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7.5小時讀畢此書。
這書是關於二戰時期波蘭一個叫耶德瓦布內的城巿內發生的大屠殺事件的史料考究。1941年7月10日，超過1000名猶太人在一天內被活活殺死。作者要說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翻閱聆訊記錄、證人口供和史料，發現納粹軍並沒有直接參與事件，只是旁觀者而非執行者，真正的屠夫竟是多年和這些猶太人住在同一個城巿的「鄰人」波蘭人。（書中提到的加害者有92人，全是波蘭成年男子）
歷史書我就不寫撮要/重點了，因為能被放進去的都是重點。以下我說幾點讓我印象深刻的。
1. 理直氣壯的施暴者
殘暴對待猶太人的波蘭人，都覺得自己是大條道理、出師有名，然而理據全都是道聽途說的謠言。我只是沒想到連天主教神父也是如此：
復活節期間，神父會在佈道詞中將猶太人描繪為殺死上帝之人，復活節也因而成了一年一度反猶情緒爆發的時間。
於是我們決定讓母親去懇求當地的神父亞歷山大．多雷格夫斯基（Aleksander Dolegowski）。我們家過去和神父很熟稔，希望他能以社區精神領袖的身分影響波蘭信徒，不要參與迫害猶太人的行動。結果卻讓我們大失所望──神父生氣地說：「每個信徒都知道猶太人──從最年輕的到六十幾歲的都是共產主義者。」並冷冷地表示自己沒有意願站在猶太人這邊。
德軍的政治宣傳已滲透波蘭上層階級，並逐漸影響廣大群眾。宣傳文字是這樣的：「是時候找那些害死耶穌基督的人算帳了，他們用天主教徒的血做逾越節的薄餅，他們是世界上所有罪惡的淵藪，他們就是猶太人。停止和猶太人打交道，是時候將這些害蟲和吸血鬼從波蘭大地上徹底清除了。仇恨的種子已落進肥沃的土壤，正是天主教神職人員多年來所培育的土壤。」
2. 向猶太人伸出援手的善良波蘭人，之後長期活在恐懼之中
這就是我為什麼相信，發生過猶太屠殺的每個城鎮、每個村莊必定保留下關於那個年代的記憶。事情彷彿理應如此：親眼目睹了如此可怕悲劇的人們的確會變得麻木不仁──他們始終無法忘記所發生的一切。而這也是一個詛咒，因為大多數居民不僅目睹猶太鄰人的慘況，更親身參與了這場屠殺。否則我們該如何解釋，冒著生命危險幫助猶太人的波蘭人──大屠殺紀念館認定為「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st Nations），普遍害怕向鄰人承認自己曾於德國治下庇護過猶太人？
曾在戰時幫助猶太人的「汙點」永遠跟隨著維日考夫斯基一家，從一座小鎮到另一座小鎮，從一代到下一代。安東尼婭．維日考夫斯基（Antonia Wyrzykowski）最終漂洋過海定居芝加哥。安東尼婭的侄女之子仍然住在耶德瓦布內一帶，他的玩伴一旦生起氣來就會叫他「猶太人」。
為什麼向猶太人伸出援手的善良波蘭人，如此恐懼被鄰人發現自己的善行呢？以下作者提出的兩個可能性，第二點是我沒想過的，但看完又覺得的確如此，對於向來不合群的我來說，這觀點挺thought-provoking——但也許因為這只是作者的猜想，所以作者把這段放在附註而非正文：
這也是一個很吸引人的主題，為什麼被授予「國際義人」稱號的人們，竟會如此恐懼鄰人發現自己在戰時曾幫助猶太人？我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他們害怕被搶劫。在大眾想像中，猶太人總是與金錢有所牽連，人們堅信在戰時庇護猶太人的家庭必然得到其物質上的好處；還有一個原因是，日後的「國際義人」在戰時的行為打破了社會公認的準則，說明他們與其他人的做法不同，對社會而言彷彿是一種隱疾。他們的存在於其他人眼中是個威脅，因為他們就是證人，他們可能會告訴當地猶太人曾經發生過什麼；因為（不論從所作所為抑或不合作的態度來看）他們不屬於對事件保持沉默的共同體。
3. 同為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波蘭人
一個擁有獨特集體認同的群體，有可能同時成為受害者和加害者嗎？
在後現代社會中，答案就變得很簡單：當然可能。
當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時，就能大大減輕作為加害者的愧疚和責任。納粹的存在讓（除了德國人之外的）大家都能輕易確立自己的受害者身份。
當同盟國最終攻下德國，「發現」了集中營，然後對抗容任納粹暴行的德國人，成為「去納粹化運動」（denazification campaign）的一部分。而德國輿論做出的回應則出人意料：「可憐的德國」（Armes Deutschland、Poor Germany）。這就是戰時德國人的罪行對德國社會產生的「回音」：全世界因為納粹而痛恨我們。德國人之間也因而孕生出一股「受害意識」（victimization），而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心態能減輕對發動戰爭和造成無數受難者苦痛的責任。
相較之下，波蘭人接受人對於自己的二戰受害者身分深信不疑，「受害意識」早已根深蒂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能坦然接受波蘭人也該為戰時暴行負起責任的事實嗎？
一個飽受苦難的社會在危機紛沓而來時變得脆弱且容易動搖，並於兩度占領（波蘭曾受蘇聯和德軍佔領）的集體經驗下導致極端的道德淪喪（demoralization）。
他們必須刻意迴避已深埋於過往的恥辱，並堅持無論何時務須「捍衛波蘭的美名」。而過程中曾遭遇的挫折苦難，必定來自敵人精心策畫的陰謀。在這些面向上，波蘭並不是歐洲國家中的唯一例外。
整體感想
今天在維基百科搜尋「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看到有關《鄰人》論述的爭議：
…有幾個人批評他在著作中包括了未經證實的說法，而且只要存在相互矛盾的說法時，從來只選擇波蘭人最差的一面記述。
「…儘管《鄰居》對持續至今的波蘭猶太人大屠殺歷史重審做出了貢獻，格羅斯未能檢查德國記述的來源，造成了他對這些事件的描述的根本缺陷。其結果是一個偏斜的歷史，其中完全沒有調查該地區的黨衛隊行動，也沒有德國人與波蘭人口的互動。」
——Alexander B. Rossino
大致上，爭議在於，德軍對此事的參與程度是否如書中所說的低。
不過，即使知道這書的論述有所偏頗，不爭事實是某些波蘭人有積極參與這場屠殺。因為之前已經聽過史丹福監獄實驗，我對於「平時看起來不邪惡的人被賦予施暴特權後會對『囚犯』非常殘忍」這事並不意外，覺得那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閱讀這書對我的價值，較多在於知道當時城裡發生了什麼事，包括城裡的波蘭人對猶太人有何認知和偏見，例如：
德軍的政治宣傳已滲透波蘭上層階級，並逐漸影響廣大群眾。宣傳文字是這樣的：「是時候找那些害死耶穌基督的人算帳了，他們用天主教徒的血做逾越節的薄餅，他們是世界上所有罪惡的淵藪，他們就是猶太人。停止和猶太人打交道，是時候將這些害蟲和吸血鬼從波蘭大地上徹底清除了。仇恨的種子已落進肥沃的土壤，正是天主教神職人員多年來所培育的土壤。」
一名年老的農民回憶。他當時還是個小男孩，大火之後和一群男人一起去埋屍體。他還補充一個細節，證實了瓦瑟什塔因那令人不寒而慄的證詞：「儘管現場已宛如人間煉獄，凶手們還是上前搜刮死者身上的財物，因為據說猶太人生前會將值錢物品縫進衣服裡。我從一名死者懷中摸出一個布羅林牌（Brolin）鞋油盒，搖晃起來叮噹作響。我用鐵鍬撬開盒子，好幾枚閃閃發光的硬幣掉了出來──我想應該是沙皇時期面值為五盧布的金幣。
正如我們所見，直到一九四九年，所謂的「猶太遺留財產」仍然是鎮上人們競相爭奪之物，暗殺和舉報均由此而生──祕密警察留下的許多檔案中都有類似紀錄。克里斯托夫奇克最初寄給國安部的舉報資料，亦記錄戰後在華沙街道上見到鎮長卡羅拉克的場景：「據我所知，他從猶太人家中搜刮了大量財物，卻沒有分給德國人，因而被德國當局逮捕。」
於是，我們慢慢認清了一個重要事實：人們迫害歐洲猶太人的動機之一是：為了占有他們的財產；我認為，卡羅拉克及其同夥渴望徹底掠奪猶太人的財產，也「意外」獲得了這麼做的機會，恐怕就是他們策動屠殺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或者說不僅僅是單純的反猶主義者。
因此，當地的非猶太民眾在其口述與文字紀錄中，似乎將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對待德軍的態度（這點始終是個禁忌，也從未在波蘭史學中深入探討）投射在一九三九年的猶太人身上，認為猶太人也是這般公然歡迎蘇軍。芬克什塔因在證詞中提到拉茲沃夫波蘭人接待德軍的場景，讀起來像極了廣為流傳加利西亞猶太人在一九三九年接待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故事。
這書講述二戰中眾多屠殺猶太人事件的一例，而這是納粹煽動當地人迫害猶太人的一例。要理解猶太人在歐洲被大規模迫害的誘因，我得參考從更宏觀角度出發的歷史研究。讀屠殺事件的case study，我比較想知道的是：這樁慘劇發生之前有何先兆、加害者對被害者有何偏見？在潛在危機浮現時，我們能否預早洞悉，在接觸到仇恨言論時保持警惕，甚至積極阻止其傳播，辨別可信和危險的人，保護善良和弱勢的人——我想這些是我們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