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伯侄之間

他心中的蘇聯跟我所認識的那個蘇聯，完全沒有相似之處。對我而言，蘇聯代表的是剝削與貨架上空蕩蕩的商店。他的蘇聯則代表著核子武力與一支強大的陸軍。我的蘇聯是八○年代的經濟崩潰與發生核災的車諾比，他的則是五○年代的經濟成長還有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類，尤里．加加林。註2不管弗拉迪米爾要我對上述哪一種蘇聯感激涕零，都讓我感覺不可思議。

我一向覺得懷舊是種病，對蘇聯的懷舊更是病入膏肓，至於弗拉迪米爾則讓我毛骨悚然。正常人不應該懷念排食物的長長人龍、停電，還有一天到晚物資短缺。有理智的人不該渴望一個推翻了所有人道主義價值、讓千百萬民眾成為冤魂或階下囚的政權。弗拉迪米爾自己都被關過，原因不過是他拷貝了披頭四的錄音帶，所以如果說有誰被洗腦，那也不是我，是他。

烏克蘭豐富的農業資源與其在歐盟東境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一位充滿吸引力的合作夥伴。然而對俄羅斯而言，其鄰國朝西方的轉向看起來既是威脅也是挑釁，因為這意味著俄羅斯將喪失對烏克蘭的影響力與控制力。而烏克蘭可是自沙皇代代相傳的時代以來，就是俄羅斯政治中很重要的一塊疆域。

須知只有最最樂觀的一派，才會盼著這份文件能像把鑰匙為一個失能的前蘇聯共和國，打開通往歐盟會員國資格的大門。

當政府軍攻擊了抗議群眾，廣場上的群眾不減反增，吸引了各種階級與背景的民眾。政府的回應日趨心狠手辣，最終甚至讓狙擊手朝抗議者開槍。 看著新聞畫面的我陷入震驚。那些超現實的血腥影像，不論是匯聚在人行道上的一灘灘血，彈孔，抑或是燒起來的車胎，都沒辦法讓我連結到腦海中的獨立廣場。我記得的獨立廣場，不是這樣的地方。

我的父親為俄裔，他與他的哥哥弗拉迪米爾都通烏克蘭語，也比起我那烏克蘭裔的母親，對於烏克蘭民族詩人塔拉斯．謝甫琴科的詩句更琅琅上口。我們有些親戚說亞塞拜然語、亞美尼亞語、意第緒語、波蘭語，還有白羅斯語。

小時候在學校遇到必填的表格，我都會不知道該如何填國籍那欄，只好索性留白，搞得老師也不知道怎麼辦。我所受的教育並沒有教我要用族裔、語言或種族去看人，而從小家裡也不曾要我去認同特定族群。我過了好多年才曉得原來沒有特定認同並不「正常」，但也從來沒有喪失這應該要很「正常」的信念。

烏克蘭的衝突是關乎掌控，而非關乎族裔或語言。然而像是親俄、親烏、說俄語的、說烏克蘭語的，或親歐洲的各種標籤卻仍成為政治立場的縮寫。我

我人生頭一回必須要選邊站，並用標籤來定義自己，但這並不代表我能把烏克蘭或俄羅斯的線頭從我羅織的身分認同抽掉。同時我也不太確定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唯一篤定的是我不想回歸蘇聯

如同大部分在蘇聯時代出生的小孩，我也成長在祖輩對於二戰的記憶中。「要是沒有戰爭」是他們宛若口頭禪一般的真言。他們會說任何一種天災人禍都可以克服，只有戰爭的歲月比死還痛苦。

達尼爾笑得如此用力，甚至沒注意到我們的靜默。突然間他停在了句子中間，手緊握住桌子的側邊，緊到指節都失去血色而泛白。瑪莎的雙手與眼睛都不知道該往哪擺。母親瞥了一眼父親，而父親則用懇求的眼神緊盯著達尼爾。在宛若永恆的幾秒間，達尼爾換了一副表情，還笑得露出了牙齒，但他的妻子依舊前言不對後語，母親叫我去外面玩。我們不說憂鬱症、焦慮，或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我們只有一個形容詞，戰爭，凡事推給戰爭就對了。

在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之後，幾座烏東城市陸續宣布脫離烏克蘭獨立，並尋求俄羅斯的支持。新共和國一夕之間出現，新的戰場也是。放眼報紙頭版盡是民眾直闖官署且暴力相向的城鎮名字──哈爾科夫、頓涅茨克、敖德薩、馬立波。

第二章　尼科季姆怎麼了

我母親的家族並沒有人生於此處，就連身為一家之長的外曾祖父母，阿絲雅與賽爾吉也不是。

住在一個有著「血腥之地」、「邊境之地」、「邊疆」等名號的兵家必爭之地，想累積恆產跟維繫一脈相傳的歷史談何容易。

阿絲雅把她的積蓄都投資在金子上，所以當蘇聯解體經濟一道崩潰時，她跟她的身家都毫髮無傷。她靠著櫻桃園讓我們有得吃，有得穿，也讓我撐過了一九九○年代初期的混亂。阿絲雅不覺得被叫布爾喬亞有什麼問題。

「他有一張配給卡，」她說。

但外曾祖父母是在村中當教員的時候相識，然後一九三二年飢荒爆發。在那段歲月中，配給卡是人能活下去的最大利器，賽爾吉身為資深教師就握著一張。他迷戀阿絲雅，當他求婚時，她也接受了。她並沒有假裝自己是為了愛而嫁給他。

阿絲雅的故事像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精妙的情節內含著其他的寓言，只有覺醒的人才看得見。

就這樣一路挖到箱底，發現了一本小小的藍色筆記本。「我們在波爾塔瓦省土生土長的馬亞齊卡村是個哥薩克聚落，那就是我們支持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原因，」第一頁這麼寫，我認出了那是外曾祖父賽爾吉的手筆。

這當中每一名兄弟姊妹都有他們個人的詞條。其中最短也是壓軸的一條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一條筆記說的是，「尼科季姆兄弟，一九三○年代為了一個自由的烏克蘭奮戰，最後消失無蹤。」下面還畫了底線。 我的外曾祖父賽爾吉是八個兄弟姊妹裡的老么。歐克薩娜在一九一八年內戰期間死於斑疹傷寒。米基塔進入沙皇的祕密警察工作，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被殺。費迪爾在一九四二年的二戰東線戰場上陣亡。內斯提爾與歐達爾卡從兩次世界大戰中活了下來。伊凡生來長短腿，所以逃掉了徵兵，變成在集體農場上操勞。然後就是尼科季姆。在古希臘文中，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人民的勝利」。這樣的他，下場是不知所終。

他就像阿絲雅跟我們說了很多故事，但除了他英勇奮戰的二次大戰以外，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對我來說，戰爭定義了賽爾吉跟他的生命經驗。尼科季姆並不在其中。

「但這本日記裡，賽爾吉寫到了他的家人，」還不肯放棄的我說，「他寫道，『尼科季姆兄弟，一九三○年代為了一個自由的烏克蘭而戰，最後消失無蹤。』」 「如果這個尼科季姆真的如妳所說，曾經為了烏克蘭的獨立而戰，那麼聊他可能就是一件玩命的事。」

「就算蘇聯垮台後也一樣嗎？」 「也許吧，我不知道。恐懼這東西是不會輕易消散的。話說，妳怎麼審問起我來了啊？」

我母親說長年的恐懼不會輕易消散，而有一個地方用磚塊與砂漿，具體表現出這一點。阿絲雅大聲說話時，稱它為「公雞之家」，悄聲說話時，則稱之為「公雞陷阱」。

公雞之家看起來並不嚇人。事實上，它是整個波爾塔瓦最美不勝收的建築。這個家字並非合適的字眼，因為其實它是一棟建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極其雅緻的別墅，原本要進駐的是銀行。兩只十分妖嬈的紅色警示燈，俗稱「公雞」，在其入口處扮演左右門神，精美的馬賽克則是火鳥從灰燼中重生的圖案，閃耀在公雞之家緋紅色的正面。火鳥也就是鳳凰，其做為神話生物會先燃盡而後再生的象徵意義，很諷刺地切合了公雞之家在蘇聯時代的組織性質。一開始，這組織被叫作契卡（Cheka），意思是「非常委員會」，後來改名為格別烏（GPU），國家政治保衛局，接著又變成NKVD，內務人民委員部，至於最終的版本則叫作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不管名字怎麼變，都是祕密警察。

想讀烏克蘭的歷史，你得先吞一顆溴化物鎮靜劑，曾任一九一七年烏克蘭獨立首任首相的小說家弗拉基米爾．溫尼琴科（Volodymyr Vynnychenko）如此打趣說。阿絲雅與賽爾吉活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內戰、紅色恐怖、強制的農業集體化，還有一九三二到三三的烏克蘭大飢荒、一九三七到三九的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六年的飢荒，七○年代的腐朽，乃至於八○年代與九○年代初的崩潰。

第三章　重返貝里格

我床邊有一個書架，上頭滿滿的蘇聯版經典，統一規格的灰色書封讓它們看上去很有學問。

冰冷的水從生鏽的蓮蓬頭湧出，讓我一下子冷到心臟有點負荷不了──我太慢才注意到迪米特羅黏了一張便利貼在鏡子上：「抱歉，沒有熱水。歡迎來到烏克蘭！」

胖子之家其實就是「大肚子的小木屋」（Potbellied Hut），是一間連鎖餐廳，店裡供應烏克蘭各式人氣料理，像是烏克蘭甜菜湯、餃子、鑲肉高麗菜卷，還有可麗餅。我點了一盤半月形包馬鈴薯餡的烏克蘭餃子，然後多要了一點酸奶油。迪米特羅選了高麗菜與小黃瓜沙拉、黑麵包，還有用番茄醬調味的俄式肉丸。

我確實在這個烏克蘭的首都成長，但兒時歲月裡的基輔其實只限於父親家的一棟三層公寓，外加一處充斥赫魯雪夫時代灰壓壓水泥箱子的鄰里。這些灰色箱子，所謂的赫雷夏蒂克公寓，住滿了跟我們一樣的家庭，大家都生活在擁擠且設計不良的陋室中。這群人排著一樣的隊伍，擠著一樣白紅相間的電車，送他們的小孩上以同一批蘇聯英烈命名的學校。

從小我在蘇聯的逼迫下參加了一個又一個遊行與示威，所以我恨那種場合，那種讓人高喊口號而失去自我的場合，即便那口號確實是我的信念。

我以為我會看到一臉愁容的基輔民眾，但他們在與我四目相交時露出了笑容。「迪夫琴卡（Divchynka，烏克蘭語小女孩之意），不要憂傷，一切都會沒事的，」我聽到有人叫出聲來。一名在公車站賣著藍鈴花的女子朝我揮手。

原來是我忘記了關於烏克蘭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這裡，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會沒有距離而溫暖地相互致意，而且用的都是像「媽媽」、「奶奶」或「小女孩」這種詞彙。我對那位女士報以微笑。

雖然她隨時可以使用政府的供水，但她解釋說她害怕警察。「他們有專門的飛機在貝里格上空檢查誰在非法使用政府供水。專門的飛機耶！」

「妳可能不知道，但我們現在有瓦斯管了，還有個很像樣的爐子！」她從走廊上喊著。明明一旁的波爾塔瓦平原就有瓦斯田，但貝里格卻有很多年都沒有瓦斯供應，居民只能將就靠瓦斯桶度日。

第四章　復活節

我睡的房間曾經是阿絲雅與賽爾吉的臥室兼藏書室。我外祖父母現長眠在貝里格墓園的一處高大松樹下，但我們還有他們手雕的修長書櫃，上頭塞滿了深達三排的各種皮裝書籍，包括果戈里、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萊蒙托夫（Lermontov，1814-1841，俄國作家兼詩人）的作品。

跟我外婆一樣，薩莎與其他貝里格街坊也都跟我講俄語，但他們彼此之間會講烏克蘭語。我的烏克蘭語挾帶著英文口音，鄰居們聽著可愛但有點奇怪。我在想這對我的烏克蘭身分會有什麼影響，擔心會在自己的出生地被當成外人，只不過烏克蘭語在我心中實在太好聽了，我還是忍不住說個不停。

復活節星期六，我在砲火聲中醒來。心臟怦怦跳的我起身，豎直耳朵想聽清砲聲的來向。接著我跳了起來，鞋也沒穿就衝到院子裡。我赤腳踩著的草皮冷到足以讓我的皮膚灼燒，但每一聲砲響都把我的腳釘在地上。

「那只是部隊在訓練新兵。他們的基地營就在河邊，」瓦倫提娜說著從棚屋裡走了出來，手裡捧著個大花盆。

陸軍砲兵的射擊演習對我外婆或薩莎都還好，她們更介意的是伊果的籬笆。

不同於布魯塞爾賣的馬鈴薯容易壓且形狀渾圓，這裡的馬鈴薯硬梆梆且形狀像微型超現實主義的雕塑一樣。不過別擔心，它們放進嘴裡可是又甜又奶到讓人無法自拔。

她從我這端走了整碗馬鈴薯，然後給了我一張做帕斯卡（paska）麵包的材料清單，那是一種復活節吃的布里歐麵包（brioche；法式奶油麵包），要用有高度的圓柱形模具去烤。

即便在外曾祖父反對一切宗教儀典沒有慶祝復活節的年代，我們每年春天還是會做帕斯卡，享受飄著奶油香，裡頭滿滿泡過蘭姆酒的葡萄乾跟糖漬橙皮，那布里歐麵包墮落的美味。

因為工作從事與香水相關的書寫，我培養出對身邊氣味的敏感性，會將它們連結到勾起記憶的其他芳香。

迪米特羅回覆說我們確實是阿絲雅．貝瑞茲科家的人，但我只是困惑地瞪著她。我已經太久不曾生活在一個家族為人所知的地方，同時我也忘了在貝里格，定義家族的是長者，不論她是否還在人世間。那位女士默默研究了我們的面容。「是，我們是阿絲雅的曾外孫，」迪米特羅說。

「我們的年輕人都在設法離開，而你們卻一個個回來，」她說著把手中的籃子放到了地上

「我沒事，真的，」我說著坐直，試著把迷糊甩開。「但我還是想要那杯茶配覆盆子果醬。」我們家最受歡迎的感冒偏方就是一杯紅茶搭配一湯匙的覆盆子果醬攪勻。

瓦倫提娜熱了烤豬肉跟馬鈴薯，還有接受過賜福的麵包切片。我們一起按習俗互敲了雞蛋來看來年誰的運氣最好。結果我的蛋裂了，所以贏的是瓦倫提娜。隔天我起了個大早，跟她一起去了櫻桃園。

第五章　魯許尼基

當政治學不符合我的期許後，我當機立斷轉換了跑道。放下了理論模型，進了一間香水學院，學起有機化學。我寫起香氣與風味，還把抽象的東西翻譯成具體的字彙。我從來沒怕過的一件事，就是往未知中縱身一躍。

後來我打電話給丈夫，提到跟瓦倫提娜的這段對話。他安慰我說小地方就是這樣，在誰面前都沒有祕密，討論是他們的一種需要。

波爾塔瓦這個市鎮讓我一則以喜，一則以謎。在烏克蘭，一個地理往往決定命運的地方，波爾塔瓦硬是不讓人給它一個簡單的分類。它既不算烏東，也不算烏西。既為中心，也是邊陲。

在城市上方的山丘，聖十字修道院的金色圓頂暗暗閃著光。該修道院的建成是由哥薩克人（Cossack）出資，而且許多哥薩克人都在遠歸遠但記憶仍舊鮮明的十八世紀戰爭中，為瑞典一方而戰。列寧街的走向與老修道院街平行。恩格斯輕抵著高爾基，普希金先跨過了果戈里與羅莎．盧森堡註16，然後才停在靜謐的菩提花弄，而這名俄國詩人也在那兒把銅眼投向在玩骨牌的爺爺們，還有在空長椅上午睡的貓咪們。這些街名都還在變動的過程中，但路標仍沿用著蘇聯時代的稱號，街坊也還是會約好在已經不在了的列寧紀念碑旁見面。我確信這麼一個內心層面仍深刻烙印過往的城鎮，一定能讓我找到尼科季姆命運的蛛絲馬跡。

但一進入波爾塔瓦的區域檔案局，我的這點信心就動搖了。這棟灰色建築有著所有蘇聯官僚機關的正字標記，投射出一種看不到臉的力量。它用灰塵跟一次次未完成的五年計畫氣味攻擊我，將我轉變為長長排隊人龍裡的又一個號碼。

兩名身穿花呢西裝外套的老先生掛著戰爭獎章在身上，揮舞著泛黃的紙張，他們想用那當證明，換取某種縮寫我認不出來的官方文件。眾人索取各種證書、執照與證明，然後遭拒；各種申請被提出，然後被宣告恕無此服務。檔案局至此依舊刀槍不入。

「妳怎麼不一開始就講妳是海歸？」女櫃員咕噥著。「妳得當面跟歐克薩娜．瓦西利夫娜（Oksana Vasylivna）談，她是主任檔案員。轉角就是她的辦公室。」

透過父親的家族，我對猶太教的認識超過對東正教的認識。外曾祖父賽爾吉長於一個信仰虔誠的家庭，但他認為教會要為人心中的宿命論與恐懼負責，由此鄙視一切會讓人想起信條與儀典的東西。

儘管如此，東正教會讓賽爾吉避之惟恐不及的神祕主義卻讓我神往不已，大小儀典於我又謎樣又療癒。我喜歡走進教會，發現自己周身都是薰香的煙霧與咒語的聲音──那種神祕的氛圍喚醒我的好奇心。

但在聖尼古拉教會，戰爭從來不曾離開。戰爭就在那個連著幾天沒睡，為了有個地方遮風避雨而跑來問教會有沒有工作開缺，滿臉皺褶的女人身上；戰爭就在那些身穿制服跑來接受賜福，年輕得令人心碎的士兵身上；戰爭就在那些飽受煎熬，前來說要辦喪禮的親屬身上。戰爭在對話中、在禱告中，也在人的心思中。為了方便溝通，大家會提到「這場戰爭」，用的是烏克蘭語裡的this，而不是相當於英語中the的定冠詞，因為即便不用特定指涉的定冠詞，烏克蘭人也會曉得彼此說的是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在無數烏克蘭家庭身上留下疤痕，由此即便親身經歷過二戰的那一代凋零了，二戰做為一場聖戰、一場正義之戰、一場交織著英雄事蹟與犧牲的戰爭，仍是蘇聯時代傳承下來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相對之下，眼下的戰爭顯得既卑鄙又醜陋。它甚至不被稱為一場戰爭。在西方的報紙裡，它被賦予了一個蒼白的名號叫作「烏克蘭危機」（the Ukrainian crisis），而在烏克蘭國內的媒體，則意味不明地被指涉為「反恐行動」，簡稱ATO（Anti-Terrorist Operation）。

「這個是貝里吉尼亞（Beregynya），安全的守護者。」奧爾嘉女士讓我看向一個有著豐臀與飽滿胸脯的人形，手握長滿葡萄與花朵的枝條。「有人繡出貝里吉尼亞，是為了保護深愛的人不受傷害。」這形象完全沒有東正教的正經嚴肅，可以追溯到斯拉夫人的泛靈宗教信仰，代表斯拉夫人認為萬物皆有靈，因此植物、動物、鳥類與石頭，都是他們崇拜的對象。

「這條魯許尼克繡在一九六○年代，但你看到這黃色與藍色的色調了嗎。看看這裡這個葉子的彎曲處。看起來是不是很像三叉戟？刺繡者肯定知道這種形狀會招致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指控。」三叉戟是烏克蘭獨立的紋章，是在蘇聯時代一種足以讓你被直送西伯利亞的強大符號。 奧爾嘉女士接著攤開了一卷有著黑色刺繡的小儀巾。「人要是遇到必須熬過去的時期，或是遭逢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就會把自己的感受繡到布上，並將魯許尼克綁在樹上。」

第六章　列舍季利夫卡

奧爾嘉女士原本出身俄羅斯，是個「血統純正的西伯利亞人」，她這麼自稱，至於她搬到波爾塔瓦生活，則是她嫁給烏克蘭丈夫之後的事。她先生跟她一樣，也是世界語的教授。 「我先生跟我一樣，都相信總有一天世界語會成為世界的共通語言，」她說。「但事實證明世界語成了我們倆專用的語言。每當我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們在講什麼，世界語就會派上用場。後來我先生過世了，世界語在我心中也慢慢死去。」奧爾嘉女士低下臉，撇開了頭。

奧爾嘉女士說著伸出了她的手。「至於刺繡，唯一的作法就是一針一針縫。一開始妳會覺得看起來像是盧恩字母註17的天書，但慢慢就會有圖案跑出來。」 （感想：像我回港的時候(苦笑）

奧爾嘉女士的魯許尼基隱喻聽起來很合理，但要將之應用在我對尼科季姆的尋找中，可就沒那麼容易。我甚至沒辦法用它來搞清楚外婆的心思。小小的誤會持續在累積，祖孫間的緊張關係也日漸增溫。當她提到我清除草莓圃雜草的速度太慢，我當她是在看不起我。當我問她要不要回家吃晚飯，她不分青紅皂白認定我在責怪她沒有多花時間陪我。的確，瓦倫提娜覺得我的幫忙有限，而我則怪她老是往薩莎那兒跑。更讓我感到挫折的是薩莎會把我跟瓦倫提娜相處上的摩擦，拿去跟大街小巷分享。我總感覺眾人看我的眼光不太正常，相信他們認定我當園丁的表現不及格，連外孫女也當不好。戰爭讓所有計畫變得更不一定，所有的意見不合因此更往心裡扎。到最後，我們能做的只剩下自個兒忙自個兒，其他的事情都當不知道──瓦倫提娜種她的果園，而我則幫奧爾嘉女士分類她的魯許尼基。

賄賂之氾濫，使得車上的人立刻發出不平之鳴，大家都有苦水要吐。「嗯，我們也是歐洲啊，但那個歐洲不想承認就是了。」

「西方會幫助我們，不要氣餒。」愛迪達先生用這話逗笑了全車，大家都知道這名言出自伊里夫和彼得羅夫註19的流浪漢小說《十二把椅子》。由於歐盟頂多只能對烏克蘭邊界上的戰爭「表達關切」或「表達嚴正關切」，所以這諷刺的玩笑是會痛的。

奧爾嘉女士解釋說列舍季利夫卡的師傅開發了許多原創的刺繡、編織、地毯製造、木雕與繪畫技巧。

鎮中心那間糕餅店裡，一名女性笑著聽我問起克拉拉．蔡特金工廠的走法。「妳晚來了二十年，親愛的。蔡特金紀念工廠在一九九○年代就關了。」只有在烏克蘭，德國共產主義的教母可以死兩次

那些營房，原來是列舍季利夫卡藝術學院。我們一進到有灰塵與油漆稀釋劑味道的陰暗走廊，我就知道我們來到了蘇聯時代機構的內部。這間學院有著雙色的牆壁，下層是髒棕橘，上層則是帶點綠的白色，一副上世紀八○年代政府指定色的樣子。牆上的石膏表面看得到深深的裂縫與發霉的壁癌。

在一九九一年後，利沃夫與基輔的街道名稱已經改過，但波爾塔瓦與其周邊仍保有共產主義的標誌。

「但事實是很多人根本不在乎。或至少此前不在乎。我覺得改變的時點終於到了。關乎的不是這條街或那條街叫什麼名字，關乎的是我們要不要坐視本國的歷史感流失。」 我觀察到急於重塑形象的過程中，當局者選擇不回歸舊名稱，而是去創造新英雄。這很諷刺地讓我感覺有「蘇聯之風」。

「妳離開烏克蘭太久了，親愛的。妳以為蘇聯的生活方式已經跟著蘇聯一起消失了嗎？要學著不用蘇聯留下的方式去過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娜迪亞說。

「波爾塔瓦的人比較冷靜放鬆，一如當地平坦的地形，所以他們的刺繡也比較軟性、粉彩、低調，」仍在教職員室哀聲嘆氣把玩著香菸的佩特羅插了句話。「在烏西各地，特別是喀爾巴阡山區（Carpathians），民眾更有活力與個性，他們的刺繡風格也更大膽、明亮。這就是平原與山地住民的差異。人都是看到身邊有什麼就繡什麼。」

維什萬卡就是烏克蘭語中的「刺繡衫」。娜迪亞這件上衣的剪裁相當素──直筒寬鬆的上身搭配圓領與完整的七分袖，但如此素雅反倒凸顯了那些做為裝飾的刺繡。刺繡的主角是名為歐洲莢蒾的植物，白色花朵象徵青春的純潔，紅色莓果則代表激情的愛戀。娜迪亞把這兩種意象／花樣一起融入她的刺繡，讓成串樹枝的莓果去擁抱一小簇花朵。圍繞著主要元素的小星星，強化了整體設計的空氣感。娜迪亞解釋說她能創造出掐絲的效果，靠的是把紗線移除並在剩餘的布料上刺繡。由此刺繡看上去就像細到不能再細的蕾絲，我簡直無法相信那是針線活。那就是以「白上有白」聞名的列舍季利夫卡風格。

娜迪亞說白上有白的刺繡容不得任何失誤。哪怕少算一針，都會讓整個花樣砸鍋。像是怕這樣還不夠複雜似的，這個繡法在完結前是不能打結的，原因是反面要看起來跟正面一模一樣。為了賦予設計亮度與形狀，大師級的人物會選用不同質感的線頭，每一針都以特定的角度來捕捉光芒。究竟要何等造詣的繡技，才能創造出如此巧奪天工的精品，我的想像力已經無法企及。

就像烏克蘭各地的技術學院一樣，列舍季利夫卡藝術學院也要在財務缺口與人口危機的夾擊下求生存。大學學齡的年輕人少到學校招不滿註冊員額，而藝術做為一種職業也談不上有社會地位。學生之所以願意來念，只因為公立學校不用學費還給津貼，這樣的學生根本沒準備好要接受成為一名刺繡師傅前的繁複訓練。

「我的夢想是讓列舍季利夫卡的白繡，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文化遺產，」娜迪亞說。

奧爾嘉女士跟我擠在傘下，我的眼睛看著運兵車隊。車隊緩緩從我們面前經過，重低音的轟隆聲淹沒了鐘響與雨聲。士兵的臉槁木死灰，坐在車上的他們一語不發，只是盯著遠方。為什麼在這樣的瞬間，我腦子裡想的卻是列舍季利夫卡的白繡？也許我在找尋證據證明美與藝術可以在最騷動的亂世中存活。

第七章　夜宿馬亞齊卡

「刮掉他的山羊鬍，修掉他的馬鈴薯鼻，拆掉他的領帶，不就變出一個──塔拉斯．謝甫琴科。」把古拉格群島註21的創造者變成烏克蘭民族詩人，在很多人眼裡會顯得大逆不道，包括賽爾吉。我把這想法告訴了瓦倫提娜，但她只顧著笑。

阿絲雅去市場做生意的早上，家裡就是賽爾吉跟我的天下。等喝完滾燙且加了一大片檸檬的第一杯茶，他會開始做早餐。用像米其林摘星大廚的花俏手法切下薩洛（salo），一種烏克蘭人鍾愛的傳統美味臘肉。

我聚精會神聽著賽爾吉解釋地圖的作者叫作波普蘭（Boplan），他在十七世紀來到當時還屬於波蘭─立陶宛聯邦一部分的烏克蘭。賽爾吉用肯定的語氣補充說波普蘭雖然是替波蘭國王效力，但他對烏克蘭哥薩克人相當傾心，更佩服他們的勇氣。「他甚至在他的著作中寫道，『他們非常珍視自身的自由，甚至不想在不自由中苟活。這是哥薩克人感覺他們受到過於嚴格的統治，會傾向揭竿而起的原因，』」賽爾吉說。「哥薩克人出征時會把這幾個字掛在嘴上，Abo slavu zdobudem, abo doma ne budem。」不得光榮誓不返。

後來我才知道賽爾吉口中的波普蘭，其實應該是紀堯姆．萊維塞爾．德．博普蘭（Guillaume Levasseur de Beauplan），其正式身分是法國軍事工程師隸屬於波蘭王國王冠領地部隊。在一六三○年東行時，他加入了許多探險者一起前往東部邊境尋求新發展。博普蘭靠著他身為建築師與地圖師的技能，又繪製地圖，又興建堡壘。他在一六五一年退休返法後，出版了《我知道的烏克蘭》（Description d’Ukranie）這本讓人意外的暢銷書，直到三百多年後才絕版。

在烏克蘭獨立後，博普蘭的名字取代了共產英烈的名諱，出現在街名與紀念碑上。

我小時候或許不知道博普蘭是誰，但哥薩克人我清楚得很。在學校裡，我們要把尼古萊．果戈里的《塔拉斯．布爾巴》（Taras Bulba）的段落背起來。這個故事講得是扎波羅熱謝契（Zaporozhian Sich，哥薩克人建立在十六到十八世紀的類國家）的哥薩克人與他們跟波蘭封建領主奮戰的故事。

哥薩克人的形象，包含了寬版褲與刺繡上衣，會出現在各個版本的果戈里故事跟學校課本裡，也會出現在官方的海報上。一名哥薩克人站著，身邊有個頭戴緞帶花環、身穿格紋裙子的閨女──跟瓦倫提娜年輕時在許多照片裡的打扮一模一樣。這對烏克蘭組合的身邊還站著一對俄羅斯搭檔──一如往常站在中心且起碼高出一個頭來。這四人的左右兩側還有另外十三對男女，每一對都代表一個蘇聯共和國。

一六四八年是烏克蘭歷史上的分水嶺，因為哥薩克人在那年從波蘭─立陶宛聯邦中切出一塊地，並以波爾塔瓦做為其領土的中心。

一切來得快，去得也快。在尋求盟友的過程中，哥薩克國找上東邊的鄰居莫斯科大公國，並於一六五四年簽下了惡名昭彰的《佩列亞斯拉夫條約》（Pereyaslav Treaty）。但哥薩克人視俄羅斯是合作夥伴，莫斯科大公國的沙皇則把哥薩克人的地盤看成是新殖民地。他們在還需要哥薩克人巡邏邊境的時候，便虛與委蛇安撫哥薩克國剛萌芽的雄心壯志。等到目標達成，邊境穩定了，烏克蘭也成為殖民地的一部分。

站在公路邊，我想起在烏克蘭，墓園標註的是入村之路，於是我再次掉頭走進墓園。

我解釋我的外曾祖父生於馬亞齊卡，這是我首次造訪他土生土長的村子。這個故事讓阿嬤們好奇起來，她們紛紛從黑色圍裙口袋裡掏出手機。在連發村中網絡的電話後，她們告訴我應該去找一位康斯坦丁．泰利亞尼克（Konstantin Teliatnik），據說他曾經與貝瑞茲科家是朋友。「沿著這條路走，看到深藍色房子就進去告訴他們說是托妮亞叫妳來的，」一名阿嬤對我說。她們的殷勤協助讓我想起為什麼明明有戰爭跟動盪，我還是喜歡待在烏克蘭，我緊抓著這些人性光輝的證明說服自己及所有人一切都會沒事。

從地圖上看起來，馬亞齊卡有著一種奇特的布局，這村子朝四面八方延展就像隻八爪章魚。十八世紀時，這裡被當成一個邊境哨站而興建，移入的哥薩克人是為了守護帝國的疆土。外曾祖父記得家族那棟刷白的大房子坐落在馬亞齊卡最靠近奧列利河的一側，那河在哥薩克的紀年中被說成是天賜豐饒的泉源。惟在賽爾吉誕生的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馬亞齊卡跟豐饒一詞完全沾不上邊。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結束後，這裡陷入了一片混亂，並再一次成為不設防的邊疆。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俄羅斯內戰雖以俄羅斯之名，但戰場幾乎都在烏克蘭這個心不甘情不願的蘇聯成員國境內。布爾什維克黨人占領波爾塔瓦的一九一八年冬天，賽爾吉十三歲。等到他在隔年春天滿十四歲時，紅軍已經撤退，由德國人支持的烏克蘭軍已經收復疆土。十七歲那年，賽爾吉成了孤兒兼一家之主。他的雙親死於傷寒疫情，而哥哥們則加入了不同的黨派，只留他一人照顧家中的土地與姊姊們。我從被櫻桃園圍繞的平房前走過，心想哪一棟曾屬於賽爾吉的家族，而他又是如何從戰爭中倖存

集體農場的紀錄顯示費克拉（Fekla）在一九三八年來到馬亞齊卡，身邊只有她兒子跟女兒，紀錄中提到一家三口。那意味著尼科季姆在當時就已經消失了。她在一小塊土地上耕作，並被登記為家庭主婦。在二戰期間，費克拉跟她兒子尼古萊（Nikodim）繼續住在馬亞齊卡，但她女兒薇拉（Vera）被德國人帶走，成為名為「東方勞工」（ostarbeiter）的奴工，紀錄上列為失蹤。

親戚也好不是親戚也罷，她自我介紹是柳芭．波爾菲瑞夫納，並邀請我進去喝杯茶。她的家是傳統的烏克蘭木屋，又大又寬敞。我看見燒柴的火爐遺跡，還有「斯沃洛克」（svolok），也就是撐起整棟屋子的巨大梁木。阿絲雅跟我說過古早以前，斯沃洛克是一種神聖的存在，薰香與小小的獻禮會安放在梁上一個特定的位置。我們在貝里格的屋子是簡單的磚造建物，由此神聖梁柱的概念讓我十分憧憬。

我說我在找尼科季姆，也就是賽爾吉跟伊凡的兄弟。柳芭．波爾菲瑞夫納沉默了一會兒，細嚼慢嚥。 「他讓全家族陷入了危險，」她說。 我的背脊一陣冷顫，連叉子帶手一起發抖。「他做了什麼？」我問。 「他被捕了，一些政治的事情。」

後來洗碗時，柳芭．波爾菲瑞夫納先壓低聲音念叨了兩句，然後她對我說，「他們過來帶走了他。」 「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他們，」她重複了一遍。把臉埋進了雙手，哭了起來。 她哭得很安靜，但抖動的身體陷入了劇烈的痙攣，偶爾會有壓抑的啜泣聲從張開的嘴巴逃逸出來。被嚇到的我責備自己不該讓這個孤獨的女性想起痛苦的回憶。

「昨晚我不是跟你說伊凡說他會讓全家族萬劫不復嗎。我錯了。伊凡這話說的不是尼科季姆。他說的是他的小弟，賽爾吉。」 我不可置信地望著她。賽爾吉這個認真又負責的么弟，有可能在計畫什麼傷害到全家族的事情呢？

「這些交給你照顧了，四處撒種子，」阿絲雅有天這麼跟我說，便把小小的黑色種子放滿我的掌心。柔軟而潮濕的土壤讓種子一掉進去就消失無蹤。我怎麼也不相信它們會重新現身。「妳明年再來，就會看到花開了，」阿絲雅說。「每件事都需要時間。」 （感想：感觸）

我輕撫著蔓長春花，心裡曉得我不能一走了之。要是這個時候走了，那就永別了，再也不會有回來的一天，那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拍掉了手上的草屑與土壤。不再對瓦倫提娜感到憤怒。我明白我不可能就這樣闖進另一個人的生命裡，然後期待那裡有一個為我保留的位置。我們倆都用其他的存在填補了彼此的缺席。我的存在正好提醒了我的缺席，因為或遲或早我會揮別此地，她將不會知道我何時會再回來，也許是一年，也許是十年。

第八章　普拉頓叔叔

一九三○年代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都在鬧飢荒，主因是美國的經濟大蕭條。蘇聯當時沒多少國際貿易，所以沒被餘震波及。資本主義世界的苦難，引起了關於一個墮落體制敗亡的幸災樂禍言論，蘇聯媒體開始大作文章，說要接納來自「腐敗西方」的難民移入。

很快的，集體農場出現在阿絲雅的村子裡。她的雙親有個小小的菜園跟一頭母牛。帕莎，也就是阿絲雅的母親，拒絕簽名讓渡他們家的土地，但因為抵禦不了來自當局的壓力，他們家最終還是跟官方達成了某種妥協──阿絲雅的父親歐勒克榭去集體農場工作，母親帕莎則留下來顧自家的土地。 阿絲雅家的幸運之處在於他們沒有被處決，也沒有跟著另外三十萬頑固的農民被流放到新屯用以懲戒的殖民地體系，地點不是在西伯利亞，就是在中亞。在書中讀到那段年月，我總是覺得隔一層，難以切身理解那種暴力。大部分的逮捕與驅逐都是由社區成員來執行──某個國家警察成員、國家檢察官、村黨部書記。烏克蘭大飢荒做為一個冷峻的現實，在相隔數十年後仍是一個未經處理的悲劇，原因就在於許多攸關生死的決定，都是鄰居、朋友與親戚所宣告。同一批人曾經給彼此的孩子取名，一起耕地，還一同舉杯慶祝，如今他們卻相互簽署彼此的處決令。有時候黨書記會大發慈悲，有時候社區會強大到能夠團結一致對外。有

另外他們家的土地因為位在陡峭的山丘上，曳引機無從耕作，所以也被放過一馬。有時候地理也是一種命運。

阿絲雅還注意到田野出現了由武裝衛兵把守的瞭望塔。任何未經授權的食物集結都會被視為盜竊，違者可就地正法。村民私下討論著所謂的「五穗小麥」法，該法規定就算是孩子從集體農場的田地拿了作物，也照樣可以射殺或抓去坐牢。

隨著新學年學校開學，飢荒已經是擺在眼前的事實。餓死是一種很可怕的死法。太慢，太慘。人體的心理與代謝防線都不是說停就停的，所以死者快的話會被折磨幾星期，慢的話要接受數月的酷刑。

「是賽爾吉讓阿絲雅免於捱餓，」瓦倫提娜說。「他會多塞些口糧到她的袋子裡。某天賽爾吉買了條麵包並向她求婚，她答應了。」 「那她在波爾塔瓦的年輕愛人呢？」 「就不了了之了吧，我想。」 阿絲雅在一個小村子裡體驗到飢荒，她並沒有意識到大規模的飢荒正在蘇聯轄下的烏克蘭全境擴散。數百萬人殞命於蘇俄與哈薩克（Kazakhstan），但烏克蘭的黑土地區，也就是十七世紀旅人口中的「阿卡迪亞」（世外桃源），在史達林的政策下首當其衝。烏克蘭境內每八個人就有一個成為大饑荒手下的冤魂，包括十歲以下的兒童死了一百萬人。總共死了超過三百萬人。但我外曾祖母活了下來。瓦倫提娜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出生。

我還記得準老公第一次看到我儲藏室時的表情。「妳不是那種末日求生的信徒吧，我猜？」他問。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解釋我是在前蘇聯長大的孩子。

賽爾吉對這個以雙方外交部長為名簽下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普條約（亦稱《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頗有微詞，其中蘇聯這邊的外長是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德國外長則是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普（Joachim von Ribbentrop）。

賽爾吉之所以不滿，是他認為這個條約為希特勒爭取到大規模進犯的時間。「納粹不可能是我們的朋友，」是他一貫的說法，為此阿絲雅求他嘴巴不要那麼大，因為對蘇聯政府而言，納粹當時就是朋友，沒什麼可說的。

然而蘇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立場丕變，這沒有讓賽爾吉感到震撼，真正震撼的是蘇聯紅軍在戰爭開打時一溜煙消失。他在絕望的眼淚中得知，面對希特勒大軍烏克蘭各城遭到棄守。利沃夫在六月三十日陷落，別爾季切夫（Berdichev）在七月十五日失守，比拉撤華（Bila Tserkva）在七月十八日不保，基洛沃格勒（Kirovohrad）在七月三十日易幟。九月十九日，德軍進占基輔。蘇聯紅軍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基輔戰役中不敵德軍後投降，隔天是瓦倫提娜的七歲生日。雖然官方新聞把喪事喜報──「敵人死傷慘重，士氣為之重挫」──但賽爾吉知道不用幾天，德軍就會進入波爾塔瓦。他知道被德軍占領代表著什麼。

一些鄰居很快指出德軍的強大──任誰想起他們擊潰紅軍是如此容易，就會覺得人還是識時務一點好。阿絲雅並不想這麼做，她知道賽爾吉永遠不會原諒她。另一方面，她的雙親與兩個還小的孩子都得倚靠她，她也在米海利夫卡繼續教員的工作，即便發號施令者從蘇聯人換成德國人。她並不覺得自己有義務要像賽爾吉那樣去捍衛偉大的理念，比起那個，她更想努力保護家人。「人心是一種奇怪的裝置，」阿絲雅說起從那些日子活下來，「會慢慢習慣痛苦，然後在絕望中保持希望。」

帕夫洛．狄青納是蘇聯時代著名的烏克蘭詩人，我在學校學過許多他寫給共產主義的頌歌，搞得我一聽到他的名號就皺眉。

我想起了奧爾嘉女士最喜歡的那句話，「沒有什麼東西會憑空消失」。這話在烏克蘭特別有迴響，畢竟這裡是一個過往的物質象徵經常被摧毀，歷史經常被改寫的地方。

蘇聯的史觀就是歷史可以新解，可以折服於當權者的意志，但瓦倫提娜、奧爾嘉女士，還有我在烏克蘭結識的所有人都知曉，歷史是流動的。過去會在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時候展露其遺產，可能是刺繡的圖案，也可能是幾棵老樹。想找到你要的東西，必須看對地方。

在蘇聯垮台後，集體農場的土地被分給工人，但那些持分都小到無利可圖，轉售的禁令又讓中等規模的農業無從發展。在這樣的虛空之中，大型農業控股集團找到了見縫插針的機會。他們挾帶剝削土地以自肥所不可少的財務與政治槓桿，來到這裡。不過比起農業集團，更加吃人不吐骨頭的還是集蘇聯式官僚、拜占庭式繁雜規定，還有這體系對收賄如無底洞一般的胃口。俗稱寡頭的商界菁英成了這種體系的受益者。

「一定要記住，」她說，「等到了我這個年紀，妳們就知道人生會留下的就是回憶。我很感激我的記憶還是那麼鮮明。」她親了我一下當作道別，站在路邊看著我們駛離。 回到車裡，我想起在許多男人被拉去打仗的地方，女性都會挑起記憶守護者的角色。阿絲雅就是提供我故事的來源，而賽爾吉的故事就讓我有點摸不著邊。瓦倫提娜也手握家族檔案庫的鑰匙。烏克蘭人總稱頌他們的女性有多堅忍強悍，但我如今目睹她們還扮演另外一個要角，就是把烏克蘭的故事保存下來。

「你們的地窖在哪兒？」瓦倫提娜問起。「我弟弟跟我小時候在德軍撤退時躲過這裡的地窖。」柯爾亞打開了離馬廄不遠的棚屋，給我們看了通往地下室的階梯。我緩緩往下走，手扶著潮濕的牆壁避免自己滑倒。愈往下，空氣就變得愈發冷冽並散發著霉味。等終於來到最底部，只穿著輕薄夏裝的我已經開始顫抖。靠著柯爾亞的手電筒，我可以看見長方形的空間邊上有架子，架上醃著一罐罐的番茄與小黃瓜。外頭的聲音變得悶悶的，讓我有一種身在水底的感覺。這裡的寒冷讓我麻木，厚重的霉味則讓我窒息。外婆與她的弟弟就在這樣的地窖一躲就是幾個星期。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的我不記得普拉頓叔叔的事情，」瓦倫提娜說著回到藤架下。柯爾亞看著我的外婆，用嘴巴咬住他鬍鬚的尾端。「您不知道他在戰時被德軍俘虜了嗎？他甚至還在德國成家了。但他在一九五○年代又跑回來，重新開始在這個家的生活。他惹上了點麻煩，跟NKVD（內務人民委員部），還是當時那些王八蛋已經改叫自己KGB了？俘虜就等於叛賊。他們兩次把他召到波爾塔瓦，最終他們放了他。」 尷尬的沉默降臨在桌前。「我們沒有跟爸爸那一邊的家族保持聯繫，」我外婆話說得含糊，頭沒抬起來。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柯爾亞打圓場，並給瓦倫提娜的細長杯子添上了櫻桃酒。

賽爾吉原本可以留在軍中。軍事法庭給了他一個擔任官僚的機會，但面對那些為了不上前線自殘或逃兵的年輕孩子，死刑令他實在簽不下去。已經體驗夠軍中生活的他，一心想跟家人在一起。他還想重拾教書的工作，那才是他的天職。戰爭將他改造成一個和平主義者。他本人從未提及這個決定而我有點後悔自己不曾問過他。

「我不害怕地獄，」賽爾吉常說，「在看過那些東西之後，地獄頂多也就是那樣而已。」在臨終的病榻上，一個人生橫跨近百年的男人的遺言是：「全營一起，衝啊！」

隨著烏克蘭終於開始傳出捷報，一一收復烏東叛離區域的城鎮，一種戰爭終於能看到終點的氣氛出現了。我們舉杯祝賀著烏克蘭的未來。六月雪融，但我們一無所悉地沉醉於亢奮之中。

隨著七月流轉至八月，烏克蘭的戰事愈演愈烈，我的勇氣也開始消失。城鎮得而復失，無辜消亡的生命數以百計，流離失所的民眾更是數以千計。我們家認識的名字開始出現在死者與失蹤名單上，當中有些是不小心被夾在兩軍之間的平民，有些是軍人。

事實證明我想在九月重返烏克蘭，是件不可能的任務。拿著美國護照，我一次只能在烏克蘭待三個月，三個月之後就要再等六個月才能重新申請。烏克蘭簽證的申請比我預期複雜，所以我也只能等。身在海外，我前所未有地感覺到自己的烏克蘭身分。

我依稀記得詩人威斯坦．休．奧登（W. H. Auden；1907-1973）以這幅畫為靈感創作的一首詩，便在家中把詩查找出來。 關於苦難他們從來不曾錯過， 老大師註23們…… 之後我反思了這首詩好幾天，在睡前念給自己聽。這首詩刺痛著我的內心，須知奧登這首詩寫在一九三八年，而就在幾個月後，奈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1937-1940任英國首相）就講出那著名的句子，指稱德國併吞捷克斯洛伐克是「對於在遙遠國度吵架的人們，我們一無所知」。不到一年，德國與蘇聯就循著莫洛托夫─里賓特洛普條約瓜分了他們歐洲鄰國的疆域。二戰的戰端就此開啟。 這首詩也提醒著我，不論我多麼以痛苦綁縛自己，這個世界都會從我身邊經過，既不會為我停留，也不會換條路走。說來奇怪，我感到一絲安慰，因為這讓我放下了協助或悲憫的期許，轉而向內專注尋找我的堅韌。我

第九章　二訪列舍季利夫卡

在貝里格這個工作也包括下咒讓小黃瓜長快一點的地方，掘墓師傅兼當算命師已經不會讓我驚訝。

東方的戰爭方興未艾，但這劇烈的恐懼卻比不上對物價上漲與經濟崩潰的焦慮。瓦倫提娜放棄了土耳其肥皂劇，開始以小時為單位黏在電視機前，關注天然氣補貼的辯論。自從前一年戰爭開打，她的養老金已經貶值了四分之三，剩下的只能勉強支應暖氣的費用。

他不看電視，而他對事情的態度讓我想起蘭佩杜薩註25小說《豹》中的蘭佩杜薩親王說，「這一切都不該延續；但它們就是會，永遠；當然這說的是人類的『永遠』，一百年，兩百年……然後在那之後，事情就會不一樣了，變得更壞。」

瓦倫提娜瞥了一眼帕莎的肖像，然後撇開頭。「但就像俗話說的，死者為大，我們不該說他們的壞話。」她說。 我猶豫了一下問，「那妳為什麼還要把她的肖像放在這裡？」 「罪惡感吧，我想。每當有人離去，我們都會歉疚，特別是如果因為他們走了鬆了一口氣的話。」

與娜迪亞初見面時，我只當她是個普通的老師。幾個月後，我在書報上讀到特別獻給烏克蘭總統的魯許尼克精品，才赫然發現她的名字。進一步得知她是國寶級的榮譽刺繡大師，作品會在世界各地的藝廊與慶典中展出。我不明白這種大師級的人才，為什麼還要跟莫名其妙的官僚規定苦戰，為什麼還要擔心飯碗。 「歡迎來到烏克蘭，」娜迪亞說。「妳以為那些當官的會把傳統刺繡放在心上嗎？」 「但我們也不打算坐以待斃，」她說著偕我走進教師辦公室。「列舍季利夫卡的刺繡師傅們，決定拿白繡去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無形世界遺產。白繡夠獨特、夠精緻，絕對有這個資格。當然要申請就代表我們要跟烏克蘭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僚打交道。但只要成功了，受到的肯定不可同日而語。到時候我終於就可以開自己的學校了。」

「我會每天花幾個小時在滿員電車中通勤，然後房租會把我的薪水全部吃掉。」娜迪亞答道。她拉開窗簾，指向對街的公寓，那是她兩個成年孩子的住處。「但亞拉說的沒錯，我的心在列舍季利夫卡這裡。我一開始來學編織，但因為學校的地毯部門沒有缺額，所以他們把我轉去刺繡科。我第一個反應是失望，因為我堅信自己已經是刺繡專家。但一看到列舍季利夫卡特有的各種技巧與在地師傅的細緻針線，我才意識到自己有多無知。我想要這些本事都學起來。光是列舍季利夫卡的空氣都能給我啟發。」她說。

蘿薩負責念，而我用最快速度抄下相關資訊。我得知阿絲雅母親登記的名字不叫帕莎，而叫作普拉斯柯薇亞（Praskovia），同時阿絲雅與賽爾吉登記結婚的確切日期是一九三三年的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當天──烏克蘭大飢荒最慘烈的期間。

「妳怎麼不去跟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局確認一下，他們可是在蘇聯垮台後繼承了KGB的檔案庫耶。」蘿薩問，她聽我解釋了尼科季姆在一九三○年代的遭遇。她的電腦嗡嗡嗡地搜尋紀錄。「不過也是啦，我自己路過那恐怖的公雞之家也會起雞皮疙瘩。」

蘿薩的話匣子一開就沒關起來過，但她講的話我一句都沒聽進去。我嚇傻了。阿絲雅被逮捕過的可能性似乎不高。蘿薩的發言是毫無根據的臆測。被KGB抓過的人鮮少能回得來。即便如此，這個想法還是在我內心扎了根。因為除了親眼見過裡面的景況，還有什麼能解釋阿絲雅對於那地方那種非理性的驚懼，直至連名字都不能提？

我花了若干年研讀政治學，但還是不太能將我從書本中學到的知識連結到家中的親身體驗。對照歷史背景檢視他們的行為，難度更是比我預期得高──而且痛苦。所以該說不意外嗎，我外曾祖父母說起話來總像是在打啞謎，而蘇聯那段過往對許多人而言，仍是不能揭的瘡疤。只有兩種人可以心無罣礙地暢所欲言，一種是對蘇聯讚譽有加之人，一種是對其罵聲連連之人。

第十章　哈爾科夫

我發現檔案分處的位置固然撲朔迷離，但前KGB的辦公處倒是無所不在，讓人回想起極權國家的觸角是多麼無孔不入。

托爾亞叔叔跑來給瓦倫提娜打氣。「我媽說過要把痛治好，就得拿背去摩擦被閃電打中的松樹。但那都是胡說。只有一樣東西能治百痛，那就是棺材一副。」平日都在給死者掘墓，無怪乎托爾亞叔叔安慰活人時如此生疏。

她沒有注意到熱敷布已經滑到地上。「那是有著我輪廓的地方，其他地方包括貝里格，都是別人替我選的，包括我的雙親或丈夫，但哈爾科夫是我自己挑的。」 對瓦倫提娜而言，哈爾科夫代表她青春歲月中最快樂的時光，也代表著她精采的大學時代。她經過一番苦讀才擠進國立哈爾科夫大學的窄門，那是蘇聯時期歷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大學之一。當分數明明很高的瓦倫提娜落到備取名單上時，阿絲雅氣炸了。她要賽爾吉去向校方抗議。他說他拉不下這個臉，所以不願意去，但阿絲雅十分堅持。對比於賽爾吉，阿絲雅對這個體制充滿了懷疑，她不相信系統的公平性。

事實證明賽爾吉光是拄著拐杖站出來，身上掛著分量十足的各種勳章，就已經讓校方在地理系多騰出一個名額。

我外婆開始念大學的時候，國家還在從二戰的餘波盪漾中復原，但一九五○年代的新局已經站上起點──史達林已死，「赫魯雪夫的解凍」正式展開。瓦倫提娜內心充滿了樂觀。她聽著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相信過往的劣跡都肇因於一個邪惡的領袖。她想要對未來懷抱著光明的希望。

在哈爾科夫，瓦倫提娜跟兩名同學同住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她除了在圖書館念書，就愛去公寓隔壁的哈爾科夫藝術博物館閒晃。我外婆發現那地方時，博物館的建築還聞得到新鮮的灰泥與油漆，展示廳一半還是空的，那是戰時遭到掠奪的明證。儘管如此，餘下那少數館藏還甚有可觀，當中不乏弗拉迪米爾．博羅維科夫斯基（Volodymyr Borovikovsky）、德米特羅．列維茨基（Dmytro Levytsky）、伊凡．艾瓦佐夫斯基（Ivan Aivazovsky）、伊利亞．列賓（Ilya Repin）與塔拉斯．謝甫琴科的名作──沒錯，謝甫琴科既是烏克蘭的名詩人，也是成就斐然的畫家。

瓦倫提娜的覺醒既苦又甜。相對於在博物館中得到的歡愉，她選擇的專業領域顯得相當無趣。讓父親戴上勳章確保進得了地理系，如今看來是一場錯誤，但想轉換跑道門都沒有。她喜歡參加學生研討會，但如今看到自己面前的生涯是無限個五年計畫，是焚膏繼晷計算一個集體農場需要裝備多少台曳引機。

蘇聯式的所謂「新建築」（novostroiki）看起來一排排氣勢不凡，但其實也上了年紀，與之悄悄並排的是刻意要展現年代感的現代教堂。

哈爾科夫的建築宏大、街廓寬敞，各種碑塔也是大一號。 哈爾科夫還是一座屬於紀念牌匾的城市。每個轉角都有一對英雄與詩人的搭檔，英雄負責死，詩人負責題詩。

「賽爾吉一心想要尋找他的兄長，但阿絲雅抵死不從。針對一個可能在公雞之家失蹤的人，光要正式提出尋人申請都能嚇壞阿絲雅。她不許賽爾吉輕舉妄動。賽爾吉的另一個哥哥伊凡，也很擔心如此會害到整個家族。到了最後，是阿絲雅、伊凡與他們對於公雞之家的恐懼，讓賽爾吉沉默，」瓦倫提娜說。「我們從此絕口不提尼科季姆。我們選擇了遺忘。」 但按照我看到的賽爾吉日記，他從來沒有遺忘。

第十一章　字裡行間

「就算是牢房或要飯的碗，也永遠不要隨便放棄」是我外曾祖母阿絲雅掛在嘴上的格言，她說這話是在警告人生無常，你永遠不曉得在等待著你的命運是什麼。

「妳為什麼想要找這個尼科季姆？」伊莉娜．伊凡諾夫娜抱胸看著我問道。在那個俄烏戰爭打到一半的夏日，我怎麼能對前KGB檔案人員表示我想找一個近百年前失蹤的外曾伯祖父，是因為我想要搞清楚現在，並理解自己的根呢？ 「妳家裡有其他人遭到逮捕嗎？」她問。 我僵住了。我想起來我曾懷疑阿絲雅也與公雞之家擦身而過，所以她才那麼害怕。

「妳知道的，阿絲雅在納粹占領時期於茹科夫卡的學校教書，為此她戰後被內務人民委員部叫去問訊。當時她跟帕莎花了一整晚打包行李，還為孩子們做了很多安排，免得她一去不回。」

「阿絲雅從來沒有被起訴過，但從那之後她變得十分謹言慎行。她確信自已的檔案已經成了KGB緊盯的對象，也認定她下一次就會無預警直接被捕，」瓦倫提娜說著遞過了卷宗。「Lichnoe Delo，」我念了上頭用粗體襯線字型印出的厚重字母。 Lichnoe Delo是俄文，意思是「私人事務」，但對照其內容顯然有點「圖文不符」，關於外曾祖母瓦西里娜．歐勒克榭夫娜．貝瑞茲科（原姓貝林姆）的檔案一點也不「私人」。 這個檔案包含阿絲雅填寫過的各種表格，還有人替她填好的各種表格，有內容是病假與調職的申請。

這份資料讀起來就是一份加長版的傳記，當中包括她的出生日期與地點，有她跟雙親的社會階級，兄弟姊妹跟丈夫的資訊，還有他們的工作派任。檔案問到她會說幾種外語（零種）、口試過幾篇博士論文（空白），或是否去過海外（未曾出國）。

另外一部分的檔案中，我發現阿絲雅同事評論阿絲雅的個人筆錄，當中有些只是不傷和氣的評語──「寶貴的同事」、「值得尊敬的教育工作者」、「誠實磊落的公民」，但對於阿絲雅身處的處境而言，這類用語不啻是最棒的推薦。在一張薄如洋蔥瓣的紙條上，我發現一長篇大論描述阿絲雅是個「在政治上與道德上都非常可靠」的人，說她「閒暇時都在研讀蘇聯人民的歷史」。

我的阿絲雅不可能在閒暇研讀蘇聯人民的歷史，眼前的檔案講的不是我的外曾祖母。那也不是一份犯罪檔案，因為當中並沒有提到任何她觸犯的法律或任何不當行為。單純只是一份包含了工作經歷與個人背景的檔案，但它當年確實有可能被用來陷人入罪。那當中蒐集的資訊感覺平凡無奇，但其編纂之用心用力，關於阿絲雅社會階級與教育程度不厭其煩的問題，都給人感覺是當局有心從最無關痛癢的細節羅織某種罪名。這些枝微末節一旦被某個檢察官翻出來並加以扭曲，有任何下場都不足為奇。

那張大小不過一個火柴盒的紙條被縫在裝幀中。我必須撬開檔案的邊緣，才能讀到上面的句子。「被捕的家族成員：尼科季姆．帕夫洛維奇．貝瑞茲科（Nikodim Pavlovych Berezko），大伯（丈夫的哥哥）。逮捕年分：一九三七。」

「結果東西沒有我想像的難找。尼科季姆的全名就夠了。但我希望妳在讀之前有點心理準備，」伊莉娜．伊凡諾夫娜說，手上仍緊握著檔案。「那是一九三七年，他們有績效要達成。」她指著辦公桌上從地板通到天花板的檔案櫃，不計其數的類似檔案。一個檔案──就是一條生命。這小小的辦公室裡就有數以百計的檔案。「注意字裡行間。」

第一頁的內容有尼科季姆的小傳與訊問過程的逐字稿，看起來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可以合理推測是警方負責人寫成並交由尼科季姆畫押。提到他中產階級小農背景的部分被加了底線。其餘的內容則是機器打字，當中包含其他涉案人員的筆錄。每一頁都經過蓋章跟公證。 文稿中那些機械式的語言，還有我在學校常聽見的熟習用詞──「反革命的陰謀」、「群眾的煽動者」、「反蘇聯的觀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法西斯德國」──讓這份檔案讀起來像是罐頭套路，而非想要從中擷取真相的論述。但我要是想找到尼科季姆，這已經是我在迷宮中僅有的線索──不算賽爾吉的日記的話。 （感想：尼科季姆）

第十二章　尼科季姆的檔案

有人說他年輕時在教堂放過火，但其他人據理指出這是空穴來風，因為他從來沒有隱瞞過自身的布爾什維克觀點。即便父母給他取了經典的東正教名字，他仍坦承不諱自身對宗教的厭惡。

一九二三年適逢蘇聯推出烏克蘭化政策，這一點除了讓政府機關使用烏克蘭語變成硬性規定外，也讓小農得到了求學的機會。列寧願景包括將革命輸出到其他國家，而共產烏克蘭將是一個樣板。烏克蘭各城市的主要語言是俄語，而鄉村居民則說烏克蘭語。布爾什維克黨人認為要達成烏克蘭的都市化，他們必須創造出更友善的環境讓鄉村居民進城，那代表他們得強迫烏克蘭城市使用烏克蘭語。 就此，烏克蘭語教師突然變得炙手可熱。身為小農階級的烏克蘭母語者加上前紅軍游擊隊的雙重身分，讓尼科季姆得到某種保障名額。他進入了波爾塔瓦師範大學附設工人學院，並以優異成績完成了學業。靠著這張文憑，尼科季姆可以教授夜間部的成人課程，其優渥的薪資足以讓他養家活口。

時間來到一九二○年代的尾聲，共產黨與烏克蘭之間的蜜月期告一段落，「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被宣告是對蘇聯完整性的一項威脅。烏克蘭化政策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激進的俄羅斯化。享受了幾年榮景的烏克蘭語印刷廠與劇場紛紛關門大吉，負責人也遭到肅清。尼科季姆本人未被波及，但他原本從事的烏克蘭語教學事業一夕消失。他失去了在城市裡唯一的收入來源，只得回到馬亞齊卡。他只能勉強維持住家計，根本沒有閒錢繳黨費，所以就被開除黨籍。

在一九三○年代的蘇聯報紙上，托洛茨基這個名號代表了所有的邪惡。做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的一名要角，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後來開始批判史達林與其政策。他在一九二九年被驅逐出蘇聯，但以他為名的判例──反蘇維埃托洛茨基主義進程，成為史達林肅清行動中很重要的一環。

布爾什維克黨人所定義的「庫拉克」註31階層，就是富裕的小農與囤積財富之人。那些在集體化的浪潮中抗拒交出土地的人，會被貼上這個標籤。

許多所謂的庫拉克，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有的被處決，有的給送到西伯利亞，但新的「庫拉克根除計畫」有一種不一樣且更難預料的性質。新的團體被標註成要剷除的對象：神父、前反對黨成員、軍官、少數族裔，還有身處於農業與工業界的怠工者。

一如某人民委員所言，與這些祕密組織合作簡單乾脆，因為「他們教人要用又快又有效率的方式消滅敵人」。同樣的有效率也展現在抓捕員額的擬定上。原本莫斯科給波爾塔瓦的員額規模是五千五百人，但在地烏克蘭當局去函史達林要求增加人數。

尼科季姆真的以為說一些審問者想聽的事情，折磨就會結束，他可以重獲安寧嗎？這是許多被控者常犯的錯誤，他們沒有意識到──或是不想去意識到──政府對他們的指控是欲加之罪。政府受命要揭發托洛茨基分子、民族主義者，或是怠工搞破壞者，並且他們有必須達成的抓捕業績，所以尼科季姆究竟做錯了什麼根本無關緊要。當局唯一的目標就是問到你招，然後名字愈多愈好。

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檔案是參雜了一點點真相的謊言，而我遵照檔案處主任的建議讀進字裡行間。但我也知道這些檔案內容不會全部都是編的。我突然意識到賽爾吉常說起尼科季姆。恍然大悟的我，內心激動到從桌邊起身並在房間裡踱來踱去。 賽爾吉有五個哥哥，其中費迪爾是在二戰中陣亡的士兵。由於外曾祖父說起他的兄長們只會簡單說「我哥哥」，所以我假定他回憶的是殞落的英雄費迪爾。我想起他跟我說過一個故事是他哥哥剛滿十七歲就加入了赤衛隊，那是家裡頭一次有人這麼做。他還說哥哥不准當時十二歲的賽爾吉丟下姊姊們不管。他說賽爾吉的腦筋很好，應該去當老師，不應該去作戰。 我打開筆記，仔細查看當中的日期與事件。我沒有一絲懷疑，賽爾吉提到的哥哥除了尼科季姆不會是別人。賽爾吉曾驕傲地說那個從內戰負傷歸來的哥哥，那個努力用功重拾課本，終於不僅拿到文憑，甚至還在波爾塔瓦大學念完工人學院的哥哥。馬亞齊卡的紀錄告訴我，賽爾吉其他哥哥都留在了那裡的集體農場，也就是最終接收貝瑞茲科家土地的農場。揮別波爾塔瓦去追尋教職的，就是尼科季姆與賽爾吉。

我恨透了在人龍中排隊，但我更恨強迫中獎的一九一七年革命紀念遊行。蘇聯時代的最後幾年是舉國物資短缺的時期，期間就連衛生紙這樣的民生用品都消失在貨架上。每次買不到衛生紙，我們就會把舊的《真理報》剪來用。家裡會把真理報拿來當報紙看的，也就只有賽爾吉了。到了一九八九年，我已經不懂為什麼會有人放棄一切，只為了我們生活的這個殘破國家。阿絲雅的憤世嫉俗與我大同小異。在我離開烏克蘭之後，賽爾吉的故事也慢慢在我的記憶中模糊

我想起我曾抱怨過學校為什麼要出烏克蘭語作業。我說我不懂自己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在一個我在家不會用的語言上。賽爾吉躺在被放在院子裡當椅子的退役裝甲車座位上。他搖了搖頭說語言固然不代表一個人的全部，但它總歸是我祖先們所說的話。有人不惜犧牲生命，就是為了捍衛用烏克蘭語說話的權利，他說，像他哥哥就曾為了一個自由的烏克蘭在奮鬥中犧牲。賽爾吉用的確切字句是為了一個「vilna Ukraina」在奮鬥中犧牲。他話說得堅定，每一個字都咬字清晰，並把重點放在vilna上。一如阿絲雅，賽爾吉跟我說話會用烏克蘭語。Vilna在烏克蘭語的意思是自由、被解放，但也可以解釋成獨立或自治。在我們這段對話的幾年之後，烏克蘭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而vilna這個字於我也產生了不同的意涵。然而在對話當時，我幾乎沒有除了身為蘇聯人以外的國家認同意識，以至於沒能把賽爾吉的話連結到其他地方。

賽爾吉是個遣詞用字一點也不隨便的人。他的這項特質也是我最近的一個新發現。檢視他的教學手冊或書信，我非常驚嘆於他行文的精準與清晰。他非常重視文字的力量。在戰時，賽爾吉擔任過政戰官負責所屬部隊的意識形態教育。適逢紅軍在二戰頭幾年苦吞一系列的敗仗，政戰官所屬單位扮演著甚具影響力的角色。政戰官在部隊中算是半個隨軍牧師，半個政治宣傳人員，而賽爾吉的一項職責就是要找到正確的字句來提振戰士們的士氣。

在另一個關於瓦許連科的段落中，描述他曾表示托洛茨基主義方案，比現行的共產黨意識形態更適合蘇聯小農。這段文字也被劃去，然後被改寫成瓦許連科建議托洛茨基主義方案，要比蘇維埃政權更有利於烏克蘭小農階級。諸如此類。隨著烏克蘭民族主義成為最亟需揭發並摧毀的大惡，尼科季姆的案子也要修改劇本來配合故事線。畢竟有人聽到他高唱被禁的烏克蘭地下國歌，而他也沒有否認。

這段話的細節甚多，而且被仔細列舉出來實在太過可疑。為什麼尼科季姆會在計畫自殺的時候索要火柴？為什麼他會決定趁領到麵包跟等待早茶的空檔上吊？內務人民委員部大部分的偵訊都選在深夜進行，因為剝奪人的睡眠是一種常見的刑求技巧。由此而知，尼科季姆在白天有太多時間可以實現尋短的計畫──根本不用特定在他最可能被發現的時刻為之。再者，由於門上鐵柵位在眼睛的高度，從那上頭上吊其實牽涉到比較複雜的操作。我讀進字裡行間的結果，就是這場自殺非常假，跟耕地的窮人與不識字的豬農會懷著推翻蘇維埃政府的陰謀把錢匯到德國一樣假。

從打開這份檔案以來，這是我第一次泫然欲泣。字裡行間滲出的那些大剌剌的無恥謊言，像水蛭一樣巴在我身上。這檔案讓我縮小成一名旁觀者，無聲、無感、無助。瓦倫提娜為何不敢挖掘過往，我明白了。每往前一頁，我走進的不是光明，而是更深的黑暗，一種被心痛而沒有答案的問題所充滿的黑暗。

讀著尼科季姆的檔案，我覺得真正危險的不是看到一堆謊言，而是看不到真相。謊話與有所保留的真相構成了一團迷霧，讓人找不到方向，也讓人無法用個人的道德羅盤分析時局。蘇聯政治宣傳定義出的宇宙，是一個有哈哈鏡扭曲現實的地方。文字僵化成八股的話術與口號，並在過程中被掏空所有意義。史達林的憲法都能被描述成「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了，試問「民主」 一詞在蘇聯還能有什麼意義？歐威爾式的用語如「共產兄弟的協助」與「解放」好像很好聽，但翻譯成白話就是侵略與占領。「讓危險因子失去殺傷力」意味著不用證據跟審判就將人判刑。「怠工者」、「破壞者」、「無根的世界主義者」、「人民公敵」等名稱，將有血有肉的人變成該移走就移走的原料，該清理就清理的雜草。

一九三七年消失的尼科季姆留下了妻子與兩個孩子。按照蘇聯的法律規定，有罪者的家人會跟著連坐，而且在一九三五年後，十二歲以上的孩子就可以視同成人被判刑，並被送到古拉格，亦即勞改營中服刑。

所有在洛祖瓦特卡陰謀中遭控的個人都以「欠缺犯罪情事」或「罪證不足」的名義獲得平反。但活著收到平反通知的只有一個人。唯一一個從這場浩劫中活下來的人是特羅菲姆．車爾沃尼，那個賣漁網為生的倒楣兄弟。他被判了十年勞改，但他撐了下來。

一九九三年，尼科季姆的兒子，尼古萊．貝瑞茲科做為在新獨立之俄羅斯生活的五十九歲男人，已經接近退休年齡。這樣的他寫了信給新獨立之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局（當時簡稱USBU），並在信中解釋他需要尼科季姆．貝瑞茲科的平反證書。他們家從來沒有收到過這樣的文件，但他知道他父親是清白的。尼古萊當時正在申請養老金，但被告知他的文件必須加上父親的平反證明才能處理。即便蘇聯都走入歷史了，做兒女的還得為了父親那一輩的前科負責

在紙質封面的背面，有人附上了小心翼翼統計出來的檔案頁數。九十一。或算上尼古萊的信件的話，一○二。伊莉娜．伊瓦諾夫娜提到我需要填寫一份表格，做為我讀取過這份檔案的證明。那就會變成這份檔案的第一○三頁。我原本以為這房間裡的每一份檔案都包含一段命運，但我錯了。這裡的每份檔案不僅包含著許多人的命運，檔案本身還維持著不為人知的生命。

身為退伍軍人與身障者，我外曾祖父有資格領到一筆津貼，但按照瓦倫提娜的說明，他始終被拒付這筆錢，理由是他少了些文件。他去函給官員，而對方回覆要求他針對參戰與受傷的事實進行補件。等賽爾吉照對方的意思拿出A文件，他們要求B文件，繁瑣的程序沒完沒了。賽爾吉最終算是成功拿到養老金，但津貼的部分還是資格不符。瓦倫提娜紅了雙眼，面向窗戶用手臂擦了臉頰上的淚。

我以為知道更多就可以釐清事物真相，但也凸顯了生命與現實的醜陋。我投身其中尋找故事的過往，對瓦倫提娜而言是痛苦的深淵。我愈是在一次次的調查轉折中體驗到辛酸與悲哀，就愈明白外婆為何百般不願意把潘朵拉的盒蓋掀開。

「妳注意到尼科季姆一次也沒有提到賽爾吉嗎？」瓦倫提娜重新在我身邊坐下。我承認自己沒有注意到。

「妳看這裡，尼科季姆提到他有六個兄弟姊妹──米基塔、費迪爾、內斯提爾、伊凡、歐克薩娜與歐達爾卡。他沒有提到么弟賽爾吉。」我外婆點了點螢幕。整個檔案都沒有出現賽爾吉。

第十三章　黑洞

很偶爾，母親抱怨起我父親，她用的形容詞是「無所謂」。乍聽之下不是什麼咬牙切齒的指控，但對她來說卻是如此，隨著時間我明白了這話的沉重。無所謂、冷漠，有時候比殘酷的背叛更加傷人。

我覺得公雞之家困住了我的外曾祖母，讓他們嚇到乖乖聽話，但坐在來自另一個年代的訊息前，我意識到自己也被困住了。無法面對自己的恐懼與痛苦。我埋葬了這兩樣東西。而它們在名為遺忘的黑暗中冒出芽來，變成了一種讓我窒息的東西。我可以改變自己腳下的大陸、國家、城市，但要如何逃離親手為自己打造的鐵欄杆監牢呢？我一面害怕被拋棄，一面拋棄了自己跟自己的記憶。你無法逃避那個你假裝沒有在抓著你的東西。你無法一邊害怕面對現實，一面又想要得到自由。

第十四章　天上掉下來的親戚

此時我注意到的不是他各種評論的本質，而是兩年前的我竟會對他的發言反應如此激烈。自從跟他鬧翻後，我在烏克蘭生活了好一段時間，足以讓我了解到即便自認是烏克蘭愛國者的外婆，都懷念著蘇聯統治的某個生活面向。我遇過有人在一九八九年後，失去了生活中所有的穩定感與安全感。對這類人來講，資本主義是一場殘酷的鬧劇。把弗拉迪米爾的意見放在這樣的脈絡底下，就沒有我當初認為的那麼過分。

「血濃於水，你們一個不該少了伯父，一個不該沒了姪女。」她每次都會這麼評論我跟弗拉迪米爾吵架的話題。「為了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國家鬧彆扭！對不對啊。」

修道院的創始者聖安東尼（Saint Anthony）於一處地下斗室閉關，若干年後當其他僧侶發現他的遺體，他們訝異於其肉身奇蹟似地沒有腐壞。於是其他僧侶也循例在第聶伯河上的山丘裡挖出迷宮，然後在此閉關。

大部分的例子中，這些家族有錢有勢，即便是蒲寧註35那本《阿爾塞尼耶夫的一生》（The Life of Arseniev）裡的落魄仕紳家庭，都散發著一種我們家看不到的獨特魅力。

一九九○年代初期，當個人得以擁有私人財產時，達莉雅與弗拉迪米爾讓他們的家從國有變成了私有。但那個家對他們兩個人來說太大，於是他們決定以大換小。弗拉迪米爾的兒時友人自告奮勇要蒐集必要的文件，那在烏克蘭獨立的頭幾年是很痛苦的事情，而心懷不軌的他就利用這點把房子過戶給自己。這件事我聽弗拉迪米爾轉述，複雜到不輸烏克蘭承接蘇聯時代的法典，但就結果來看弗拉迪米爾輸掉了公寓。

第十五章　鹽柱

我們得知這場災難的真相，是因為阿姨的婆婆任職於衛生部，而她警告我們要趕緊離開城市並往東移動，盡量離輻射雲遠一點。我母親打電話給她所有的朋友，哀求他們趕緊撤離，但由於蘇聯政府否認了相關報導，她的朋友都反過來要她別誤信資本主義陰謀論。

達莉雅與阿絲雅都常說人不能踏進同一條河兩次，所以要驅散遺憾，得接受時間的流逝所鑄造的改變。但我就是想負隅頑抗，記憶與現實的落差常讓我吃足苦頭。但如今站在荒廢屋子的中間，串起兒時記憶的碎片，我方才意識到外婆與祖母共享的智慧。人不可能全盤控制自己的生命。我自己正活在一場戰爭中。我曾在悲傷的環繞下失去了友人與親人。我比誰都清楚，回望過去可以將人化為一根鹽柱。

出自聖經創世紀，上帝預告所多瑪和蛾摩拉城會遭受毀滅的故事。羅得和他的家人被告知逃命時不可回頭，但羅得的妻子心中放不下城中的親友以及家產，還是回頭一瞥，果然就變成了一根鹽柱。聖經原文在創世紀第十九章第二十六節：「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一看，就變成了一根鹽柱。」

第十六章　和解

「我指的是發起這場革命的決定。我們至今還自認為是帝國國家後院。俄羅斯一天不放棄帝國的野心，我們就永遠會被拉來扯去。我精疲力竭，偶爾都會想乾脆移民算了。

弗拉迪米爾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又補充說，「但當然，我們做的每個決定都有後果。我妻子離開我，我也沒能看女兒長大成人。然後你的父親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丹尼爾，因為他被動員到阿富汗打仗。在戰場上經歷的一切，摧毀了丹尼爾，讓他想不開自殺。你父親當時有學生身分，所以躲過徵召。丹尼爾的死對你父親是沉重的打擊。」

「他中了圈套，被捲入了一個要打造平價綠能住宅的案子。他對營建完全是外行人，卻想像自己會是下一個地產大亨。我們還年輕時，他就常起個頭，最後把整個大計畫丟給我收拾。但到了美國，他開始相信自己做得到。那是他的『美國夢』，他說。『在這裡沒有什麼不可能。』或許吧，或許美國確實什麼都有可能，至少在統計學的觀點是如此，但現實中的勝率卻是低得可憐。那整個開發案都很蠢。 他不肯聽我的勸，把錢投了進去。甚至嫌自己的身家不夠大，還去借了錢。而銀行也樂得把錢貸給他，即便他們知道這人將要大禍臨頭。那整個體系就是建立來占像你父親這種瓜呆的便宜。 然後他果然失敗了。那個案子很快就被證明是個海市蜃樓。他必須要填上天文數字的資金才能讓其不爛尾。但他還是不肯棄械投降。他不斷跑銀行，不斷去敲門，結果是吃不完的閉門羹。他是輸家，輸家在美國任何地方都不受待見。」

他生了病、吃了苦，但他拒絕當一名受害者。「日子要繼續過，」頭自信歪向一邊的他，似乎這樣說。

第十七章　真相

伊莉娜．伊凡諾夫娜沒有讓我把話說完。「尼科季姆．貝瑞茲科不是死於自殺。」她說。「他是被槍殺的，就跟數以千計的其他人一樣。一九三七年，KGB為了規定的績效動手殺人，殺完還偽造案件讓外界以為他們有遵循程序正義。此外他們還發出假的死亡證書，用自殺或心臟病等死因推卸責任。貝瑞茲科的死亡通知看起來就不對勁。正本上沒有日期、死亡時間、簽名，所有資料都是後來由另一隻手用不同的墨補上。」 伊莉娜．伊凡諾夫娜暫停了一下說，「寫下這些文件的人員也被槍斃了。主審訊官茲迪可夫斯基遭控，跟貝瑞茲科同屬一個右翼托洛茨基組織，而且還是幕後主腦。」

閱讀尼科季姆的檔案，我意識到我讓自己陷入謊言蜘蛛網的風險中。但尼科季姆於我，不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他的死也不只是一份卷宗。

我想起尼科季姆，打了個寒顫。看著真相可以被那樣一筆勾銷，直叫人毛骨悚然。他們可以製造故事，讓事實去配合這個假的故事。現實可以按照需求量身訂做。無辜的人可以變成有罪。黑可以變成白，或黑與白之間的任何一種灰。

「真相永遠會水落石出，」樂觀的人會這麼說。也許吧，但等到霧消雲散真相大白，一切往往已經太晚。官員是怎麼說的？喔，「他是被槍殺的，就跟數以千計的其他人一樣。」

再三尋找尼科季姆的過程中，我反覆思考我想找到的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真相。我現在知道尼科季姆的遭遇。他死了。他的家庭分崩離析。知道這些事情，完全無助於我明白尼科季姆的人或過去。

「人性比我們想得更壞，也比我們想得更好，」伊莉娜．伊凡諾夫娜說。「這是我做這份工作的心得。」 「最好的一封信是賽爾吉．貝瑞茲科寫的，」她接著說。「信裡把阿絲雅講得發光。」 「賽爾吉．貝瑞茲科是他的丈夫。」 「他說他願意用身家性命擔保阿絲雅是個忠誠愛國的蘇聯公民。或許這話也保護到她。」伊莉娜．伊凡諾夫娜嘆了口氣說，「他顯然非常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