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途機上花了6.5小時看畢全書～
朋友問我既然不是獨身，為何要讀這書。我想，年老時是否獨自生活，取決於運氣而非當下的婚姻狀況。而且，我很有興趣知道，和我背景截然不同（國籍、文化差異）的年長女性是如何生活的。
讀前半部分時，不住慨嘆社會對不同年齡、背景的女性都很不友善。後半的內容則開了我的眼界——原來韓國有一個單人戶社區網絡共同體「非飛」（「非婚者的飛行」）已經持續運行了二十年，獨身女性們雖本來是陌生人，但長年有效地互相幫助、互相照顧（例如一旦有成員病了，有車的成員會載她去醫院）——原來在家庭結構之外，仍有可能建立這樣緊密的關係。
無論已婚還是不婚的女性，都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到不同形式的壓迫…
她表示，因為自己已不是年輕女性，生活變得輕鬆自在了。這番話是有點苦澀的證詞，證明了社會無禮地輕視年輕女性，以及物化年輕女性的情況非常嚴重。
如果沒有父權式的性別歧視、沒有為結婚生育所付出的機會成本或成本很低，那麼就算是想過屬於自己的生活，也不會有那麼多人排斥婚姻。
從小就經常聽到要我照顧弟弟、去洗碗之類的話，不管年輕與否，女性負責照顧是理所當然的事，對此我非常反感。結婚的話更是如此，對未來生活的模樣我已經能看得一清二楚了，我不喜歡這樣，也沒有自信承受。婚姻不是個人對個人的關係，而是要成為一個連婆家家人都要照顧到的角色，這點讓我壓力很大。
女性的子宮有如公共財，個人的生育行為好像成了公共義務一樣。
雖然單人戶的數量創下了歷史新高，但是不生孩子獨自生活的女性仍被指責「沒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此外，韓國社會不僅不把單親媽媽視為了解「生命最深層價值」的完整成人，還對單親媽媽充滿非議與輕視。由此可見，把生命價值和生育聯繫在一起的觀點，不過只是傳統家庭意識型態的虛偽產物罷了。
作者分析各國單人戶的比率與生育率，以論證生育率低的原因並非女權主義或女性選擇單身，而是「根深柢固的性別歧視與父權文化」。說白一點（書中沒這般說，但我讀完有這樣的感覺），古時的女性是因為不生育會被更殘忍對待，才會生這麼多孩子吧？
生育需要男女共同參與，為何只指責女性呢？
舉例來說，法國的單人戶比例為37.8％，瑞典為45.4％（以二○二○年為準），數字遠高於韓國，然而同時期總生育率法國為1.8人，瑞典為1.66人，數字也是遠高於韓國。因此，我們不能說低生育率現象的加速是獨居人口增加造成的。
韓國創紀錄低生育現象的結構性原因，不在於不生育的女性們的自私與女權主義，而在於根深柢固的性別歧視與父權文化。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在二○二二年四月發表了〈生育率經濟學的新時代〉（The Economics of Fertility: A New Era）報告，其中的分析顯示「營造女性能兼顧工作與養育的社會氛圍」，是提高生育率的關鍵。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指出，生育率高的已開發國家特點是，男性積極參與家務與育兒勞動、社會氛圍對職場媽媽友好、政府的家庭政策積極、勞動市場的靈活性、結束育兒後男女就業門檻較低等。
其中男性積極參與家務與育兒勞動是關鍵。
二○二二年六月，還有一項研究發表了丈夫的家務與育兒勞動分擔比例和總生育率間呈高度相關的結果。該研究結果顯示，在所有總生育率不到1.5人的國家中，男性的家務與育兒勞動時間還不到家中全部家務與育兒勞動時間的三分之一。
有研究顯示，比較參與志工團體等自發性組織的情況，男性中已婚者參與度較高，然而不婚者的情況則相反；而女性不婚者的社會參與度高，已婚者的參與度則較低。也就是說，在韓國社會中，沒組建家庭的男性不僅在主觀的生活品質方面會下降，在與群體連結的程度方面也會降低。這表示女性的犧牲與支持對男性來說非常重要，家庭這種首要社會關係作為「關係資源」對男性而言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相反地，女性扮演妻子與母親角色的壓力，往往會成為社會參與的阻礙。
關於「孤獨感」，我很認同作者的想法：
孤獨感和對話交流的人數無關，而是和與人相互理解的程度有關。 對我而言，比起所有人都會經歷暫時性孤獨，孤獨感湧上心頭並非是在獨自生活的時候，而是和無法對話、交流感情的人在一起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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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一個人生活當然好，上了年紀後就會孤獨了。」「一個人生活的話生病時會很難過。」這兩句話被貼在「獨活」的大門上，是古老且不祥的兩大警告。把這個警告倒過來看就是：人們害怕孤獨，擔心生病時的照顧問題，因此才組建家庭。許多人沒想到這兩個問題能夠在家庭以外解決，只因為「獨活」的人沒建立家庭，就把「獨活」貼上了孤獨與痛苦的標籤。
其實如果跟不靠譜的人組織了家庭，你只會有照顧他的份唉…現實例子有夠多。
人們主要會斷定孤獨的對象是獨居的老人。在調查獨居老人有多孤獨時，研究人員通常會選擇去比較獨居者和同居者的孤獨程度。
然而，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貝拉．德保羅（Bella DePaulo）指出，這種調查方式沒有考慮到人的特性不同，單純的比較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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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者和作者也有相類的想法：
上野千鶴子表示：「孤獨大多是暫時的感受，過一段時間就會習慣。雖然剛單身沒多久的人會感到孤獨，但打從一開始就獨自生活的話，就不會感到孤獨。而最孤獨的人是，與心靈不相通的家人一起生活的老年人。」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是《孤獨世紀：衝擊全球商業模式，危及生活、工作與健康的疏離浪潮》（The Lonely Century: Coming Together in a World that’s Pulling Apart）一書的作者，她對孤獨的定義並不只局限於失去感情、伴侶、親密感的感受，她把孤獨定義為：「感覺與我們應該感到親密的人有隔閡，不僅感覺在社會與家庭背景中得不到支持，還在政治與經濟上被排除在外。」
諾瑞娜．赫茲解釋道，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削弱了我們的共鳴溝通能力，這是造就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她研判，如果社會上的孤立感與孤獨、受拋棄的感受加深，覺得自己在世上無處容身的人增加，這種情況將成為極右民粹主義發展的土壤。
而日本也於二○二一年二月在內閣官房設立了「孤獨與孤立事務大臣」，成為世界上第二個設立孤獨專責部長的國家。同年六月，英國與日本的孤獨專責部長進行了線上會談，並一致表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大流行使孤獨問題更加嚴重。與家人、朋友、鄰居等建立『關係』是克服孤獨的第一步，兩國都將透過政策強力支持這部分。」
接下來作者討論醫院「要求監護人必須是家人」這件事，其實是從醫療機構利益（而不是病人）出發的考量。
我所認識的 Aging Solo 們談論了自己生病時的問題，其中最令人憤慨的是，幾乎總是得依醫院慣例行事，要求監護人必須是家人。
醫院理所當然地要求法定家屬作為保護人，看似有法律依據，但事實並非如此。醫療法中並沒有對醫院慣用的手術同意書或住院同意書做出詳細的規定，在緊急狀況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也並非永遠都是必要的。
然而，找直系親屬監護人並要求簽署同意書的慣例依舊，因為院方擔心發生醫療事故或在申請手術費時會產生糾紛。社會健康研究所二○一九年發表的研究報告〈醫療場域中的監護人概念是否包括多元家庭？〉（의료현장에서의 보호자 개념은 다양한 가족을 포함하고 있는가？）中指出：「醫院過度仰賴監護人的行為是出於風險管理層面，這種思維不是以患者為中心，而是以醫療場域的便利性為主要考量。」
作者引用受訪者的話，舉出了一些朋友互助組織的例子：
她也和幾位親近的不婚女性創建了分享投資相關資訊的聊天群組，在那個群組裡約定好，要是有人超過二十四小時沒讀訊息就要打電話確認，如果無法接通就去報失蹤。雖然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超過二十四小時訊息不讀的紀錄，但有這樣的約定讓人感到稍微安心。
看到首爾市推出「單人戶醫院同行安心服務」，她期待能一直維持這種制度，這樣她就不用擔心自己一個人生病的狀況了。此外，她也希望有天能有「照顧的互助小組」。
「需要照顧的人可以加入互助小組，只要有時間就去照顧別人積累積分，當自己需要時，再用積分請別人來照顧自己。雖然彼此不太熟悉，但比起依靠家人或朋友，這種作法好像讓人心裡更舒坦…
露西表示：「建立照顧的群組不需要有很多至親好友。」這個群組可以由同事、鄰居、兄弟姊妹、同好等任何人組成。一九九五年，曾出版了《共同照顧》（Share the Care）這本書，作者希拉．沃諾克（Sheila Warnock）曾為朋友蘇珊（Susan）建立過照護群組並將經驗寫成書，而「露西的天使們」則遵循了書中所介紹的方法。
他們想出來的照顧方式是「輪班指揮」（Rotating Captain）系統。所有人都輪流擔任指揮官，指揮官要在當周觀察並詢問蘇珊需要什麼，透過電話聯絡的方式告知大家必要的事，並且以兩人一組的方式分攤工作。指揮官會把當周的工作日程表傳給蘇珊，說明當周是指定誰、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做幾小時。他們反覆做周工作表做了三年半的時間，直到蘇珊過世為止。希拉在影片中解釋這種照顧方式，她說了以下的話，讓我瞬間哽咽。
「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消除掉蘇珊其中一樣最大的負擔，她完全不需要提出請求，因為我們主動去找她了。」
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在《一個人的臨終》（おひとりさまの最期）中介紹了自己參與「Team K」的經驗。「Team K」是在一位不婚女性朋友開始抗癌後，大家為了一起照顧她而成立的聚會。最初只有六人，後來逐漸增加成由三十位女性組成的網絡。
社會運動家趙韓真熙（조한진희）也在《即使病了也不抱歉》（아파도 미안하지 않습니다）書中，向大眾介紹獨居女性「健康互助會」的計畫。健康互助會是一種互相幫助的社群，自己需要照顧時可以向社群請求幫助，然後在月休或周末時去照顧互助會的成員。參加者只因為都是「單人戶女性」這個共同點而建立關係，把她們聚在一起的媒介不是錢，而是因為她們都想嘗試給彼此「開放的照顧」。
在世界各地，存在於家庭之外的女性自發建立並計畫照顧關係網，彷彿她們有共同的指南一樣，各地的情況都很相似。由此可見，女性們已經養成了發達的生活感知能力，她們平等地建立關係，察覺彼此需要什麼，並為此不惜一切辛苦地付出。
雖然建立照顧關係網，一起照顧朋友的人們在必要時也要有專業看護的協助，但是照顧關係網能夠照顧的範圍是無窮無盡的，因為照顧並不局限於協助身體活動與衛生管理。傾聽患者的故事、一起做飯吃、一起出去散步，甚至是照料去住院的朋友所留下來的動植物等，都屬於照顧行為。
雖然有擔憂，但別的不說，照顧問題絕非能獨自解決。上野千鶴子介紹「Team K」時斬釘截鐵地說：「對於無法依靠家人的單身者來說，他們一定要有替代家人的網絡。若沒有這樣的網絡也應該努力創造。」已經先嘗試過的人表示：「不一定要有很多至親好友，任何人都可以。」這些話隱隱寄託著希望。[emo253]
正如趙韓真熙所說，這些照顧關係網也許會成為一顆小種子，讓社會長成另一個模樣，成為「不以血緣關係或親密關係來畫分排他界線，而是任何人都能受到照顧的社會」。
我很想看到這些種子散播各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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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作者提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多元，但只有（愛情）婚姻被視為組織家庭的原則。其實也有其他類型的關係和愛是彌足珍貴的。
人們普遍認為婚姻是浪漫的結合，但事實上，基於浪漫愛情的婚姻是十八世紀後才出現的，是一種歷史相對較短的發明。
我問了她和我拍遺照前被問到的相同問題，她會想到誰，她馬上選了貓咪，但她表示自己並沒有放棄尋找心靈相通的朋友。她認為心靈相通的人是「能進行良好對話的人，跟那個人交談後會覺得自我意識提高了」。
有些 Aging Solo 本身對親密感就沒有特別的欲望，朴真英表示：「我好像不太希望和別人那麼親密，如果少了『我是獨立個體，你也是獨立個體』的前提，那對我來說就很難建立關係並產生共鳴了。」
我所需要的親密感是透過原生家庭與朋友來滿足的。我不會對不曾經歷過的關係感到遺憾，所以我好像對浪漫的親密感沒什麼欲望。我的衣櫃裡有屬於我風格的衣服，對於那些我沒穿過的衣服，我完全不會去想：『早知道我年輕一歲時就穿迷你裙了。』」
「想像一下狩獵採集的社會吧。想生存下去的話我們和鄰居的關係應該如何？鄰居去打獵時必須要會邀我一起去，打回來的獵物也要能夠一起分享。這些都與未來生存緊密相關，所以親密感是生存必須的。不論對方是誰，這種親密感只要能感覺到就夠了，婚姻關係並不會壟斷親密感。婚姻與其說是浪漫的關係，不如說是把情感上的親密感與性愛、子女、經濟都連在一起，這種生活可以視為商業夥伴的關係。就如同合夥關係一樣，要走到最後也不容易，因為哺乳動物往往在年輕時相識，而三到四年後浪漫情感就會消失。覺得不婚就無法滿足對親密感的渴望，這種想法是種誤會，人與人間的關係是很多元的。」
然而，浪漫愛情與其說是人類的本性，不如說是文化的產物。浪漫愛情誕生於十八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詩人們把愛情浪漫化後再透過文學傳播開來。不過，唯有透過浪漫愛情，人才能夠完整的神話依然堅固，所以我們很容易忽視其他類型的愛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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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內容我們也會討論到關於友情的部分，相較於浪漫愛情，我認為友情在生活中的占比被低估了。甚至在友情中也經常看到有追求所謂「最好的朋友」、「靈魂伴侶」等「唯一」的傾向，我推測這大概也是浪漫愛情神話造成的強烈影響。
難過需要安慰時、想一起分享幸福時、需要平復焦慮時等情況，相較只在非常親近的少數關係中分享，擁有能分享不同情感的多元關係會更幸福。研究人員不稱處理特定情感的特定關係為一般關係（Relationships），而是稱之為情緒關係（Emotionships），並表示擁有多樣的情緒關係組合有助於提高生活品質。
當我需要別人的時候，比如當我心情低落，必須在面前放一杯酒找個人聽我抱怨時；想去哪裡走走需要有人同行時；想找人一起去看演唱會或表演時；發生了難為情的事卻自己一人滿臉通紅，想向某人傾訴時，每個情況下我想到的人臉都不一樣。大家應該多少都是如此吧？擺脫對「唯一」的執著，沒有「最愛的一個人」的人生，也許會因「許多個情緒關係」而更加豐富。
關於朋友的本質和流動性的討論：
朋友關係與其他關係相比是流動的，定義模糊。朋友關係的模樣沒有正式的框架，不像夫妻有關係的義務和約束，結束關係時也不需經過制度與程序，由此可見友情關係是鬆散的。我們很難和配偶、兒女好幾天都不說話，但和朋友就可能會如此。在關鍵時刻，家人的優先順序還會比朋友靠前。
不過，如果以追求美好生活的觀點來看，朋友關係可能比其他任何關係都更為重要。
對於 Aging Solo 而言，朋友關係又更為重要。在女性民友會＊的調查中，單人戶女性孤獨或生病時，最依賴的人就是朋友。因為朋友關係的經濟、社會力量不大，所以像住院那種需要「正式」解方的時刻，尋求家人協助的情況很多，但在情緒上，「朋友」關係網是最重要的。
以我為例，過了三、四十歲以後，我和學生時期的朋友交流減少，但在社會生活中遇到的新朋友取代了這個位置。而和老朋友重新聯絡是從五十歲左右才開始的，這時大家都在社會上站穩腳步，已婚朋友也差不多完成了對子女的教養工作。
感受到曾經能稱為朋友的人減少，我一度覺得淒涼，但朋友變少也是自然的事，也許長期維持的友情才是例外。據荷蘭社會學家杰拉爾德．莫倫霍斯特（Gerald Mollenhorst）的研究，人們每七年會換掉一半的社會網絡，失去一半的朋友，再重新被新朋友取代。
隨著年齡增長，社會生活的半徑越來越小，結交新朋友的標準越來越嚴苛，朋友數量也只會持續減少。依據年齡的不同，調查社會網絡規模變化的結果顯示，十八歲時平均每月通話的人數為十二人，二十五歲時達到十八人的巔峰，此後逐漸減少，八十歲時減少到約八人。
關於朋友數量最有名的研究是「鄧巴數」（Dunbar’s Number），指人類自然形成的群體規模在任何地方都會趨近於一百五十人。這個數字包含了好幾層的朋友，在每個圓圈裡接著更小的圓圈，五十位「好朋友」（派對朋友）、十五位「親近的朋友」（飯友或酒友）和五位左右的「摯友」（可以依靠的朋友們），以這種方式逐漸縮圈。其中最裡面的圓，也就是五位摯友的圈圈，會隨年齡增長而集中，成為「關係的核心」[46]。根據鄧巴的理論，該「核心」包括朋友、家人、寵物、迷戀的歌手等，若信仰虔誠，還包括了各自信仰的神明。不論對象是誰，只要能帶來情感上的親密感，認為對方是最接近自己內心的對象就算數。
或者，也可以和已經很親密的朋友改變一下關係的類型。去年，我和身邊的單身媽媽朋友一起創建了「害羞亂談俱樂部」。有一次，我們一起散步時，我偶然吐露了自己默默努力消化的事，僅僅是將感到羞愧的情感告訴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我就感覺輕鬆多了。我們一致認為非常需要這種談話的關係，我們意氣相投地成立了只有兩名會員的俱樂部。我們每個月至少會在周末見一次面，吃完早午餐後，邊在樹林裡散步，邊彼此吐露心情，說一些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迫切欲望、祕密願望與瑣碎的煩心事。隨意拋出一些話題，再笑到喘不過氣來，如此就能為日常生活帶來喘息的機會。
「像讀書會、吃冷麵的聚會等，主要聚會有三個，加上間歇性聚會的話大概有五、六個吧。我們把感覺相似但背景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能感受到彼此兩極的魅力，而這些聚會與人脈無關。我討厭人脈這個詞，大家都清楚對方是不是為了利用才和自己來往的。人脈是為了利用而交往的關係，但我不喜歡這樣。之所以組織聚會，是因為想留住那些我想一直見到、想變親近的人。我的人生中曾經遇到了很多人，但幾年過去他們就像從指縫中流走的沙粒一樣消失了。」
這讓我想起之前有過交集的許多網友～
最後想筆記一下關於噗首提到的「非飛」團體如何持續運作20年：
通常我們認為不同的人要共處就需要規則，但非飛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沒有規則。當住在租賃公寓的不婚女性單人戶超過整棟公寓戶數的二％時，她們開了公寓居民聚會聊天群組，沒有規定、會費、義務或定期聚會，只是維持著鄰居程度的距離感。想了解這個沒有任何規則的共同體如何運作，首先就要了解非飛的三層結構。
如果我們畫一個三層的同心圓，那麼非飛的核心是從二○○三年開始到現在聚集在一起的六人群體；以這個聚會為基礎畫出更大的圓，這個圓是包括空間非飛六人在內的十一名合作社成員，還有五十多位自由進出的會員；而在最鬆散的虛線圓裡，是由同公寓二十三名鄰居組成的居民聚會。這些人之間有空間非飛的會員，也有的人不是會員。非飛、空間非飛、公寓鄰居中，大家根據自身需要，有人橫跨三個圓，有人只橫跨一、兩個圓。雖然有些人關係密切、有些人關係鬆散，但大家的資格和權利並沒有不同。
即使沒有規則，社交網絡還是能運作的原因是『一直有個準備回答的人』在其中，而這就是非飛。我認為如果要一起生活，『懂得回應』非常重要。
我聽了她們的成長故事，非飛的成員在三十幾歲第一次相遇，她們活到五十歲時開始準備建立老年女性共同體。她們正在共同打造一個能共同生活且重整自我認同的基地，並一起度過生命周期的變化，克服人生中的困難，就像夫妻的生命周期隨著結婚、生育、子女入學、畢業和就業而改變一樣。非飛的特點是，它既像是家庭卻又不受限於家庭的僵化概念。
「非飛中的某個朋友得了癌症，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一起跟著學習病人該如何生活。學習是為了理解朋友，並和朋友共同生活。其實如果家人生病，我也不一定會為了理解而學習，但當共同體的成員生病後我就開始學習了。病人對人生的思考與經歷與我們不同，沒生病的人單純認為『生病就去醫院手術再出來就好了』，不曉得用病人的身體過日子是什麼體驗。但不曉得的話，就很難與生病的朋友產生共鳴，可能會經常要求病人要表現得『正常』，所以我才決定一起去醫院，不只是照顧，而是一起學習。一段時間後，其他朋友開始照顧父母，我也一起思考如何照顧父母，一邊學習一邊想著要如何將這些狀況納入討論中。每個人的人生經歷並不僅僅是個人的經驗而已，而是我們共同的經驗，我們要一起找出克服問題的方法。」（摩乙）
如果非飛裡有人生病，健康的人並不會離開，而是一起停下腳步來學習，努力理解生病朋友的日常並互相照顧。如果有人照顧父母的負擔加重，她們也不會脫離共同體，而是成立「照顧父母自助聚會」，分擔痛苦並彼此安慰，就這樣互相扶持、互相依靠。
從這一點來看，我對珠兒說的話深有同感，她說：「麻煩別人並創造讓別人能麻煩我的機會是需要訓練的，這真的需要練習。」摩乙也幫腔說：「尤其是獨自生活很久的人，這種人通常不太會說出『幫我』。」
獨自生活是可行的，但矛盾的是只靠自己一個人生活是不可能的。想在關係中存活下去，就像非飛成員們那樣，需要練習「互相照顧」、「互相添麻煩」。
從「沒關係，不用來」變成了「好，過來吧」，這句話讓我有很微妙的感觸。一直以來把自律與獨立視為最高價值的人，向自己堅定信任的人承認自身弱點，溫順地依靠對方，就算這不是浪漫關係，聽起來也像愛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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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照顧年邁父母還有經濟問題的段落，因為和已知的相符，也沒有什麼解方（有其他書籍專門討論如何照顧年邁父母），我在這筆記裡不提了…
對於互助互愛的Aging Solo們，作者希望韓國社會能接受一個新觀點：
不是家人負責照顧，而是照顧者才是家人。
並參考其他國家的例子說明這想法是可行的。
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也在照顧相關問題上把家庭的範疇擴大。在瑞典，若非常親近的人患有嚴重疾病，需要照顧時可以從政府那獲得照顧津貼。這裡所謂「非常親近的人」（Closely-Related Person）顧名思義是指與受照顧之人有非常親密關係的人，意思是不僅限於血緣或姻親關係，還包括朋友或鄰居等關係。
例如在澳洲的維多利亞州與英國，成年人能任意指定替自己做醫療決定的人。在美國，成年人都可以指定「健康照顧代理人」（Health Care Agent）作為醫療相關決策的代理人。紐約州則在法規中舉例說明健康照顧代理人的條件為，「法定代理人、配偶、同居人、父母、十八歲以上的手足及好友（A Close Friend）」。大部分的州政府表示，健康照顧代理人只要不是未成年人或與健康管理相關機構有利害關係的人即可。
但現行制度仍只把焦點放在法定家庭上，因此與現實脫節。即便我們發生急需去醫院處理的事，或想確保居住穩定性，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不是有血緣關係的家人，我們就會成為無親無故、無法保障彼此權利的陌生人。所得稅的個人扣除額也只適用在法定的家人身上，住宅的供給也要有婚姻或法定家庭關係為前提才得以實現。
「成為彼此法定代理人的唯一方法就是收養，實在令人感到難過。收養這麼容易，為什麼制定能擁抱多元家庭的生活伴侶法那麼難呢？」
在觀察國外的案例時我突然想到，目前的婚姻是以「性行為排他性協議」為基礎的制度，然而對人類的生存而言，照顧是絕對重要的，以照顧作為組成家庭的條件難道不是更合理的標準嗎？無論是否在生育制度的框架內，無論照顧的方式如何進行，只要是互相照顧的關係就可以組成家庭，從家庭的功能來看，這種概念不是更恰當嗎？
為減輕家人負擔，並把這份重擔轉往社會的方向，社會福利學者金鎮錫（김진석）在《成功的國家，不安的市民》（성공한 나라 불안한 시민）書中提出了一種解法，那就是把現在的「國家－家庭－個人」的福利國家概念，去除掉中間的「家庭」，轉變成「國家－個人」的福利國家。 「國家－家庭－個人」模式的前提是，「家庭－個人」間有贍養與照顧的家庭功能，在缺乏家庭功能或沒有家庭功能的情況下，國家才會補充性地支援。相反地，在「國家－個人」模式中，為保障個人的社會權利，國家會直接介入其中，而不考慮有沒有家庭的存在。
最後，作者在結語分享她的期盼：
坦白說，「獨自一人也共同前行」是我長久以來堅持的人生主題。不是完全「獨自」，也不總是「共同」，而是「獨自一人卻也共同前行」，保留身為單身者的領域，卻又不失去連結的感覺，這就像是在經營生活、建立關係時決定自己態度的方向盤。
雖然我遇到的 Aging Solo 樂意與我分享生活故事並答應採訪，但反過來說，那些非自願性孤立的 Aging Solo，她們的生活依然是我無法觸碰到的部分。而這部分也是本書的局限。
其實認真想想，每個人都會在人生的某個期間處於單身狀態。剛成年時大多數的人都是以單身之姿走向世界，結束一生時也有很多人是獨自一人的。如果不以結婚與家庭為中心的觀點看待人生，獨自生活的人生也不會這麼特別。
對於獨自一人老去的生活，若我們收起對這件事的成見，再進行觀察的話，本書中 Aging Solo 所講述的人生故事，就只是自我與生命的轉換、建立親密關係、多層次的聯繫網，以及面臨老去與死亡等不同實踐與想像的方式。希望這些故事不僅能觸動現在獨自生活的人、認為自己隨時都會獨自生活的人，還有那些想以不同角度看待自己所屬的親密關係的人。
就如我在開頭所言，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隨時成為獨自生活的人」，所以我認為以上的討論（如何獨自好好生活、與他人建立互助關係）不僅適用於獨身者～
最後離題記錄一下，這書（還有《性意思史》）伴我跑過了 性別閱讀馬拉松 第一徽章的時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