，但我們很多孩子根本不可能拿到大學學位。
所以我認為，所謂成功的政策應該認清這些高中老師每天目睹的現實：對許多孩子而言，真正的問題在於家中發生（或沒發生）的事。
正如同另一位中央鎮老師布萊恩．坎貝爾（Brian Cammpell）所說，「這裡有一大群靠第八住屋補助生活的家庭，但支援他們的稅收卻來自少數中產階級家庭，這樣的經濟結構是倒三角形。當鄰里住民都是低收入戶時，經濟與情緒資源少得可憐。你不能把這群人聚在一起，因為只會造就更絕望的氛圍。」相反地，他也表示，「當低收入戶的孩子身邊有不同生活態度的人作為效法的典範，他們向上流動的機率會增加。」但當中央鎮最近試圖限縮在特定區域第八住屋補助數目，卻遭聯邦政府駁回。我猜他們心想：最好讓這些孩子離中產階級遠一點。
我後來理解，以前幫助我生存下來的特質卻在我成年後成為阻礙。每次見到衝突，我不是逃跑就是準備戰鬥，把這模式放在目前的關係內完全不合理，但如果不是靠著這種心態，我的意志早就被原生家庭消磨殆盡了。我很早就學會把錢分開藏起來，比如有些藏在床墊下、有些藏在內衣褲抽屜、有些又藏去姥姥家，就怕媽或某人找到後「借走」。之後我跟雅莎財務合併後，她非常震驚地發現我有好幾個銀行帳戶，還有一些逾期未繳的信用卡費用。
另一名駕駛的罪是傷害我的名譽，而我童年的一切幸福快樂都靠著保護名譽而來：因為我奮力保護名譽，學校的惡霸才不敢找我麻煩，當某個男人或他的小孩汙辱我媽時（雖然我也同意汙辱的內容），我也是因此跟媽在情感上產生連結；保護名譽是我人生中極少數能完全掌控的事。人生中的前十八年，我只要怯戰就會被罵「娘娘腔」、「軟腳蝦」或「跟女生沒兩樣」。客觀上而言，我人生中大部分的經歷告訴我不該向另一個年輕男人讓步。所以就在做出正確決定後幾個小時，我默默忍不住批判自己，但無論如何，我已經進步了，對吧？
結論 不再惡夢
我就記得之前好幾年的冬天，媽不停懇求姥姥和姥爺能借她一點錢，好讓他們的外孫與外孫女過上一個「好聖誕節」。他們總覺得媽對於「好聖誕節」的理解有問題，但最後還是會妥協。這場面通常會發生在聖誕節前一天，然後到了聖誕節當天，我們的樹下會高高堆滿時下最流行的禮物，同時我們家的存款也從微不足道逐漸歸零，甚至開始負債。
有些時候，我會幾乎出自本能地輕蔑那些菁英，比如最近一位友人就在句子中用了「虛談錯構」（confabulate）這種做作的詞彙，我聽了只想尖叫。但我也得承認，他們的孩子確實過得比較快樂、健康，他們的離婚率較低，上教堂的頻率較高，整體壽命也較長。我們老在奮力追求高價禮物，這些傢伙卻隨手就能打敗我們。
他擁有的機會全部取決於身邊的人：他的家人、我、我的親友、我的同類人，以及整個鄉巴佬族群。因此，如果要確保他真正擁有機會，我們整個鄉巴佬族群都天殺的必須活得清醒一點。
譯後記 鄉巴佬的自救之路／葉佳怡
凡斯自稱文化移民。他從工人階級走進菁英階級，一路克服家族中的暴力、用藥、貧困等比台灣鄉土劇還誇張的問題後，終於靠著海軍陸戰隊的意志力衝入耶魯法學院，但始終不忍背棄根源。讀者總能在字裡行間時時感受到他的拉扯，比如他逐漸相信許多「進步」價值，包括性別與種族平等，但面對從未有過相關養成的親友，卻又疼惜他們如同世界高速運轉後隨意篩去的渣滓。
他從破碎家族中學不到健康的親密關係，光靠本能只是反覆傷害另一半，只好翻讀各類心理書籍，把從前支持他不被困境擊敗的防護機制打碎重練。對許多人而言，溫柔是一種恩賜的天分，卻是他一生的練習。
對他來說，菁英政治的語彙不只缺乏實效，更是一頭披著美國夢羊皮的負心狼：那些人享受美國夢的成果，卻不給別人實現美國夢的機會。他們的洗鍊與美國無關，川普的莽撞卻反而更與美國血脈相連。「我就是『東北走廊』居民會嘲笑的那種美國人，只要一聽到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唱那首屬於我們的煽情國歌〈以身為美國人為傲〉（Proud to Be an American）就會熱淚盈眶。」
書中有一段提及他跟女友亂發脾氣後奪門而出，之後賠罪時心懷恐懼，「在我看來，所謂的誠懇道歉就代表投降，而只要有一方投降，另一方就該起而追殺。」沒想到女友輕易諒解。
他的祖父工作認真，不久就搭上鋼鐵業興盛的便車，搖身變成中產階級。不過，財富上的成功並沒有為他們的家庭生活帶來太大改變，這是書中一再強調的論點，凡斯認為，「hillbilly」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不會因為社區外移而被留在阿帕拉契山，也不會因為經濟改善而消失。它會跟著內山老粗遷移，並在大部分狀況下，世代相傳。
評論 了解川普支持者必讀的一本書／胡培菱
凡斯在書中指出，民主黨（或自由派菁英分子）的問題在於，他們總是把經濟、教育看成結構的問題，這些是「硬體」元素，凡斯不否認這的確重要，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任何想解決工人階級問題的人，都應該直視問題中的「軟體」元素，也就是個人的選擇及責任。《絕望者之歌》中引用的一句話完美詮釋了他強調的重點，當他訪問社區裡的老師時，老師說：「政府希望我們當這些孩子的牧羊人，但他們都忽略了，這些孩子的父母是虎豹豺狼。」即便政府在結構上增加補助拯救貧窮學區，但如果孩子連一個能身心安頓、專心學業的家庭生活都沒有，那麼結構的改變只是徒勞。
說到底，凡斯這本回憶錄最想強調的是家庭與個人的責任，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制度，而是人心，制度的改變若不考慮人心，永遠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這是書中最令人動容的部分。
凡斯也用自己的生命故事一再指出：內山老粗式的混亂家庭生活、家庭暴力與毒品氾濫，永遠不可能給下一代往上爬的環境。白人勞工階級確實面臨著社會、文化與經濟上的焦慮，但若不內省激勵自己發憤向上（父母與孩子皆然），而是訴諸犬儒思想，或報復性地選出一個能幫他們打主流社會一巴掌的領導者，這只會讓我們世世代代在混亂和貧窮中無盡循環。這個族群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粗俗與不屑，不是空頭支票，而是腳踏實地的希望。
一九三○年代，民主黨小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保障了工人基本權益，比如制定最高工時、最低工資等，還同時建立了美國的福利制度，發放補助金給窮人，這時候的民主黨普遍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代表黨，也是凡斯祖父母最支持的黨派。但七○年代起，共和黨的尼克森總統就開始提出福利制度改革，其後共和黨的雷根總統也高分貝批評所謂「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問題（即濫用福利制度的「窮人」）。凡斯認為，福利制度的不公與濫用，是內山老粗族群在七○、八○年代開始向共和黨靠攏的原因之一。
小布希選總統時，他的競選團隊，特別是他的最高競選顧問卡爾．羅夫（Karl Rove）深知菁英形象難以討好工人階層，就非常積極且成功地把小布希定位成「來自西德州的老頑童」（an old boy from West Texas），這個政治形象塑造策略的成功，至今還令許多政論家津津樂道。
所以雖然川普貴為房地產大亨，也是常春藤名校生（賓大華頓商學院），並且態度高傲，他卻極度強調自己反菁英、反體制的路線。即使自由派人士普遍把川普的成功歸咎於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但凡斯在訪談中一再強調，這些分析都忽略了川普對這個族群來說最重要的吸引力：反知識分子。也就是說，重點不是川普歧視黑人（歐巴馬）、歧視女人（希拉蕊），而是川普歧視並有能力霸凌、箝制、對抗這些長期看不起鄉巴佬的菁英，重點在於川普是唯一敢說整個國家機器都被菁英分子操控的人，重點在於川普敢開出「讓工業重回美國」的空頭支票，這些都是親身感受到被全美國排擠的工人階級想聽的。
當二○○八年歐巴馬說工人階級只會依賴他們的宗教與槍枝，二○一六年希拉蕊說要終結美國的煤礦工業，這些不知民間疾苦，甚至聽起來看輕工人階級的言論，只是將這群人更推離民主黨和菁英政治。川普用直白的語言，左批歐巴馬右酸希拉蕊，幫這些沮喪的底層白人討回面子，扳回一城，報了一仇。而這就足夠讓許多義憤填膺的藍領白人投他一票，無論他的政見是否真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凡斯也指出，川普直白的語言，粗話連連，叫罵連天，正是工人階級慣用的溝通與生活方式，因此川普如此與菁英政客大相逕庭的言行，更能收買這群人的心。當媒體與自由派嘲笑川普的語言低劣，等於是在嘲笑工人階級的文化水平，更讓他們與川普站在同一個陣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