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目睹幸福的模樣，才能懂得如何仿效。
這是美國候任副總統凡斯2016年31歲時寫的回憶錄，記載他當年在鐵銹帶貧窮鄉巴佬的家庭生活，以及後來即使憑一己努力進入了菁英層級，卻仍不斷在努力克服他出身背景塑造了的、明知道是阻礙幸福的既有價值觀。
這裡有一大群靠第八住屋補助生活的家庭，但支援他們的稅收卻來自少數中產階級家庭… 你不能把這群人（低收入戶）聚在一起，因為只會造就更絕望的氛圍。」相反地，他也表示，「當低收入戶的孩子身邊有不同生活態度的人作為效法的典範，他們向上流動的機率會增加。」
在美國，要讓高收入富戶接受貧苦階層作鄰居難過登天。好的社區房價只會不斷飆升。作者以自身經驗告訴我們，貧困地區的孩童需要什麼，但如何供給仍是疑問。
背景：鐵銹帶勞工階級難以脫貧的歷史原因
以下是作者自介。
我屬於美國數百萬蘇格蘭─愛爾蘭裔的勞工階級，而且是拿不到大學文憑的那一群。對於這些傢伙而言，貧窮是家族傳統，他們的祖先是南方奴隸經濟體系中的臨時工，之後成為佃農，再成為煤礦工，近年來又成為工廠黑手和磨坊工人。美國人稱他們為鄉巴佬（hillbilly）、紅脖子老粗（redneck）及白人垃圾（white trash），但我稱他們為鄰居、朋友及家人。
以下是關於作者的外祖父母，他稱他們為姥爺和姥姥。
這座小鎮（傑克遜）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貧困度日，其中包括幾乎半數孩童，而且還沒算那些徘徊在貧窮線邊緣的傑克遜人。處方藥上癮的問題早已深植當地。公立學校的處境惡劣到肯塔基州政府決定接手管理，但手邊缺乏餘錢的父母也只能毫無選擇地把孩子送去；高中畢業生考上大學的比例之低，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絲毫改善。大家的健康狀況都很差，因為缺乏政府協助，人們甚至無法解決許多基本的身體毛病。最重要的是，他們因為不想被輕視而以裝得特別凶悍作為武裝，當然也難以向他人敞開心胸。
根據研究顯示，從阿帕拉契山區到中西部的工業經濟重鎮有過兩波主要移民潮，第一批發生在一戰後，當時許多軍人退伍返鄉，卻發現在未工業化的肯塔基山區、西維吉尼亞及田納西根本找不到工作。這波移民潮直到大蕭條重擊北方經濟體後才宣告結束。我的外祖父母則屬於第二波移民潮，其中主要成員除了退伍軍人，還有在一九四○、五○年代成年的大量阿帕拉契山區年輕人。由於肯塔基和西維吉尼亞州的工業經濟發展遠落後於鄰近區域，山區能提供北方工業經濟體的只有煤礦和山裡人。阿帕拉契大山谷最不缺的就是這兩項商品。
首先，在肯塔基州，離鄉追求好生活的鄉巴佬都被貼上標籤。我們鄉巴佬對此有個說法，「自以為屌」（too big for their britches），就是用來形容那些覺得比老鄉優越的傢伙。我的外祖父母搬到俄亥俄州後沒多久就聽說家鄉有人這麼罵他們。拋棄家人的愧疚如此強烈，也因為如此，無論有沒有責任，這些人都被期待要常回老家探訪。幾乎所有阿帕拉契山區移民都面臨相同處境，於是每十人當中就有九人曾返鄉探訪，其中甚至有一人固定每月回去一次。姥爺姥姥也常回傑克遜，有時還連續兩個週末返鄉，那可是一九五○年代，開車回家要花上二十小時。經濟流動不只為生活帶來巨大壓力，也伴隨更多從未出現的責任。
畢竟才經過不到兩個世代，這些移居外地的鄉巴佬的收入就已追上當地人，只是必須藉由經濟上的成功掩飾與當地文化格格不入的不安。
他們總是被新生活與舊生活來回拉扯，儘管慢慢交上一些新朋友，精神上的文化根脈卻仍深植於肯塔基州的老家。
為何外祖父母搬到俄亥俄州後無法脫貧：
美國聯邦的住宅政策始終鼓勵國民買房，從卡特總統的《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到小布希的「擁有者社會」（ownership society）都是同樣概念。不過在中央鎮，擁有房子必須付出昂貴的社會代價：隨著特定地區的工作機會逐漸消失，不停下滑的房價導致屋主被困在原地，動彈不得，想搬家都沒辦法，因為房價已經跌到市場之外，買家願意支付的金額完全無法支付房貸。正因為搬家的代價太高，許多人都選擇留在原地，當然，通常被困住的都是最沒錢的那群人，也就是沒有本錢離開的人。
「直到一九五○年代，」《南方移民，北方流犯》（Southern Migrants, Northern Exiles）的作者查德．貝瑞（Chad Berry）在書中寫道，「邁阿密河谷地帶的四大雇主──辛辛那提的寶僑公司、漢彌爾頓的冠軍紙纖、中央鎮的阿姆科鋼鐵以及戴頓的安迅資訊公司──之所以和勞方關係平和，是因為他們……（雇用了）同樣身為移民的員工親友。」
川崎是日本公司。這是座充滿二戰老兵及其親屬的小鎮，在（和阿姆科鋼鐵）合併案宣布的當下，所有人的心情彷彿看到偷襲珍珠港的東條英機本人打算跑來俄亥俄州西南部開店一樣。
在後全球化世界中，這個國家的製造業岌岌可危。
作者兒時所受的暴力和創傷
作者年幼時曾與大家族同住，但因為他母親想和新任丈夫想搬離母親原生家庭，作者開始陷入不幸…
但在我大約九歲時，家中的情況有了改變。因為受不了姥爺老是出現，姥姥又什麼都要插手「干涉」，媽和鮑勃決定搬到俄亥俄州的普雷伯郡（Preble County），那是個距離中央鎮大約三十五英里的農業鄉間，人口稀少。雖然年紀還小，我卻知道自己處境極糟。
媽和鮑勃的日常成了我學習解決婚姻衝突的啟蒙教材。重點如下：如果大吼可以解決問題，就不要用正常音量說話；如果衝突情勢升高，只要男人不要先動手，揍人或搧巴掌都沒問題；絕對要用最汙辱人、最傷人的方式表達感受；如果以上都無效，就帶著小孩到當地汽車旅館躲起來，而且絕不要讓對方知道地點──一旦對方知道孩子在哪裡就不會擔心，離家出走也就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孩童受到創傷的反應…
我常感覺不舒服，也常跟校護說我肚子痛。雖然當時沒有意識到，但家庭帶來的創傷確實開始影響我的健康。「小學生在受到心理壓力時常會出現肉體上的不適，例如胃痛、頭痛或其他疼痛，」提供學校行政人員處理孩童創傷的資源手冊上這麼寫著。「這些學生或許會出現行為上的改變，例如更易怒、更有攻擊性，常常感到憤憤不平。他們的表現或許會前後不一致。這些孩子的學業表現會出現改變，注意與集中力渙散，也更常曠課。」但我以為我只是便秘或是太討厭新家的環境。
目睹人們彼此羞辱、吼叫，甚至肢體互鬥就是我們生活日常的一部分。
本書第五章「人生中最大的錯誤」講到他母親試圖與他同歸於盡（即他差點被殺死）… 後來母親被告家暴罪，而因為知道愛他的外祖父母花了很多錢為母親請律師，他知道他要說謊讓母親免受牢獄之災：
媽被以家暴輕罪起訴，但獲保釋出獄。這場審判的結果完全取決於我，不過在被提訊時，當我被問起是否受到母親威脅時，我說沒有。原因很簡單：我的外祖父母花大錢委聘了鎮上最有權勢的律師代表母親。是的，他們很氣我母親，但也不希望她去坐牢。那名律師並沒有明白鼓勵我說謊，但表示我的證詞足以決定是否會延長母親在獄中的時間。「你不希望你媽去坐牢？對吧？」他既然這麼問，我也只能說謊，但清楚表示即便母親將重獲自由，我還是希望能隨時去外祖父母家住。媽仍擁有我的法定監護權，但從那天開始，只有我願意時才會去跟她住。姥姥也告訴媽，要是她對這項安排不滿意，可以去跟她的槍管討論。這就是我們鄉巴佬實踐正義的方法，結果確實也沒讓我失望。
鐵銹帶的宗教信仰
「姥姥，上帝愛我們嗎？」她低垂著頭走過來抱我，然後哭了起來。 這個問題之所以讓姥姥傷心，是因為基督信仰始終是我們的生活重心，對她而言更是重要。我們從來不上教堂，只有剛好在肯塔基州遇上某些重要日子時才會去，又或者是媽突然覺得我們需要「來點宗教」。不過姥姥的信仰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非常詭異），只要提到「組織性宗教」她就一臉不屑，而且把教堂視為滋養變態與洗錢的溫床。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強納森．古魯伯（Jonathan Gruber）甚至發現這之間有確切的因果關係：並不是那些生活順利的人剛好會上教堂，而是有上教堂的人似乎更能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作者的親父已和他人組織家庭，但還是歡迎作者去找他。
爸（作者的親父）所奉行的是一種根源自南方的宗教習慣，也就是文化方面保守的清教徒（Puritan）典型，雖然這個典型並不完全符合現實。雖然我老家的人都以虔誠信仰聞名，但比起我爸，他們更像姥姥：非常虔誠，但並未實際參與任何宗教社群。確實，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會固定上教堂的清教徒只有我爸和他的家人。在美國南方所謂的「聖經地帶」（Bible Belt），真正積極上教堂的人其實並不多。
這真讓我長知識了。
與一般刻板印象相反，大阿帕拉契山區──尤其是阿拉巴馬州北部、喬治亞州直到俄亥俄州南部的區域──會上教堂的人其實比中西部、西部山區以及密西根州與蒙大拿州之間的人還要少。在一項最近的蓋洛普民調中，美國的南方人與中西部人上教堂的比例最高。但事實上南方的人數卻更低。
這樣的衝突對比非常驚人：宗教機構仍然是維持人們穩定生活的正向力量，但在美國這個區域，明明製造業正在衰敗、失業和濫用藥物的問題嚴重、家庭制度搖搖欲墜，上教堂的人數卻大幅下降。爸的教堂就提供了我這種人急需的服務。對於酒鬼而言，教堂能給予他們不是孤身對抗酒癮的情感支持。對於孕婦而言，這裡提供免費住所、職業訓練，以及親職課程。如果有人需要工作，他們在教堂交的朋友可以直接提供機會或幫忙介紹。
有毒癮的母親是護理師，有天被要求交出尿液樣本以檢驗她有否吸毒（若有就會被吊銷執照），於是她求作者給他尿液樣本，不巧作者幾週前也吸了些大麻。
她終究還是發現了。某天早上媽媽跑到姥姥家來跟我要一瓶新鮮尿液。我前一天晚上住在姥姥家，正準備好出發上學時，媽就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她得送交隨機尿檢樣本給護理委員會才能保住她的證照，某位行政人員早上打來要求她當日提交。姥姥因為有在固定服藥，她的尿液不能使用，所以我是唯一能代打的候選人。
直到現在，提起這段回憶都會讓我氣到血液沸騰：媽的眼睛完全睜不開，嘴巴也闔不上，把食物用湯匙送進嘴裡後又立刻掉出來。旁邊的人都盯著我們看，肯恩完全說不出話來，而媽也毫無所覺。這是處方止痛藥造成的結果（一顆或者很多顆吧）。我恨透她這副模樣，暗自發誓只要她再用藥，我就要離開這個家。
對姥姥而言，回傑克遜探親並不是一種享受，而是責任：
這次和姥姥住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她和妹妹羅絲──一名無比善良的女子──在她們的母親死後鬧翻了。姥姥本來希望能把布蘭頓姥姥留下的房子作為家族共有的財產，但羅絲希望能讓她的兒子一家住進去。羅絲確實有她的道理：她們所有手足都住在俄亥俄州或印第安納州，回去的頻率不高，所以留給用得到的人比較合理。但姥姥害怕如果沒有一棟房子作為家族基地，她的子孫回去傑克遜就沒有地方住了。她的考量也不無道理。
我逐漸開始了解，對姥姥而言，回傑克遜探親並不是一種享受，而是責任。對我來說，回傑克遜代表可以找舅公、追烏龜玩，還能尋找在俄亥俄州瘋狂的家庭中缺乏的內心平靜。返鄉探親代表我可以跟姥姥一起住，還有三小時的長途車程可以和大家彼此交換故事，而且在傑克遜，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凡斯夫妻的外孫，他們可是聲名遠播的吉姆與邦妮呀。但傑克遜對她的意義卻大大不同。她小時候在傑克遜挨過餓，還因為青少女時期的懷孕醜聞被迫離家，還有許多朋友在礦坑中喪命。我把傑克遜當作逃亡的出口，她卻是好不容易才從那裡逃出來。
雖然努力想在「有工作的窮人」和「不工作的窮人」之間劃清界線，姥姥和我其實清楚，雖然覺得他們敗壞了白人工人階級的名聲，但我們之間仍有很多共通點。
我們家幾乎體現了這個社群文化的所有問題。媽的藥物上癮問題並非個案，許多人跟我們一樣跨越數百英里，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來到此地，結果全都複製、重現了她的人生困境，眼前似乎也毫無解決方案。姥姥本來以為她逃離了阿帕拉契山區的貧困生活──就算財務上差強人意，心情至少有所不同──但貧困仍如影隨形。
我讀了很多有關社會政策及窮忙族議題的書。其中一本由知名學者威廉．朱利亞斯．威爾森（William Julius Wilson）寫的《真正的弱勢》（The Truly Disadvantaged）深深觸動了我。我是在十六歲時首次讀到這本書，雖然無法全讀懂，但多少能理解書內的中心思想。隨著數百萬人北遷後在工廠周遭定居，應運而生的社群文化雖然蓬勃有力，但也非常脆弱：一旦工廠關閉，這些人就被困在原地，整座城鎮也無法再提供這麼多人高品質的工作機會。那些有能力的人離開了──通常都是受過良好教育、家境富裕或人脈廣泛的人。留在原地的成為「真正的弱勢」，這些人無法找到好工作，身邊的人都缺乏人脈，也無法提供足夠的社會支持。
第十章【海軍陸戰隊的日子】
這章可謂作者生命的轉捩點。當兵後他能夠經濟獨立，甚至幫忙家人，而且軍中嚴格的紀律，令他改善了過往的生活習慣，包括作息和飲食，同時令他相信自己有掌握命運的力量。訓練營中不同種族背景的朋友，以及在伊拉克時的所學，讓他涉獵到不同文化，擴闊了眼界。這讓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時足夠自律學習並取得好成績。
我回家後花了一點時間思考眼前的選項。我提醒自己，國家需要我，如果不從軍，之後一定會後悔沒有投入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我還想到《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帶來的福利，知道可以藉此擺脫負債，擁有經濟獨立的自由。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別無選擇，不是去讀大學，就是直接進職場，或者就是加入海軍陸戰隊，但前兩個選項我都不喜歡。
我們受訓時不能講電話。我只能在琳西的大伯過世時打一通電話致意。但透過信件，我發現家人真的很愛我。其他新兵──在我們撐過嚴格訓練並真正贏得「海軍陸戰隊」的名號之前，他們都以「新兵」稱呼我們──大概每隔兩、三天收到一封信，我有時候卻會一天收到五、六封。
當我每天努力面對著對我高聲吼叫的教官，以及超出我鬆垮臃腫的身材能負荷的訓練，同時都還能從信中得知姥姥以我為傲、姥姥愛我，她知道我永遠不會放棄。無論是出於自身的智慧或是遺傳到的囤積狂傾向，總之我幾乎留下了家人寄給我的每封信。
生平第一次與家人分開，讓我對自己及身處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海軍陸戰隊跟一般人所想的不同，並不是窮人家的孩子走投無路的選擇。我在訓練營擁有六十九位同排隊友，其中包含黑人、白人、西班牙人；有來自紐約上城的有錢孩子，也有來自西維吉尼亞州的窮小孩；天主教徒、猶太教徒、新教徒都有，甚至還有幾位無神論者。
每次被教官怒罵時，我總是挺直身體面對；每次跑步時只要感覺可能落後，我總會想辦法迎頭趕上；每次學會一項本來以為不可能的新技能時，例如爬繩索，我都會因此對自己多一分自信。我小時候深信任何選擇都不可能改變人生的結局，心理學家稱此為「習得無助感」。無論是在中央鎮的生活，或是家中的各種混亂，我總覺得一切都不在掌控範圍內。姥姥和姥爺拯救我不至於完全屈服於這種無助感，但海軍陸戰隊卻進一步奠定我的自信心。如果我在家中習得了無助感，在海軍陸戰隊學到的則是意志力。
許多以前我吃的食物都不符合海軍陸戰隊員應有的健康標準，比如姥姥幾乎所有食物都拿來炸，不管雞肉、酸黃瓜還是番茄。撒上碎薯片的臘腸三明治顯然也稱不上健康。藍莓派本來還算一種以水果（藍莓）及穀類（麵粉）為底的健康甜點，此刻也不再吸引我。我開始提出一些以前絕不會問的問題：這有糖類添加物嗎？這肉有很多飽和脂肪嗎？鹽分有多少？雖然只是跟食物有關的疑問，但我知道此後再也不可能用同樣眼光看待中央鎮了。儘管只有短短幾個月，新兵訓練營確實已完全改變我看待世界的角度。
後來他擔任媒體聯絡官，要在媒體鏡頭面前說話的經驗，令他自信增強不少：
那次的經驗對我而言非常寶貴：我知道我有能力。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一天工作二十小時，就算一堆攝影機擠在我面前，我也能清晰自信地說話。我可以跟一屋子少校、上校和將軍共處卻仍面不改色。雖然我曾質疑自己，但仍成功承擔起一名上尉的工作。
我並不是說每個人的能力都一樣，或許有些人天生就比較能幹。但是你有可能低估了自己，把缺乏努力誤以為能力不足，而突破這層迷思能為你帶來強大的力量。因此每當有人問我白人勞工階級最該改變的是什麼，我的答案都是「那種不管做了什麼決定都沒差的心態。」海軍陸戰隊像是切除腫瘤一般替我消滅了那種心態。
之前噗友和我分享，網上有對關於這書的負評，就是講作者把鄉巴佬的貧窮歸咎於於他們不夠努力，即使大家明知那是難以改變且需政府協助破局的結構性問題。我在回應時寫下了我對這觀點的看法： https://www.plurk.com/p/3gi4zkmunm
第十一章【絕望的白人與討厭歐巴馬的理由】
這章講作者在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讀書的日子，即使有軍人補助，仍要付不少學費，他只好拼命做兼職，其中一份是指辛辛那提(Cincinnati)地區的參議員工作。過程以及他的自身經驗，讓他了解為何他家鄉的人討厭歐巴馬/美國的菁英分子。
我痛恨負債以及隨之而來的限制。雖然《美國軍人權利法案》替我支付大半學費，俄亥俄州大學對本州居民的收費也相對低廉，我仍需要自己支付大約兩萬美金的費用。我於是在俄亥俄州政府內找了一份兼差，雇主是一位來自辛辛那提地區的參議員：無比仁慈的包柏．舒勒（Bob Schuler）。他是個好人，我也非常喜歡他的政治觀點，所以每次有選民打電話來抱怨時，我總是用盡全力解釋他的立場。每天總有陳情者來來去去，我常會聽見參議員和制定政策者針對特定法案進行辯論，試圖確認怎麼做才對選民有利？怎麼做對州政府有利？又要怎麼做才能同時使兩者得利？以前我都是透過有線電視認識政治，但因為有了內部觀察的機會，我開始用全然不同的眼光欣賞所謂的政治事務。姥姥曾以為政客全是騙子，但我發現無論立場為何，至少俄亥俄州政府內的政治家大多很認真。
就在我離開不久，俄亥俄州參議會考慮通過禁制發薪日貸款的法案，之前雇用我的參議員反對這項法案（另外也還有好幾位反對），雖然他從未解釋原因，但我總覺得是因為他的想法跟我很像。那些參議員和制訂政策者非常不欣賞發薪日貸款，但許多像我一樣活在陰影裡的人非常需要這項急難救助措施。對他們而言，發薪日貸款都是吸血鬼，不是高息發款就是在兌現支票時收取高昂費用，最好就是盡速除之而後快。
但對我而言，發薪日貸款可以解決很多財務問題。我的信用因為一堆亂七八糟的理財決定變得很差（有些不是我的錯，但大部分是我個人的責任），所以根本不可能申請信用卡。如果我想帶一個女孩去吃晚餐，或者想買本學校要用的書，但戶頭裡沒錢，眼前有的選項並不多。
要說我從這件事學到什麼，就是有權者常說要幫助我們，但又完全不了解我們。
我覺得這句是重點——民主黨的問題是，那群離地菁英總是以己度人，做的事情沒有真正幫助貧苦弱勢…
我們敬愛軍隊，但也覺得軍中缺乏巴頓將軍（George S. Patton）那樣的人才。我想我的鄰居們大概一個高階軍官的名字都說不出來。曾長年使大家深感驕傲的太空計畫也是明日黃花，早已隨著那些太空人明星的光環一同黯淡熄滅。再也沒有什麼能把美國社會團結在一起。我們似乎困在兩場贏不了的戰爭中，其中太多士兵都來自我所住的區域，而國家經濟也無法為美國夢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穩定薪資。
為了理解這種文化疏離現象，你得先理解，我們的家族、鄰居及整個文化社群的認同都源自於愛國情操。我對布雷薩特郡的市長、健保系統或是明星居民一無所知，但我卻知道：根據傳言指出，此地之所以贏得「血腥布雷薩特」之名，是因為在一次世界大戰時，這裡是全美唯一光靠自願者就不用徵兵的地方。
我有許多新朋友認為這些看待總統的方式得歸咎於種族主義，但對中央鎮居民而言，總統就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而且原因與膚色無關。回顧過往，中央鎮沒有一位居民上過常春藤名校，但歐巴馬待過兩間，而且表現都很傑出。他聰明、富有，說話就像一名憲法學教授，而他也確實是一位憲法學教授。他的一切都跟我從小生活中仰慕的人不同。他的口音簡潔、完美、中性，令我們感到陌生；他的資歷完整得驚人；他在芝加哥那個人口眾多的大都會仍混得很好；而且他舉止極有自信，因為明白現代美國的菁英系統對他有利。當然，歐巴馬也克服了屬於自己的困境──我們也經歷過類似困境──但那都是太早以前的事了。
歐巴馬躍上檯面時，我們群體中大部分人開始感覺所謂的菁英系統只為「那些人」服務。
因為不怎麼信任媒體，他們對網路世界的陰謀論幾乎照單全收：歐巴馬是個試圖摧毀我們國家的外來者。媒體說的一切都是謊言。許多白人工人階級總是相信社會中最糟的那一面。
第十一章還真是整本書的重點。如果要把全部重要段落都截下來，都幾乎是整章了。有興趣的噗友請自行買書XD https://moo.im/a/8rGNOY 我先繼續往第十二章前進，整理後面有關階級觀念差異的敍述。
第十二章【耶魯法學院的異類】
這章講到作者這般出身的人在耶魯法學院絕無僅有。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最近曾有報導指出一個矛盾現象：低收入戶學生去讀學費最貴的學校反而最省錢。
這個不難理解——學校很有錢就有餘裕資助窮苦但有才的學生。
其中一堂課是只有十六名學生的憲法討論課，班上同學後來都像我的家人。我們自稱「孤島上一群落單的玩具」：來自阿帕拉契山區的保守鄉巴佬、家長為印度移民的超聰明女孩、至少有過十年「社會大學經驗」的加拿大黑人、來自鳳凰城的神經學家、出生於耶魯校園附近的熱血民權律師、具有絕佳幽默感的女同志……雖然所有人的背景都大不相同，但最後都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耶魯有些奇特的社交儀式，為了累積專業人脈及認識朋友，這裡會舉辦許多雞尾酒派對及晚宴。我於是跟著同儕「受洗」成為家鄉那些人戲稱的「菁英」，而且我是個身材高的異性戀白人，外表看起來就是他們的一分子。我這輩子第一次感到如此格格不入。
他們或許外表與我沒什麼差距，但無論這些常春藤名校多麼執迷於所謂的「多元文化」，事實是，不管黑人、白人、猶太人、穆斯林或任何一種人，總之都來自從不用擔心沒錢用的健全家庭。
這也是本書的重點之一：作者出身的家庭是不健全的（母親吸毒而且不斷換伴侶），這對他影響深遠。
就讀耶魯讓我生平第一次發現我的背景「引人入勝」，無論教授或同學，似乎都真心對我那看似無聊的人生故事深感興趣。我讀的就是間平庸無奇的公立高中，父母沒上大學，童年在俄亥俄州度過，而且認識的所有人幾乎都跟我擁有同樣背景，但在耶魯卻找不到這樣的人。如果回到俄亥俄州，我在海軍陸戰隊的服役經驗並不特別，但我在耶魯的許多朋友卻從未見過參加過美國近期戰爭的人。換句話說，我是這個地方的怪人。
另外一項教訓是，不只我們社群內的人不停在強化這種心態，試圖幫助我們向上流動的場所與其中人們可能也有影響，就像我的教授暗示耶魯法學院不該收不是來自名校的學生。我們無法量化這些態度對工人階級造成的影響。不過我們確實知道，美國工人階級不只更難在經濟方面向上流動，就算成功也比較容易落下來。
社會中的上層階級如果真想鼓勵人們向上流動，就不該只是推動立意良好的政策，而是要真正敞開心胸，去接納那些有點格格不入的新成員。
當一個人從工人階級流動到專業階級，過往生活風格顯得粗俗也就罷了，往往還非常不健康。
想說，這也是我多年來從不同朋友身上觀察到的… 即使出身寒微的人後來憑一己之力晉身中產，他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和本來就出身中產的人還是很不同的。
第十三章【幸福的人擁有什麼？】終於講到他遇上人生伴侶、在耶魯本科畢業後進法學院的Usha。讀這本書，我覺得遇上Usha（而不是進海軍陸戰隊）才是他人生真正的轉捩點。Usha出身幸福中產家庭，除教會了作者上流社會的交際之道，也教會了作者愛和包容。這個世界存在著更健康和諧的溝通方式，懂得道歉才能修補關係。
第一年接近尾聲時，我得知雅莎目前仍然單身，立刻就約她出去。經過幾週相處與單單一次約會後，我就跟她告白我已經愛上她了。這樣做完全違反所有年輕男性應遵守的當代約會規則，但我不在乎。
雅莎就像我在耶魯的精神嚮導。她大學就讀耶魯，非常清楚附近最棒的咖啡店和餐廳在哪裡。她的知識底子也比我深厚，光靠直覺就能理解我甚至不知該如何正確提出的問題，也永遠鼓勵我去追求那些從不知道存在的機會
–約會第一次就把到妹，真省力（？）如果把Vance想成一個超級有機心的人，那麼把這個本來就在耶魯唸本科的印度裔妹子，肯定是經過精心計算，讓她來當自己在耶魯的白手杖–(evil_grin)
在這個總讓我感到有點茫然的地方，雅莎像是我的燈塔。
我立刻離席跑去廁所，打電話給我的精神嚮導：「我該怎麼應付那些該死的叉子？我不想看起來像個蠢貨呀。」雅莎告訴我，「從外面用到裡面，絕不要用同一支餐具吃不同盤內的食物；噢，對了，用最大那支湯匙來喝湯。
他們會寫電郵給一位朋友的朋友，以確保他們的名字能得到必要的關注。他們會找叔伯或舅舅打電話給大學時期的好友說情，他們會要求生涯規劃辦公室以學校名義提早幾個月就排定面試機會。他們會有父母告訴他們該如何正確著裝，甚至傳授珍貴經驗，但我們沒有這些資源的人只能靠自己。 我不是說履歷與面試表現不重要。他們很重要。但經濟學家所謂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更有著巨大的價值。雖然這是學術用語，但它的意義相當簡單：我們身邊的親友伙伴或機關制度有著實質的經濟效益。
所謂社會資本不僅限於透過朋友認識了某人，或者幫你把履歷交給某位前任上司，其實或許最重要的，是在這段過程中，你透過朋友、同事和精神導師學到了多少。我不知如何決定人生選擇的優先順序，也不清楚哪裡有更好、更適合我的未來道路，最後是透過人際網絡才解決這項問題──更精確的說，是透過一位非常仁慈大方的教授。
第十四章【與內心的怪物戰鬥】裡，作者分析自己的童年創傷（「負面童年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ACE）對他造成什麼影響。這章是最撼動我的（讀到不斷流淚），也是給為人父母者的提醒——童年受到的傷害是不會因為多次發生而「被習慣」，反而會不斷累積、是不可逆的。傷害造成的愛需要很多的愛才能緩解。千萬別一時意氣暴力對待自己的小孩。:’-(
但有些徵兆讓我知道事情不太對勁，尤其是我和雅莎之間的關係。我們才約會幾個月，雅莎就無意找到了一個用來形容我的完美比喻。根據她表示，我就像一隻烏龜。「每次發生不好的事，就算只是我們之間稍微有點意見不同，你都會立刻封閉自己。就像躲進自己的殼裡一樣。」
她說得沒錯。我不知如何處理關係中的爭執，所以採取逃避策略。我可以在她做出我不喜歡的事的時候大吼大叫，但那樣似乎只是雪上加霜，又或者我可以選擇一言不發後逃避問題。我所知的選項就是這兩種，沒有其他可能性。畢竟光是想像跟她吵架，心底就會浮現我以為沒有從上一代遺傳到的負面特質：壓力、悲傷、恐懼、焦慮。所有情緒都出現了，而且非常強烈。
在我看來，當一個人誠懇道歉就代表投降，而只要有人投降，另一方就該起而追殺，但雅莎沒這麼幼稚。
看到這段時，和家人對話，觸發了笑話。
我想了很多，發現自己不信任他人的道歉，因為以前只要有人向我道歉，通常只是為了在當下安撫我，讓我放下戒心。十多年前，就是那句「我很抱歉」讓我搭上媽的車後差點被殺掉。
這個真是超級巨大的心理陰影唉…
心理學家將我和琳西的兒時生活稱為「負面童年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ACE），這些經驗都是創傷性的童年事件，直到成年仍會造成影響，而且不必然是身體上的創傷。
我對小阿姨、丹恩姨丈、琳西和雅莎做了一個小測驗，心理學家就是用這個測驗來檢測一個人曾有多少負面童年經驗。小阿姨的分數是七，比我和琳西的六分還要高。至於家庭好得幾乎有點古怪的丹恩和雅莎都拿到零分。原來讓我覺得奇怪的那些人從未經歷任何童年創傷。
曾有多次負面童年經驗的人更容易焦慮、沮喪，比較容易出現心臟疾病或肥胖毛病，也更容易得到特定種類的癌症。他們在學校的表現通常比較差，成年之後也很難與他人維持穩定關係。
就是所謂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唉。
無論用任何標準來衡量，你幾乎很難在世界上找到比美國工人階級更不穩定的家庭。舉例來說，像我媽不停帶男人回來的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不可能如此嚴重。比如在法國，孩童母親伴侶超過三位（或以上）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點五，大概兩百人中只有一人，比例第二高在瑞典，百分之二點六，大約四十人中有一人。不過在美國，數據卻是驚人的百分之八點二，大約十二人中就有一人，這項比例在工人階級中甚至更高。
不只是我得學會控制自己，雅莎也得學會照顧我。要是一個家庭裡有兩個我，那就一定會產生核彈等級的爆炸。因此，我家族中每個擁有成功婚姻的人，無論是小阿姨、琳西還是表姨蓋兒，結婚對象都不是跟我們一樣的人。
所以如果胎投不好，改變人生的下一個機會就是找個好的伴侶。
這項體悟粉碎了我對自己人生進行的詮釋。我一直以為自己超越過去後變得更強壯，畢竟我早早離開家鄉，去軍中為國家效命，就讀俄亥俄州立大學時名列前茅，還進入全國最棒的法學院。我早已沒有心魔、個性缺陷或任何其他毛病了。但現實並非如此。在這個世界上，我最渴望的莫過於擁有快樂的伴侶和幸福家庭，但想達成目標，任何人都必須花費大把心思維持。我知道自己本質尖酸刻薄，只是以高傲作為偽裝。
無論媽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的家長角色為何，長期以來的吵架與酗酒問題想必對她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效應。就連年紀還小時，她和小阿姨面對家中爭吵的反應完全不同。小阿姨會懇求她的父母冷靜下來，或是蓄意激怒父親，好分擔母親受到的攻擊，但媽不是躲起來、逃跑，就是摀住耳朵崩潰地跌坐在地。
唉……😢
大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在我們的畢業典禮上致詞，她給畢業生的建議是「面對未來即使徬徨不安也要怡然自得。」我想她指的是生涯規劃，但對我來說指涉的意義更廣泛。我在耶魯學到很多法律相關知識，但也明白我在這個新世界總會有點格格不入，而且身為鄉巴佬，我們有時就是分不清楚相愛與相殺之間的差異。
第十五章【什麼才能拯救鄉巴佬？】
這章講的就是我在引旨提到「榜樣」的重要性。
「我覺得好的學習楷模很重要，我有個好友的爸爸是銀行總裁，所以我能接觸到不同的世界，知道可能擁有不同種類的生活，一旦有了這種認識，你比較知道可以夢想些什麼。」
因此，信仰摩門教的猶他州的數據當然會大勝俄亥俄州的鐵鏽地帶，畢竟那裡的教會功能高、社群互助緊密，大部分的家庭也完整。
還記得十二歲時，我目睹媽被警車帶走，雖然之前也曾看過她被逮捕的場面，但我知道那次不一樣。從那一刻開始，我們進入了社會服務系統，不但有社工定期來訪，還得接受家庭諮商，即將到來的開庭日更像斷頭台的刀片一樣懸在我的脖子上。 弔詭的是，這些社服系統中的人應該要保護我們，但沒過多久反而成為必須克服的阻礙。當我解釋自己大多跟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他們表示法庭不傾向批准此種安排。以法律觀點而言，我的外祖母沒受過訓練，無法提供好的寄養環境。因此，假如法庭對我母親的判決不利，我很可能淪落到另一個不會比姥姥家好多少的寄養家庭。光是想到必須跟所愛的人事物分開就令我驚恐不已，所以我決定堅不吐實，只說一切都好，一心希望不會在開庭時失去家人。
但不是每個人身邊都有值得信賴的瘋狂鄉巴佬。對許多孩子而言，兒童服務系統是最後一道安全網，但承接他們的效果極為有限。
其中一個問題是政府用來定義家庭的法條。以我為例（也包括許多黑人或西班牙裔家庭），無論是祖輩、舅公叔婆，還是表姨姑嬸，都在家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州政府要求寄養家長必須擁有職業證照，例如護理師或醫生執照，就算候選人是孩童的祖父母或親近家人也不例外。換句話說，國家的社會服務系統並沒有考量鄉巴佬的家庭狀況，因此常把問題搞得更糟。
最近我和中央鎮母校的一群老師進行了一場談話。他們都用不同方式表達了類似憂慮：政府總是太晚投入大筆資源。「政治人物好像都覺得大學是孩子唯一的出路，」一位老師告訴我，「對許多人而言，上大學很好，但我們很多孩子根本不可能拿到大學學位。
所以我認為，所謂成功的政策應該認清這些高中老師每天目睹的現實：對許多孩子而言，真正的問題在於家中發生（或沒發生）的事。
正如同另一位中央鎮老師布萊恩．坎貝爾（Brian Cammpell）所說，「這裡有一大群靠第八住屋補助生活的家庭，但支援他們的稅收卻來自少數中產階級家庭，這樣的經濟結構是倒三角形。當鄰里住民都是低收入戶時，經濟與情緒資源少得可憐。你不能把這群人聚在一起，因為只會造就更絕望的氛圍。」相反地，他也表示，「當低收入戶的孩子身邊有不同生活態度的人作為效法的典範，他們向上流動的機率會增加。」但當中央鎮最近試圖限縮在特定區域第八住屋補助數目，卻遭聯邦政府駁回。我猜他們心想：最好讓這些孩子離中產階級遠一點。
我後來理解，以前幫助我生存下來的特質卻在我成年後成為阻礙。每次見到衝突，我不是逃跑就是準備戰鬥，把這模式放在目前的關係內完全不合理，但如果不是靠著這種心態，我的意志早就被原生家庭消磨殆盡了。我很早就學會把錢分開藏起來，比如有些藏在床墊下、有些藏在內衣褲抽屜、有些又藏去姥姥家，就怕媽或某人找到後「借走」。之後我跟雅莎財務合併後，她非常震驚地發現我有好幾個銀行帳戶，還有一些逾期未繳的信用卡費用。
另一名駕駛的罪是傷害我的名譽，而我童年的一切幸福快樂都靠著保護名譽而來：因為我奮力保護名譽，學校的惡霸才不敢找我麻煩，當某個男人或他的小孩汙辱我媽時（雖然我也同意汙辱的內容），我也是因此跟媽在情感上產生連結；保護名譽是我人生中極少數能完全掌控的事。人生中的前十八年，我只要怯戰就會被罵「娘娘腔」、「軟腳蝦」或「跟女生沒兩樣」。客觀上而言，我人生中大部分的經歷告訴我不該向另一個年輕男人讓步。所以就在做出正確決定後幾個小時，我默默忍不住批判自己，但無論如何，我已經進步了，對吧？
Vance講的故事大致上到這裡。 如我在噗首所說，Vance提出了問題和他自己覺得有用的解方，但我看不到這個解方被實踐的可能性。 把書放下之後，就要面對現實裡的Vance了。他成了副總統之後，會否盡他所能拯救他的鄉巴佬同鄉呢？若會，他又該怎麼做？
最後，想分享書中最後其他人的評論節錄：
胡培菱【了解川普支持者必讀的一本書】
凡斯在書中指出，民主黨（或自由派菁英分子）的問題在於，他們總是把經濟、教育看成結構的問題，這些是「硬體」元素，凡斯不否認這的確重要，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任何想解決工人階級問題的人，都應該直視問題中的「軟體」元素，也就是個人的選擇及責任。《絕望者之歌》中引用的一句話完美詮釋了他強調的重點，當他訪問社區裡的老師時，老師說：「政府希望我們當這些孩子的牧羊人，但他們都忽略了，這些孩子的父母是虎豹豺狼。」即便政府在結構上增加補助拯救貧窮學區，但如果孩子連一個能身心安頓、專心學業的家庭生活都沒有，那麼結構的改變只是徒勞。
說到底，凡斯這本回憶錄最想強調的是家庭與個人的責任，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制度，而是人心，制度的改變若不考慮人心，永遠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這是書中最令人動容的部分。
凡斯也用自己的生命故事一再指出：內山老粗式的混亂家庭生活、家庭暴力與毒品氾濫，永遠不可能給下一代往上爬的環境。白人勞工階級確實面臨著社會、文化與經濟上的焦慮，但若不內省激勵自己發憤向上（父母與孩子皆然），而是訴諸犬儒思想，或報復性地選出一個能幫他們打主流社會一巴掌的領導者，這只會讓我們世世代代在混亂和貧窮中無盡循環。這個族群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粗俗與不屑，不是空頭支票，而是腳踏實地的希望。
一九三○年代，民主黨小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保障了工人基本權益，比如制定最高工時、最低工資等，還同時建立了美國的福利制度，發放補助金給窮人，這時候的民主黨普遍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代表黨，也是凡斯祖父母最支持的黨派。但七○年代起，共和黨的尼克森總統就開始提出福利制度改革，其後共和黨的雷根總統也高分貝批評所謂「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問題（即濫用福利制度的「窮人」）。凡斯認為，福利制度的不公與濫用，是內山老粗族群在七○、八○年代開始向共和黨靠攏的原因之一。
小布希選總統時，他的競選團隊，特別是他的最高競選顧問卡爾．羅夫（Karl Rove）深知菁英形象難以討好工人階層，就非常積極且成功地把小布希定位成「來自西德州的老頑童」（an old boy from West Texas），這個政治形象塑造策略的成功，至今還令許多政論家津津樂道。
那時我年紀還小，但都很清楚記得這個廢柴
所以雖然川普貴為房地產大亨，也是常春藤名校生（賓大華頓商學院），並且態度高傲，他卻極度強調自己反菁英、反體制的路線。即使自由派人士普遍把川普的成功歸咎於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但凡斯在訪談中一再強調，這些分析都忽略了川普對這個族群來說最重要的吸引力：反知識分子。也就是說，重點不是川普歧視黑人（歐巴馬）、歧視女人（希拉蕊），而是川普歧視並有能力霸凌、箝制、對抗這些長期看不起鄉巴佬的菁英，重點在於川普是唯一敢說整個國家機器都被菁英分子操控的人，重點在於川普敢開出「讓工業重回美國」的空頭支票，這些都是親身感受到被全美國排擠的工人階級想聽的。
當二○○八年歐巴馬說工人階級只會依賴他們的宗教與槍枝，二○一六年希拉蕊說要終結美國的煤礦工業，這些不知民間疾苦，甚至聽起來看輕工人階級的言論，只是將這群人更推離民主黨和菁英政治。川普用直白的語言，左批歐巴馬右酸希拉蕊，幫這些沮喪的底層白人討回面子，扳回一城，報了一仇。而這就足夠讓許多義憤填膺的藍領白人投他一票，無論他的政見是否真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凡斯也指出，川普直白的語言，粗話連連，叫罵連天，正是工人階級慣用的溝通與生活方式，因此川普如此與菁英政客大相逕庭的言行，更能收買這群人的心。當媒體與自由派嘲笑川普的語言低劣，等於是在嘲笑工人階級的文化水平，更讓他們與川普站在同一個陣線上。
我不是美國公民，對於這也不評論太多了。希望民主黨能痛定思痛，好好改善唉。
補充資料：有人fact-check過Vance書中提到的家族史，發現有些重要事件被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