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二○○七至二○○九年，我派駐在日內瓦美國大使館，是少數以外交身分掩飾的技術專家之一，我的任務是把中情局帶進未來，讓歐洲外站上線，將美國用以監視的網路數位化及自動化
我被派去日本，協助設計國安局的全球備用系統──一個龐大的隱蔽網路，確保即便國安局總部被核彈轟炸夷為平地，也不會損失任何數據。當時，我並不明白架構一個保存每個人生平永久紀錄的系統竟會是一項悲劇性錯誤。
二十九歲時我去到夏威夷，承接一項國安局的新合約，此時我才注意到這些計畫。在那之前，我一直被「知的權利」這項教條困住，無法了解我這些特殊、區隔性任務背後所累積的目的。
人生是什麼？不只是我們說了些什麼，甚至不只是做了些什麼。人生亦在於我們所喜愛的、所相信的。以我而言，我最喜愛和相信的，是連結，人際的連結，以及促成這些的科技。當然，這些科技也包括書籍。但在我這個世代，連結，主要意味著網際網路
在你產生反感、明白網際網路瘋狂毒害我們這個時代之前，請諒解，對我來說，當我認識網際網路之時，那是很不一樣的東西。網路既是朋友，也是父母，是一個無邊界、無限制的社群，既是單一、也是無數的聲音，一個已經有人墾殖但尚未遭到剝削的共同邊境，各式各樣的部落和睦相處，每個成員都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姓名、歷史和風俗習慣。每個人都戴著面具，然而這種多數匿名造就的文化所產生的事實多於造假，因為重點在於創造與合作，而不是商業與競爭。當然這之間也會有衝突，但善意與善念會勝過衝突──而這正是真正的先驅精神。
往線上發展電子商務的早期浪潮很快便成為泡沫，接著在本世紀之初終於破滅。在那之後，企業界明白，人們在線上的興趣不在於消費，更在於分享，而且網路促成的人際連結是可以賣錢的。如果人們在線上想做的事主要是跟家人、朋友和陌生人報告自己的近況，從而得知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近況，那麼企業只需要設法將自己擠進這些社交互動之中，再從中獲利即可。
這便是監視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開端，也是我原先所認知的網路的終點。
如今，具創造性的網路已然崩潰，因為那些美好、高難度、有個性的無數網站關閉了。便利性的承諾讓大家關掉自己的個人網站，因為那需要不斷、辛苦的維護，改換成臉書網頁和Gmail帳號。所有權的表象讓人容易搞錯現實。很少人在當下即明白，我們所分享的一切都將不再屬於我們。以前電子商務公司因為找不到讓我們有興趣購買的東西以致倒閉，其後繼者現在找到可以販售的新產品了。 「我們」就是那個新產品。
唯有對於人民權利的尊重才能衡量一個國家的自由，而我相信這些權利實際上是國家權力的界線，明確界定一個政府到何種程度不得侵犯個人領域或個人自由，在美國革命時期所謂的「自由」，在網路革命時期所謂的「隱私」。
我極為清楚這個過程，因為虛構造假向來是情報體系最黑暗的一面。
網路時間伺服器，是根據保存在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IST）、瑞士聯邦計量科學研究院（METAS）和日本情報通信研究機構（NICT）等地的原子鐘而運作
每當社群媒體警告我們有一則貼文用貶損的角度提到我們，我們便一再被耳提面命──將事物數位化，就是以永久保存的格式加以記錄。
回想起我的童年，尤其是沒有網路的前九年，令我吃驚的是：我無法證明當時發生的任何事情，因為我只能依賴自己的記憶。
我這一代，是美國最後一代，或許也是世上最後一代的未數位化世代，童年尚未上傳到雲端，大多局限在類比格式，像是手寫日記、拍立得相機和VHS錄影帶，可觸摸且不完美的手工藝品，隨著年代而衰敗，而且可能永久遺失。
我發現，事實總是比我們希望的來得悲慘和不光彩，但是方式奇特，往往比神話來得豐富。
人生只會往一個方向前進，也就是時間流動的方向，無論我們努力走了多遠，這堵看不見的牆永遠都會緊跟著我們，讓我們無法回到過去，強迫我們前往未知的未來。一個一九八○年代在北卡羅萊納州的小鎮裡長大的孩子，一定要透過某些事物來學習關於死亡的概念，那麼何不從兩個愛吃下水道裡的蘑菇、來自義大利的水管工兄弟身上學習呢？
如同父親的所有教誨，這次的教訓適用於我們手邊工作之外的廣泛領域，尤其是有關自立自助原則的教誨，父親堅稱，從他的童年到我的童年之間，美國已遺忘這個原則。美國這個國家已變成買新機器取代故障機器比找專家修理來得便宜，而且一定比自己去找零組件設法修理來得便宜。單憑這項事實便幾乎保證會出現科技暴政，助紂為虐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每天使用卻不了解的所有人。拒絕讓自己了解你所依賴的設備運作與維修，即是被動接受暴政及其條件：當你的設備正常運作時，你也正常運作，但是當你的設備故障，你也會故障。你擁有的物品反過來擁有了你。
我沉迷於一個程式設計師可以編寫環球通用的電腦程式，不受法律、法規限制，除了因果關係之外。我的輸入與輸出有著絕對的邏輯關係。
電腦會永遠待候接收我的指令，可是一旦我按下「Enter」，它就立即處理，不會發問。
我們從樹木茂密的河岸換到混凝土人行道，從我受人歡迎及成績好的學校轉到因為戴眼鏡、不會運動、尤其是我的口音而老是被嘲笑的學校，我南方拉長尾音的濃重腔調，新同學因而罵我是「智障」。 我對自己的腔調極為介意，便不肯在課堂上說話，自己一人在家練習，直到我聽起來「正常」為止，或者至少直到我不會再把我受羞辱的「英語課」講成「應語棵」，或者說我的「叟指」被紙頭割傷了。但是，我害怕開口講話造成我的課業退步，我的一些老師決定讓我接受智商測驗以判斷我是否為學習障礙。等我的成績恢復後，我不記得有人向我道歉，只有一大堆的課外「加強作業」。事實上，原本懷疑我的學習能力的老師們，現在開始對我喜歡講話很有意見
米德堡不過是我母親上班的地方，還有另外一萬二千五百名員工，其中四萬人住在當地，許多都是和家人一起。這個基地設有一百一十五個政府機構，另外還有軍方五個軍種的部隊。正確的說，安妮阿倫德爾郡大約五十萬人口，每八百人有一人在郵局工作，每三十人有一人在公立學校體系工作，每四人有一人任職或服務於與米德堡相關的企業、機構或軍方。這個基地有自己的郵局、學校、警察和消防署。地方上的孩童、軍人和平民，每天都會去基地上高球、網球和游泳課。雖然我們沒有住在基地，母親把那裡的販賣部當成我們的雜貨店，大量採購物品。她會利用基地的福利社做為一站購足式的商店，為總是穿不下衣服的姊姊和我採購實用的衣物，但最重要的是，這都免稅。不是在這種背景成長的讀者，不妨將米德堡及其周遭、甚或整個大華府地區，想像成一個巨大的興衰起伏的企業城鎮。那裡的單一文化很像是矽谷，只不過華府的產品不是科技，而是政府本身。
我的父母都通過最高機密安全調查，母親還接受全範圍測謊（full scope polygraph），這是軍方人員不必接受的高等級安全調查。
《紗之器》是一個關於紡織者社會的故事。這個社會的長老（以希臘神話命運三女神Clotho、Lachesis與Aropops命名）創造出一個名為「紗之器」的祕密紡織機，這台機器擁有控制世界的能力，按照遊戲劇本設定，它能編織出「細緻的花紋影響現實」。當一個年輕男孩發現這台紡織機的魔力後，他被迫開始流亡的日子，所有事物陷入混亂，直到大家開始質疑這台機器的價值。
網路資訊氾濫、唾手可得，令我混淆主題的分界。舉例來說，我原本在網路上學習如何組裝電腦，後來卻被中央處理器設計課程吸引過去，然後發現武術、槍枝、跑車等其他主題也很有趣，最後則落腳於鹹濕的色情網站。
網路1.0版介面或許不夠親民、設計略顯粗糙，但實驗與原創性十足、盡顯個人創意。舉例來說，過去地球村（GeoCities）的網站背景可能是綠色與藍色交互閃爍，中間可能會跑過「先讀這個！！！」的白色字體，下方還附上一個跳舞倉鼠的GIF動畫。這些設計雖然古怪、技術有待改進，但對我來說，這代表創造網站的是一個人類，而他是獨一無二的。
但幸好網路有段時期是由人民所擁有、管理並為其服務的，而這段短暫而美好的日子恰巧與我的青少年歲月重疊。網路的目的應該是啟發人心，而不是追求賺錢。它的規則應由大家約定俗成且隨時更動，而非採取全球一致、剝削性十足的服務性協議。一直到今日，我都認為一九九○年代網路是我經歷過最愉悅、最成功的無政府狀態。
我那時聊天內容大多是請教別人如何組裝電腦，而我收到的回覆相當完整，網友非常和善大方，這在今日非常難以想像。
網路的匿名性與假名化能為所有關係帶來和諧、改善不平衡現象。
但在所有人都用假名的情況下，聲稱恨你的人根本不是真實存在，他們對你一無所知、唯一清楚的是你的觀點與論述方式。當你的意見在板上引起部分人士不滿（機率不低），你只要換個暱稱、戴上另一副面具，一切就能重來。你甚至可以加入聲討行列，狠狠地批評自己先前化身。
只要點擊「上網按鈕」，你的人生便能重啟。但在千禧年過後，網路科技變得非常不同：所有記憶必須忠實、身分維持一致，意識形態也得正確。但在那時（至少維持一陣子）網路容許我們越界、犯錯的空間。
你的父母、師長、教練、童軍隊長與牧師濫用職權侵犯你的私生活，把他們的希望加在你身上，強迫你服從規範。每當這些大人把自己的願望、夢想與慾望偷渡給你時，他們嘴上總說著「這都是為你好」或「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雖然他們有時確實替我們著想，但我們總記得那些不適用的情況，尤其是當他們說出「因為這是我說的」、「有天你會感謝我」這類說服力薄弱的空話時。年少時期，你必定聽過這些陳腔濫調，也一定經歷過「權力不平等」的狀況。
所謂的「長大」代表的是你體會到：你的存在受制於成套的規範、模擬兩可的規則以及毫無根據的常規。這些規定未經過你的同意便強加在你身上，而且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改變，甚至在你違反規則時，你才意識到它們的存在。
駭客並非僅限於電腦領域，只要規則存在的地方就會有駭客。想駭入一個系統，你必須比系統創造者或經營者更了解規則，並利用這群人預設系統運作與實際運作間的差異。駭客懂得善用這些無心瑕疵，與其說他們打破規則，不如說他們協助暴露系統缺點
我當時上網讀到一些關於美國核能計畫歷史的文章，經過幾次滑鼠點擊後，我來到核能研究機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網站。這正是網路運作的方式：你懷抱一顆好奇心，滑鼠會帶你去找答案。但我發現到這個美國最大、最重要的科學研究與武器研發機構網站竟然存在極大的安全漏洞，這著實令我嚇一大跳。這個網站的瑕疵在於它開放目錄結構，形同對外大開門戶。
在花了半小時讀一篇關於核子武器威脅性的文章時，我赫然發現數個安全人員才能取得的檔案竟任人下載。
由於我對於天空出現核爆蕈狀雲十分害怕，加上我出自於軍人家庭，因此我立即將此事通報給大人知道。
當我還是青少年時，我非常喜歡二元論觀點：生活重要問題的答案，只有對與錯兩種。我想我是受到電腦程式影響，在那個編碼的世界裡，所有問題只能用0或1回答。
高二開學後，我覺得越來越疲憊也更容易睡著，不僅在學校如此，連在家打電腦時也一樣。我會在半夜裡驚醒，前方的螢幕顯示一連串莫名字串，因為我先前倒在鍵盤上頭。過了不久，我的關節開始疼痛、身體水腫，眼白泛黃，後來甚至連起床力氣都沒有，即便連睡十二小時也起不來。 醫生從我身上抽出大量血液，最後診斷我得了傳染性單核白血球增多症（mononucleosis）。我的身體極度虛弱、內心倍感羞辱，不只是因為此病傳染途徑是我同學口中戲稱的「亂搞」，更因為十五歲的我唯一「亂搞」過的就只有數據機而
美國情報體系不斷告訴員工必須隱姓埋名：把自己想像成一張白紙，這樣才能寫上祕密同時方便偽裝成其他事物。你訓練自己融入人群，模仿別人打扮的樣子、說話的方式。你住著一般的房子，開著常見的汽車，穿著也類似。唯一不同的是，你的平凡只是掩飾。這是一個否認自我的職業，無法享受公眾的讚許，唯一犒賞來自於下班後，你再度融入人群，成功說服他們：你是其中一分子。
在加密過程中，原始素材（你的核心認同）仍然存在，但卻經過上鎖與編碼擾亂處理。這個世界很公平，你越清楚別人就越不了解自己，一段時間之後，你可能忘了自己喜歡或厭惡的事物。你失去自己的政治觀點，對政治程序的尊敬也蕩然無存。
寫下這段文字令人感到痛苦，原因並不在於重溫過去傷痛，而是這無法顯示我父母本質上的良善。出於對孩子的愛，他們兩人最終化解歧異、和解收場，各自過著幸福的日子。 這樣的改變是恆常、普遍且充滿人性的。但自傳是靜態的，無法記錄下一個人的全部變化。因此，最棒的自傳不是發表一段聲明，而是許下一個承諾，期許自己堅守原則、變成更棒的自己。
而在朋友圈當中，又以最近在日文課認識的新同學與我最為親近。我不確定我們是何時混在一塊的，但自下學期開始後，我們上課目的除了學日文外，也是為了看到彼此。順帶一提，這正是「看似平常」的最佳方式：讓你周遭圍繞著一群和你一樣怪的人。在這群朋友中，有不少人是藝術家新星與平面設計師，他們非常沉迷於當時頗具爭議的日本動漫。隨著友誼加深，我對於動漫的認識也逐漸加深，後來甚至可以對一系列新作品發表影評，包
包括《螢火蟲之墓》、《少女革命》、《新世紀福音戰士》、《星際牛仔》、《聖天空戰記》、《神劍闖江湖》、《風之谷》、《槍神》與《秀逗魔導士》，而我個人心頭最愛則是《攻殼機動隊》
我不介意小梅以微笑當作報酬，畢竟我深深癡迷於她。儘管我沒有刻意隱藏愛意，但我不確定她是否注意到此事。畢竟我從不遲交稿件，而只要是她的事，再小的忙我都會幫。
所謂的公司其實就是她家，也就是一間兩層樓的聯排別墅，她與她的老公諾姆（Norm）一起住在裡面。諾姆是個乾淨俐落的聰明人。 是的，你沒聽錯，小梅已婚。
我無法告訴你，若你家是聯邦政府財產或軍事基地的話，你在家開設公司是否合法。但做為一名愛上已婚女性的少年，且這名女性還是你的老闆，那我也不是什麼奉公守法的人。
我一開始以為，他沒注意到我對小梅的愛意，或認為我根本不是對手，因此不介意我和他太太同處一室。但我們有天碰巧遇上時（他剛回家，而我正要離開），他刻意提到，他在床頭櫃上放了把槍。
在看到徵人啟事後，由小梅和我「老少配」組成的松鼠企業便會競標爭取工作，但由於競爭者多，得標者必須將價格砍到見血。且得標者還得支付一筆費用給人力銀行，最後拿到的報酬根本無法養活一名勞工，更別提是一間公司。除了金錢報酬低之外，網頁設計師還得承受心理羞辱，因為廣告或公關公司會搶走功勞，對外宣稱作品皆是出自於他們之手。
我不禁懷疑，小梅是否早就知曉我對她的感覺，並利用這種不對等的關係獲得好處。但就算我深受其害，我也心甘情願，和小梅在一起時，我變成更好的人。
她轉向我說道，「第二架飛機剛撞上世貿大樓。」 直到那一刻，我才發現這不是意外。 小梅表示，「諾姆覺得他們會關閉基地。」 「你是說大門嗎？」我回應。「真的假的？」整件事遠超出我想像。我開始思考該如何才能回家。 「諾姆叫你趕快回家，不然可能會被卡在這裡。」
在全國民眾尚未搞清楚發生什麼事之前，國安局局長海登（Michael Hayden）早已下達員工撤離命令。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採取相同做法，只在總部留下必要人力，要求其他人儘速逃難。兩大機構後來解釋，遭劫持的第四架飛機聯合航空九十三號班機攻擊目標可能是他們，而不是白宮或國會山莊。
當國安局員工爭相開車逃離停車場時，我深陷車陣當中難以脫身，我根本沒想到這裡可能是下一個攻擊目標。事實上，我腦袋完全無法運作。我只是盲目地從眾，跟著大家一起按鳴喇叭（沒有人敢在美國軍事基地這麼做）， 一起聽著廣播急促地播報南塔崩蹋的消息，所有開車的人慌張地重撥電話探問親人安危。每當通訊系統超載、手機撥不通時，我便能感受到當時那種空虛感：我與世界的連結中斷、陷在車陣進退兩難，即使開車的人是我，我卻感到無能為力
九一一恐攻過後，我對小梅的愛意全消。雖然這些「反恐戰爭」的裝備並非主因，但它們確實發揮一定阻隔效果。九一一事件令她相當害怕。我們不再一起工作，兩人漸行漸遠。我們偶爾還是會聊天，但我發現自己對她的感覺起了變化，而我自己也變了。她與諾姆分開後搬去加州，她堅定反戰的立場與我抵觸。對我而言，她已形同陌生人。
從九一一事件發生迄今約二十年，美國在這段期間制定祕密政策與法律、設立祕密法庭並發動祕密戰爭，但政府卻不斷否認、隱瞞這些作為的存在與負面衝擊，甚至扭曲事實或加以保密封存。在這二十年期間，我前半段時間待在美國情報體系服務，後半段忙著四處逃亡，沒人比我更了解這些情報單位，他們出錯頻率令人咋舌。我也能告訴你，他們收集與分析的情報可能被用於造謠與宣傳，而他們的打擊對象不分敵國或盟友，這些情報有時甚至用來對付自己國民。
我偶爾去射擊場時，只見靶紙已換成戴著阿拉伯頭巾的男子肖像。商店玻璃櫃內的槍枝過去乏人問津，如今卻銷售一空。美國民眾排隊搶購手機，期盼下次遇到恐攻能及早收到警告，或至少在遭挾持飛機上能和家人好好道別。
九月十二日是新時代的開始，美國人民團結一致的決心堅定、愛國主義高漲，其他國家對美國展現出善意與同情。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的國家當時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做出更多的改變。美國可以不要宣稱恐怖主義是特定信仰，而是犯罪本身。美國可以利用這個難得時刻鞏固強化民主價值、培養抵抗挫折的韌性，同時凝聚各國人民的向心力。 但美國當時卻選擇開戰。 我一生最後悔的事，就是我竟然毫不遲疑地支持這個決定。我當然憤怒，但我卻任由感性持續戰勝理性。我全盤接受媒體散布的謊言，然後不斷地大聲宣揚。我想成為解放者，解放那些受壓迫的人。我被一時的熱情沖昏頭，我將美國政府的利益與全國人民利益搞混
我所認識服兵役的人都在冷戰過後入伍，也就是介於柏林圍牆倒塌與二○○一年九一一事件期間。
我生長的國家是世界唯一霸權，對於我這輩人而言，美國就是繁榮、安定的代表。沒有任何新疆界需要征服、沒有嚴重的人權問題待解決（網路領域除外）。但九一一事件改變了一切。如今，美國終於有場仗可打。
十八X光這項新制度的運作方式，是預先篩選可塑性高的士兵，確認他們具備最高水準的體能、智力及語言學習能力，當中或許就有人能通過考驗。陸軍募兵人員即以接受特訓及快速晉階作為誘因，號召有潛力的應徵者從軍，否則可能錯失這些人才。
負責訓練菜鳥的教育班長一看到我們就厲聲斥喝，先來個下馬威，還根據我們是初犯或犯行重大來取綽號，像是穿著色彩鮮豔的花襯衫下巴士，或是把我們的名字稍微改一下變得更滑稽有趣。很快地我被叫成「雪花」（Snowflake），坐我隔壁的傢伙被喚做「雛菊」（Daisy），他唯一能做的反應是緊咬牙關，沒人敢緊握拳頭，更沒人敢發火。
訓練士官注意到雛菊和我已經混熟，還有我是全隊當中最瘦小，身高五呎九吋、體重一百二十四磅，而他是全隊中體重最重的，於是長官為了娛樂自已，決定盡可能把我和雛菊「送作堆」分成一組。我還記得搬運夥伴的訓練，你必須扛著假定受傷的同袍跑整座足球場的距離，用盡各式不同的方法，包括讓倒臥地上的受傷袍澤雙手環繞你脖子，然後拖著他匍匐前進的「脖子拖運法」，或是仿照「消防員」扛起傷患，還有帶點喜劇色彩的「新娘抱」。
以小組隊形跑步，還高唱軍歌，能讓你整個人平靜下來，脫離自己慣有的思考方式，耳朵聽到的都是數十人附和你吶喊聲的喧鬧聲，眼睛只能盯著你前方跑者的腳步。又過了一會兒，你再也不能思考，只是一個勁兒報數，你用腳步衡量跑了多長距離的時候，全部思緒已融入軍隊中。我不得不說，如果不是周遭瀰漫一片死寂，氣氛會是安詳寧靜，如果我不是這麼疲累，內心會更平靜。這一切正中美國陸軍下懷，正是他們想要的結果。我們不再暗自幹譙教育班長，倒不是因為懼怕，而是已經精疲力竭，他不值得我們費這個力氣。這就是美國陸軍訓練戰士的手段，首先磨損他們的反抗意志，直到個個無力抵抗，唯一能做的是唯命是從。
只有晚上返回軍營後，我們才有片刻喘息時間，但這是靠在寢室床鋪前排成一列，大聲朗誦《美國陸軍戰士之誓》（Soldier’s Creed），然後齊唱美國國歌《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換來的。雛菊老是忘詞，而且他還是音癡。
在軍隊裡要是受傷，可說是奇恥大辱，主要原因是軍方致力將士兵塑造成所向無敵，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招來訓練不當的責難。這也是為什麼所有在新訓受傷的倒楣鬼，幾乎都被當成愛抱怨的人看待，更慘的是被懷疑裝病逃避訓練。
雛菊把我扶到長椅上後就得離開，他可沒有受傷。我們這群傷兵必須隔離起來，不准和他人接觸，我們是被排擠的一群。士兵不能受訓的原因百百種，有因為扭傷的、撕裂傷的、燒傷的、腳踝斷的，還有被蜘蛛咬到肌肉嚴重壞死。現在我的新戰友就是背負傷兵恥辱的這一群，照軍方政策，你走到哪兒，新戰友就跟到哪兒，你想獨處的機會微乎其微。一個人獨處就會胡思亂想，這會給軍方製造問題。
過去整整一週，我的戰友忍著受傷的髖關節趴趴走，如果他不馬上進手術室治療，恐怕會終身殘廢，好幾條主要神經都被割斷了，因為髖關節破裂處像刀子一樣鋒利。
這些傢伙曾夢想著把從軍當成畢生志業，讓他們有機會脫離痛苦不堪的家庭、看不到出路的職涯，但如今他們面臨軍旅夢碎，必須回歸早已支離破碎的平民生活。
我們被棄如敝屣，是一群負傷即將被解僱的該死衛兵，一天有十二小時無所事事，只能坐在磚牆前的長椅上。我們因受傷被判定不適合軍旅生涯，現在還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不但被隔離，別人對你避之唯恐不及，彷彿教育班長是怕我們的軟弱會傳染給其他同袍，擔心我們在長椅這個特別席上萌生的偏差想法，會毒害其他人。不光是傷勢本身帶來的痛苦，我們還飽受其他折磨，連觀賞七月四日獨立紀念日煙火秀的小確幸都被剝奪。國慶日當晚我們充當「防火員」，負責看守空置的營房，以防空無一人的建築物慘遭祝融。
我勃然大怒，等我回神過來發現自己對他狂吼。質問他為什麼不能等到我去上廁所再逃跑？為什麼他要把我捲入這樣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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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輕聲地說：「你是唯一會聽我說話的人。」他說著說著就哭了出來。
我想的是那位好心的軍醫，對一位病弱的入伍者做這麼體貼慷慨的建議，其實是政府規避責任及避免惹來無能指責的手段。照軍方規定，如果我是因傷病退伍，凡是隨我的傷勢及所需醫療而來的費用，政府必須買單。倘若是透過行政形式退伍，那責任在我身上，我能否換取自由端看我願不願意承擔責任。
我簽了聲明，同一天拄著拐杖退伍，軍方讓我把拐杖留下。
我想證明自己不是「桶中之腦」（brain in a jar），我也是允文允武。
正因如此，對於取得安全許可的身家調查（security clearance），我變得甘之如飴，回想起來那是必經程序。一般來說，安全許可由低至高分三個層級，依序為信任（Confidential）、機密（Secret） 及最高機密（Top Secret，TS），最高機密等級還可進一步延伸，看符不符合敏感隔離資訊（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SCI）資格。任職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之類的頂級情治機構，就需要取得TS / SCI這等令人夢寐以求的權限。取得TS / SCI權限的難度最高，但開放的管道也最多，所以我重返母校安妮阿倫德爾社區學院進修，同時在找有利我申請單一範疇背景調查（Single Scope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SSBI）的工作，身家調查涵蓋SSBI這一項。
像我們這個最先在網路環境成長的世代，對這樣的問題再熟悉不過。我們能發掘探索幾乎完全不受監督的身分，從來不會天真以為，我們說過的魯莽言論還有黃色笑話能一筆勾銷，事實是會永久保存下來，而且有一天會期待我們提出解釋。
可是我終究沒這麼做，某種原因阻止了我，就是覺得不該如此。讓我的貼文從地球表面消失不犯法，而且萬一有心人想去挖，我也不用冒著身家調查不合格的風險。不過刪除貼文的可能後果讓我心煩意亂，那麼做只會徒然強化網路生活一些最腐蝕人心的訓誡：沒人有犯錯空間、凡是犯錯者得一輩子為自己的錯誤負責。我在意的倒不是文字記錄是否完美無缺，而是靈魂的完整性。我不想活在一個人人必須假裝完美的世界，那樣的世界沒有我和朋友的容身之處。抹掉在網上的評論，等於抹煞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走了多遠。否定年少時候的我，等於否定現在的我的合法性。
她不客氣指出我的品味有多糟，把我約會當天的穿著批評一通，居然無袖汗衫搭牛仔褲，外罩一件繡有金屬火焰的扣領襯衫（我很抱歉）。她也聊到另外兩位約會對象，她在線上就跟我提過，看我暗中破壞他們關係的手段，連馬基維利（Machiavelli，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政治思想家，其名作《君王論》強調君主若要鞏固權力應不惜用權謀，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都要自慚形穢（我一點歉意都沒有）。
Comment：lol
我直到即將邁入三十歲之際才終於明白，我所信仰的，我以為自己深信不疑的，大多是年輕時候的印記。我們學說話，是從模仿身邊大人的言談做起，在學習過程中我們也仿照他們的觀念，然後哄騙自己相信，我們的用字遣詞是出於自身。
在輝煌時代，那個階層被喚作聯邦公職體系或公部門；但在我們的時代，稱之為深層政府（deep state）或影子政府（shadow government）。
這一群專業官員都在政府服務任職，並非透過選舉也不是經由任命，順帶一提，這或許是美國生活中僅存還在運作的中產階級。這些所謂的公務員，不是在獨立機構服務（中情局、國安局、國稅局、聯邦通訊委員會等等），就是在行政部門任職（國務院、財政部、國防部、司法部之類的）。
求學的時候，我必須背出美國憲法前言，這雖然還留存在我的記憶中，但現在多了網路自由先驅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的《網路空間獨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同樣也用了不言而喻且自我選定的複數名詞：「我們要打造人人都能進入的世界，摒除因種族、經濟實力、軍事力量、家庭背景產生的特權與偏見。我們打造的這個世界，無論何人在何地都能表達自己的信念，即便是多麼特立獨行，不用擔心會被迫噤聲或強迫當順民。」
不過想進入體制，就該當都市規劃員，善用所有可利用的成分要素，確保之間的相互作用發揮出最大效果，那簡直就像有人付酬勞請你扮演上帝，或起碼飾演夜郎自大的獨裁者。
別忘了，所謂的生態系統，正是一大串零件做為一個整體來集體運作，大多數人只有在出現故障的時候，才會想起這件事。
但美國這個第三千禧年的超級強權，國防居然仍依賴私有化部隊，我感到不可思議，隱約覺得是不祥之兆。
受僱戰鬥的美國僱傭兵公司黑水（Black Water，旗下傭兵遭控殺害十四名伊拉克平民後，改名為Xe Services，而被一群民間投資人收購後，再次更名為Academi）。還有受僱來虐囚的軍事承包商CACI及泰坦（Titan），這兩家公司的僱員都涉嫌對阿布格萊布監獄囚犯嚴刑逼供。
這幾樁聳人聽聞的事件讓社會大眾相信，政府僱用承包商的目的，是要持續掩蓋真相、推諉否認，把幹過的非法或看似合法的骯髒勾當撇得一乾二淨，讓自己雙手不沾血腥，問心無愧。但那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相，至少在美國情報體系不全然如此，美國情報體系念茲在茲的，倒不是如何在事後推說不知情，而是避免一開始就被抓包。
美國情報體系主管要從私人企業租借契約工，向國會要經費，國會議員批准預算，美國情報體系主管及國會議員日後將獲得回報，待退休卸職後，這些受他們庇蔭的私人企業，已經預留高薪職位或顧問職等著他們。
一旦其他機構找不到會說阿拉伯語、波斯語、達利語、普什圖語、庫德族語的人才，國安局想保證他們的電腦，能將攔截到的大量外語對話進行解析，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即便找到外語高手，他們得先通過常常看似荒謬的安檢，才能當場擔任通譯，就我所知太多美國人想當通譯落選，只因他們有個會帶來麻煩的遠房親戚，他們甚至與親戚素未謀面。
不過這類工作事涉敏感，必須暗中進行，因此上頭職缺附帶的，並非標準職稱或傳統的職位說明，反倒是每個承包商都有專屬暗語，而且刻意取得含糊不清。舉例來說，某家公司的資深開發者3（Senior Developer 3），或許不能與另一家公司的首席分析師2（Principal Analyst 2）畫上等號。通常要區分這些職稱的唯一辦法，就是注意其各自載明的資格要求，包括年資、認證層級、安全許可類型。
那時的我實在太嫩，不懂他要付給我更高的薪酬，究竟打的是什麼主意？我猜薪水不是COMSO自掏腰包付的，之後我才了解，COMSO、英國航太系統及其他承包商經手的這類合約，稱為「成本加成」（cost-plus）契約。代表中盤承包商支付員工的所有費用，皆可向發包的政府機構請款，每年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加薪自是皆大歡喜，人人受惠，是啊！每個人，納稅人除外。
結束面談後，我整個人輕飄飄，帶著雀躍的心情離開。但在開車回家的路上，現實問題來了，我驚覺到自己即將過著每天通勤的日子。要是我選擇繼續住在馬里蘭州埃利科特市，離琳賽的住處是很近，可是要到維吉尼亞州的中情局上班，以環城公路系統每條路都塞爆的情況來看，我的通勤時間長達一個半小時，那會要了我的命。我知道自己快瘋了，世上的有聲書還是不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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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課程是我們轉型的第一階段，也被稱為培訓課，重點在於讓我們相信自己是菁英，是一群特別的人，我們被選來了解政府祕密以及國家的其它真相。
他無須告訴這群電腦小子，他們擁有的豐富知識與技能，足以讓他們能單獨行動，以及在沒有監督及審查之下能代表他們的同胞做出決定。最能造成一個人的傲慢，莫過於畢生都在控制沒有批評能力的機器。
在我的想法中，這也說明了美國情報體系與科技業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兩者都是根深蒂固，而且都是未經民選的權力。他們對於他們的發展，依然能維持高度機密而感到自豪。兩者都相信他們能為任何事情找到解決方案，並且還會毫不遲疑的單方面實行。最重要的是，他們堅信這些對策本質上就是無關政治的，因為數據才是一切。兩者獨有的特權，被視為比一般民眾雜亂無章的想法更為可取。
此外你不僅被授權，還有義務要說謊、隱藏、掩飾與假裝。這創造了一種非我族類的感覺，令許多人相信他們效忠的對象是組織，而不是法律。
他們告訴我們，這些臉孔是以前的情治人員與承包商，他們可能因為貪婪、邪惡、能力不佳或是疏忽，而沒有遵守規定。他們自認高人一等，這樣自大的心態導致他們鋃鐺入獄、而毀了他們的事業。螢幕上提到的這些人，有些還待在比這裡還糟的地下室，他們到老死都無法脫離這樣悲慘的命運。
雖然中情局在全美各地也放置中繼伺服器，但多數重要伺服器仍放在一個地點。一半放在新總部，也是我的團隊工作地點，另一半則在附近的舊總部。它們是兩棟面對面的獨立大樓，如果有一棟爆炸，我們不會損失太多機器。
他們海外歸國後，有些家庭可能已分崩離析，因為缺乏電腦技術，在中情局這種逐漸把重心放在擴展科技能力的機構裡缺乏競爭力，於是他們被指派到服務櫃台，繼續之後的職業生涯。
這些員工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待遇低，他們擔任情治人員時，大多待在充滿敵意、甚至在海外危險的地方，以此而言，很明顯也未得到中情局應有的重視。到最後，他們的獎賞卻是在空盪的大廳接聽電話。
法蘭克是唯一願意在下午六點到隔天早上六點工作的人，他年紀比較大，知道如何處理專有的磁帶系統。生長在磁帶為媒介的黑暗世紀中的其他技術人員，都已經有了家庭，晚上想和家人待在一起。法蘭克是單身漢，並記得啟蒙年代前的世界。
沒有多少人知道中情局有自己的網路與資訊網，有自己版本的臉書，讓情治人員可進行社交，也有自己的維基百科，提供團隊、計畫與任務的相關資訊，以及自己的谷歌，實際上由谷歌所提供，讓情治人員可搜尋機密網路。每個中情局部門都在這個網路上有專屬網址，討論他們的工作與貼上會議記錄和簡報。
根據法蘭克的說法，每個人在中情局內部網路尋找的第一件事就是外星人與九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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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感到懷疑，沒錯！人類真的登陸月球。氣候變遷是真的。化學凝結尾（Chemtrail）並不存在。
有時候，中情局的內部新聞也有可能不會出現在新聞媒體。我所閱讀到的內容所帶來的刺激與重要性，令我更加珍視這份工作的重要性。我曾想過，如果只在工作站工作，將會錯失多少東西。聽起來或許很幼稚，但我很驚訝發現，中情局是如此國際化，我指的不是營運方面，而是它的工作人員。我在咖啡廳聽到的語言數目之多，常讓我驚嘆不己，我不禁感覺自己是個鄉巴佬。
我認為我的某些主管可能會很疑惑，但他們也受寵若驚，因為典型的路線是正好相反的。公僕在任期結束後轉入民間企業撈錢，承包商員工卻反而選擇成為公務員，薪資也大幅縮水。
我剛成為政府公職新鮮人後所接到的第一個命令，就是前往維吉尼亞州沃倫頓（Warrenton）的康福特旅館（Comfort Inn），一棟看來陰暗、破損的汽車旅館，它的主要顧客就是「國務院」，這裡我指的是中情局。這個鎮上充滿了糟糕的汽車旅館，它是其中最糟的，這或許就是中情局挑選它的原因。顧客越少，越不容易被人發現該旅館其實是沃倫頓訓練中心的暫時住所。
我仍處在覺得這種邋遢很浪漫的年紀。
第二天早上，我發現在沃倫頓的早餐只是一盒香果圈麥片與發酸的牛奶。歡迎來到美國政府。
該課程的目標在於訓練TISO（技術資訊安全人員），是中情局菁英通訊員的核心，如果用較不正式的話來說，就是「通訊員」。他們被訓練成無所不能，足可取代過去的密碼員、無線電人員、電力人員、技師、物理與數位安全顧問，還有電腦技術師的角色。這個臥底人員的主要任務，是管理中情局營運的技術基礎設施，在海外多數工作站隱藏在美國外交駐所、領事館與大使館等，是美國國務院的附屬機構。會有這樣的構想是因為，如果在美國大使館，不僅遠離祖國，還被令人無法信任的外國人包圍，無論是敵人或盟友，他們對中情局而言仍是無法信賴的外人，那就需要自己人來負責所有技術需求。
因此技術資訊安全人員是負責修理在建築物內的每台機器，從個人電腦、電腦網路至CCTV與HVAC系統、太陽面板、空調系統、緊急發電機、衛星連接、軍事加密設備、警報器、鎖與其他東西等等。它的規定是如果有插頭或插座，它就是技術資訊安全人員的問題。
這些人也必須知道如何建立系統本身，就像他們必須知道如何摧毀它們。當大使館受到襲擊，所有外交人員與中情局人員都已撤離，技術資訊安全人員通常是最後離開的人。他們破壞、燒毀、清除中情局所留下的痕跡，不論是保險箱的文件或放有暗號文件的桌子，他們要確保剩下的東西對敵人沒有利用價值，之後再傳送最後的「離開」信號給總部。
在今日外交世界中，大使館的主要功能是為情治人員提供滲透的平台，已是公開的祕密。
現在最有意義的外交，發生在部門與部長之間，因此大使館依舊偶爾發布外交指令與對海外民眾提供協助，至於領事部門則負責發放簽證與更新護照。不過它們通常都在完全不同的建築物裡執行業務，而且沒有一項活動可以把維修所有基礎建設的支出合理化。相反地，能為這筆費用提供具有說服力的理由，就是國家有無能力，利用海外服務做掩飾，來主導間諜活動，並將它合法化。
在外交掩飾下的技術資訊安全人員，通常以「武官」身分藏匿在這些海外服務官員內。最大的大使館可能有五人、其次可能三人，不過大多都只有一名而已。他們通常被稱為「單身漢」，我記得那是中情局所有的職務中，離婚率最高的。這樣的單身漢注定是孤獨的公職人員，遠離家鄉，處在分崩離析的世界裡。
其中有一堂課是背著「戶外背包」跑到頂樓。這是指八十磅重的行李箱，裡面裝的是比我年紀還大的通訊設備。我們只拿到羅盤與坐標紙，必須在閃爍的星光中找到中情局的隱形衛星，透過該衛星，將把我們連接到麥克林的危機通訊中心，也被稱為「中心」，之後我必須使用行李箱內的冷戰時期設備，建立加密的無線電頻道。這項課程提醒我們，為何技術資訊安全人員總是第一個進入、最後一個離開的人。對手可以竊取全球最大機密，但除非有人把它帶回家，才是真正的贏家。
中情局與其他民間機構相當不同，即使他們在字面上的規定相差無幾。在一個負責如此重要工作的機構，沒有任何事物比指揮鏈更重要。
在情報體系中，「科學怪人效應」雖然常被提及，不過若用軍事術語形容，就是後座力，意味提升美國民眾利益的政策決定，卻反而對他們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公民、政府、軍事與甚至是情報體系所指的「科學怪人效應」，包括美國募款訓練聖戰士來對抗蘇聯，結果導致賓拉登與蓋達組織的設立，還有海珊時期的伊拉克軍隊剿清，造就伊斯蘭國的興起。
在網路時代來臨前，如果要存取目標電腦，中情局必須招攬擁有觸及目標的實體途徑的線民。這顯然是危險的建議。因為線民可能在下載情報，或是植入將情報傳送給操作者的軟硬體時遭到逮捕。
正常而言，當你上網，對任何網站的搜尋，多少會直接連到擁有最終目標的伺服器。還好有被稱為來源與目標標頭的識別碼，每一次搜尋，都會昭告網路過去與未來的足跡。可以把這些標頭想像成明信片的地址。因為它們，讓網站管理員與海外情報體系更容易辨識使用者的網路瀏覽。 也許這難以相信，但中情局當時對專案人員在此情況下應做什麼，並沒有很好的答案，只能建議他們要求總部接手搜尋。
沒人明確向我解釋，為何中情局喜歡使用「職業搜尋」公司做為前端，假設某一天，他們是在巴基斯坦尋找核能工程師的公司，第二天會有一名退休的波蘭上校前來應徵。
還有一些分析師決定暫停搜尋而休息片刻時，他們會在同一部電腦登入個人臉書帳戶
Tor計畫是美國對抗國家監督的有效盾牌之一。它是免費原始碼軟體，如果謹慎使用，使用者可在幾近完美的匿名狀態下上網瀏覽。它的通訊協定是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在一九九○年代中期研發，並在二○○三年公諸於世，針對倚賴其功能的全球公民。這是因為Tor是在共同社群模式下運作，靠著全球對科技有一定專業的自願者在他們地下室、閣樓與車庫進行Tor伺服器的操作，透過將使用者網路流量轉向這些伺服器，Tor可保護網路流量的來源，就像中情局無法歸屬的系統。然而兩者差異在於，Tor做得比較好，至少效率比較高。
駭客知道如何保護情治人員的匿名性，但同時也付出讓對手與全球使用者可維持相同匿名的代價。在該情況，Tor甚至比瑞士更中立。就我個人而言，Tor改變我的生命，給我免於被監測的自由，帶我回到童年時期的自由。
坐在椅上討論如何駭入沒有面孔的聯合國建築物，在心理上容易得多。情報的技術方面不會有這麼多令人心力交瘁的直接接觸，更遑論電腦運算。螢幕距離造就了去個人化的經驗。從窗戶偷窺別人的生活，可以讓我們對自己的行動不那麼在意，減少結果帶來的重大衝突。
對話時如果你是一張新面孔，又在專業領域外，很自然地會被問到很多問題。在我經驗中，很多人會捉住機會，解釋自己非常關心的事物，顯示他們比你懂得更多。
部分專案人員如果看到合乎他們的情報價值指標，通常是具有吸引力、大約是學生年齡的女性，就會毫不猶豫將把我晾到一旁，我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對我而言，辨識線民是一項嗜好，還附贈免費晚餐。
這是常見的技巧：只要表現好奇，讓他們開口就好。
經歷一個月的不順，感到挫敗的卡爾帶著銀行家出去喝酒，並讓他喝得酩酊大醉。之後他迫使那個傢伙酒醉開車回家，而不是幫他叫計程車。當那名銀行家離開酒吧準備開車回去時，卡爾打電話給警方告知他車牌號碼，不到十五分鐘，該傢伙因酒駕而遭到警方逮捕。銀行家面臨鉅額罰款，因為瑞士的罰款主要是根據收入而定，他的執照也被吊銷三個月。這段時間，懷著虛假的罪惡感，卡爾就如同真正的朋友，開著車接送這傢伙上下班。當罰款繳清後，這名銀行家已經所剩無幾，卡爾還申請貸款資助他，最後銀行家必須倚賴卡爾，這也是每名專案人員的夢想。
特別是當他得知一切都是經過計畫，包括遭到警方逮捕等，他對卡爾的虛情假意感到被嚴的背叛，於是切斷了所有聯繫管道。
風險太高，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經過這次的經驗，令我深信通訊情報優先於人員情報的順序是有意義的。
當煙火在頭頂散開後，我正在談論這名銀行家的個案，感嘆這最後演變成一場災難，有一名成員走向我說，「下次你遇到某人，艾德，不要再去找專案人員，你只要給我們他的電郵地址，其它就由我們負責。」我沉重的點著頭，雖然我對這言論的含意一無所知。
任何時候都很難忽視日內瓦驚人的消費力，但它的鋪張浪費也尤其令人氣憤，特別是美國媒體不斷告訴我們，這是自從經濟大蕭條後，史上最慘的經濟災難時期。歐洲媒體也持續告訴我們，這是自內戰時期與路易十四之後，最糟糕的經濟危機。
Comment：2008
住在日內瓦就像住在平行、或甚至是相反的世界。當世界其他地區愈來愈窮時，日內瓦卻更為繁盛。瑞士銀行雖然並無涉及會導致崩毀的高風險交易，但他們卻很樂意藏匿從別人痛苦中獲利的金錢，而且不用為此負責。二○○八年金融海嘯，為十年後席捲至歐洲與美國的民粹危機埋下禍根，也讓我了解到，對大眾造成損害的事通常有利於菁英。美國政府在之後幾年，一再讓我更加確認這個教訓。
有鑒於美國掌握全球多數通訊基礎建設，因此美國政府參與這類大規模監控的機率應該不低。照理來說，我應該猜得出來，但我卻沒有，主因在於政府不斷堅稱絕沒幹過這類事情，而官員在法庭上與媒體前堅決否認的態度，讓少數指控政府說謊的人被視為瘋狂的陰謀論者。
國安局的太平洋技術中心（PTC）
橫田基地是駐日美軍總部，四周圍繞著高牆、鐵門與崗哨，戒備相當森嚴。此地距離我與女友在福生市（Fussa）租的公寓並不遠，腳踏車騎一小段路便能抵達，福生市就位於東京都的西邊。
進入國安局後，有兩件事令我驚訝。第一是他們的技術遠比中情局高明，其次是他們資安做得不夠、警覺心不足，包括資訊技術分隔、資料加密等都有待改進。在日內瓦為中情局工作時，我們必須每晚從電腦取出硬碟並鎖在保險箱內，且硬碟資料都經過加密處理。但國安局沒有這些規定，他們不來加密這一套。 仔細想想，這確實挺可怕的。國安局在收集網路情資方面遙遙領先其他機構，但在資安防護領域卻遠遠落後，連最基礎的災難復原或資料備份都做不好。國安局分支據點各自收集情資並儲存於自己的伺服器上頭，而頻寬限制（資料傳輸量受限）經常導致資料副本無法回傳至總部伺服器。這代表的是，若任何資料在特定分支據點遭到毀損，那國安局辛苦收集的情資就會消失不見。
想要創造一套全球災難恢復系統，或是任何種類的復原系統（涉及到無數電腦），最困難的是如何解決資料重複的難題。
想避免此問題發生，最好方法是「刪除重複數據」，也就是創造一套系統去評估檔案的獨特性。這套系統能持續掃描國安局分支據點儲存的檔案，查驗資料裡的每一個「區塊」（block），以確認此檔案是否獨一無二。只有國安局總部缺少這個檔案副本時，檔案才會被自動排程傳輸，如此便能大大減低傳輸總量。
國安局的邏輯是，收集來的情資一定得儲存起來，日後才能方便運用。但沒人能預測這些情資何時能派上用場。這樣的觀念助長國安局的終極目標，那就是將收集、製造的情資永遠儲存下來，創造出一個完美的記憶庫、一份永久的紀錄檔案。
當你想為一個專案計畫設定代號時，國安局有一套完整準則供你遵循。它有點像《易經》隨機的概念，電腦替你從表格兩個欄位隨機選取兩個字組合起來，這便成了你的專案代號，它沒有什麼含義，像是「狐狸酸」（FOXACID）與「自大長頸鹿」（EGOTISTICALGIRAFFE）等。代號的作用在於隱藏計畫目的。比方說，「狐狸酸」是國安局伺服器儲存類似網站惡意軟體版本的計畫，而「自大的長頸鹿」則負責找出支援匿名通訊軟體Tor的瀏覽器漏洞（因為Tor本身毫無破綻）。但國安局探員自視甚高、深信該局防備無懈可擊，他們通常都不按規矩行事。簡言之，他們會作弊，直到電腦選出他們要的代號組合，像是「交通賊」（TRAFFICTHIEF）這類很酷的名稱
我向你發誓，當我為備份計畫設定代號時，我沒有作弊。我發誓，真的是電腦幫我選出「大避難所」（EPICSHELTER）的。
我想起科技進展的基本道理：若可以做到某事，那代表未來可以做到，而之前也可能早就做了。
雖然說出這件事你可能會恨我，但我必須承認，我當時壓抑內心不安，甚至賣力忽視此事。我告訴自己，中國與美國的差別是很大的，中國防火長城針對國民進行審查與壓制，隔絕人民接觸到海外資訊，而美國監控系統完全是防禦取向，一般民眾根本察覺不到。就我當時對於美國監控狀況的了解，全世界的人都能透過美國網路基礎建設上網，隨意取得他們想要的資訊，中間未經過濾、沒有限制（就算有的話，也是被他們自己國家與美國企業所隔絕，但這並非美國政府管轄範圍）。只有那些有意參與聖戰士攻擊與購買惡意軟體的人，才會遭到追蹤與監控。
二○○九年剛加入國安局時，我對於該局實務情況的認識，可能只比一般人多一些。我從報章雜誌得知，小布希總統在九一一事故後授權國安局展開無數監控，其中最具爭議的是「總統監控計畫」（President’s Surveillance Program，PSP）。據《紐約時報》二○○五年報導指出，國安局在未獲得搜查令情況下執行監聽，爆料的是少數具備道德勇氣的國安局與司法部職員。
精確來說，PSP的法源依據是「行政命令」，也就是美國總統下達的指示，要求政府必須顧及法律的公平性，即使這些命令是祕密地被寫在餐巾紙上也一樣。PSP讓國安局得以收集美國與境外的電話、網路通訊情資。最引人注意的是，PSP允許國安局不必取得外國情報監控法院（FISC）搜查令便能實施監控。FISC是成立於一九七八年的祕密聯邦法院，負責審查情報單位提出的監控要求，藉此防範反越戰與民權運動期間非法監聽情事再度上演。
這些法案（包括二○○七年保護美國法案與二○○八年外國情報監視法修正案）故意使用誤導性字眼，讓人民相信他們的通訊記錄未受監控，但實情卻是政府擴大PSP權限。國安局如今不僅能收集來自海外的通訊內容，也能在未取得搜查令情況下，監控美國境內任何對外的電話與網路通訊。
雖然這份解密報告沒有提供太多新資訊，但我從中發現幾個有趣的地方。首先，整份報告呈現出「大家有什麼好抗議」的論調，其中有幾處邏輯、語言不合理之處。報告列出支持各式監聽計畫（未列出名稱、也欠缺細節）的法律論點，但授權這些計畫的單位主管都不同意接受OIG調查。從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到司法部律師阿丁頓（David Addington）與柳約翰（John Yoo）等，幾乎所有關鍵人士都不願配合，而OIG也無法強迫他們，畢竟這不是正式聽證調查。這群官員無故迴避調查，令我不得不懷疑他們默認疏失。
這證明一句古老格言：尋找遺失物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找它。當這份機密報告出現時，我終於了解為何之前遍尋不著，因為它的加密等級極高，一般人員看不到，部分主管也無權閱覽。這份報告被歸在極為少見的「嚴格控管資訊」（ECI）類別，目的在於確保機密權限較高的人也無法找到。因為職位的緣故，我對於國安局多數ECI相當熟悉，但沒聽過這一個。這份報告的完整分類名稱是：最高機密//STLW//HCS/COMINT//ORCON/NOFORN，這些名稱我也不清楚含義，但大意是：全球只有極少數人才能閱覽
在加密版提及總監察長辦公室的片段時，出現一種「收集落差」的說法。意思是：現存的監控法條（尤其是外國情報監視法）制訂於一九七八年，早已跟不上時代，當時通訊大多透過電波或電話線，而非現在盛行的光纖電纜與衛星。換句話說，國安局的意思是，現代通訊的資訊數量與速度突飛猛進，遠非美國法律所能企及（沒有任何法庭發出搜查令的速度比得上科技，即使是祕密法庭也一樣），而現實世界需要一個全球情報機構。依照這個邏輯推演，國安局大規模監控網路通訊有其必要。
此計畫的存在，顯示國安局任務已經改變，從過去「運用科技保護美國」變成「運用科技控制美國」，方法是將民眾私人網路通訊重新定義為訊號情報。
若這些通訊紀錄僅有使用時才算是「取得」，而永久留存在資料庫算是「未取得」，那這些記錄未來便有被操控的空間。美國政府重新詮釋「取得」與「獲得」的定義，從原本描述情資進入資料庫的過程，扭曲成某人（或某個演算法）未來某時刻查詢並取得資料的行為，如此一來大幅擴充執法機關的權力。政府可以隨時查詢某人過去通訊記錄，尋找構陷他入罪的理由（所有人的通訊必定含有某些事的證據）。而任何新政府（未來國安局的混帳老闆）永遠可以輕鬆按幾下鍵盤，就能立刻追蹤所有人的電話或電腦，知道他們的身分、位置、現在在做什麼、旁邊有誰，以及他們過去的一切記錄。
而meta-data就是關於數據（data）的資料。更精確來說，它其實是「數據製造出的數據」（透過標籤、標記讓數據變得有用）。但最直覺理解的方式，是將它想成「活動數據」：你在裝置上從事活動與手機自行運作的記錄。舉例來說，手機後設數據可能包括：來電日期與時間、通話長短、來電與本機號碼以及通話位置。而電郵後設數據可能包括：發信者使用的電腦類型、位置與時間，電腦擁有者、寄件人與收信人是誰，何時何地收發信，以及其他能讀取此信的人時地等。透過後設數據的幫助，監視者能得知你昨晚入睡與今早起床的時間、每天逛了哪些地方、在哪裡待了多久，以及你接觸過的對象有誰、誰又與你聯繫過。
你通常清楚知道自己製造出什麼樣的內容，像是在電話裡說了些什麼，或是在電郵裡寫了什麼。但你對於自己製造出的後設數據幾乎沒有任何掌控權，因為它是自動產生的。後設數據是由機器收集、儲存、分析與製造出來的，不需經過你的參與以及核准。
我們的法律通常落後科技至少一個世代，但如今對於通訊內容的保障卻高於後設數據，這真是極大的諷刺。事實上，情報單位對於取得後設數據有著更高興趣，因為這些活動記錄能讓他們見樹又見林，一方面賦予他們分析大量數據的能力、得以拼湊出事物全貌，另一方面又給予他們窺探個人私生活的機會、得以推斷這些人的行為模式
我在社區大學學到的日文，以及我個人對於日本漫畫與動畫的興趣，讓我能用簡單日文進行日常會話，但閱讀就比較棘手了。日文的詞語可以用一個或數個漢字來表示，而漢字有成千上萬個，根本無法一一記得。唯有當漢字附上注音假名時，我才有辦法唸得出來，而這是針對外國人與孩童的設計，因此街道號誌通常不會特別標出。
據資料顯示，納粹德國與蘇聯皆採取表面看似無害的人口普查形式實施監控。蘇聯人口普查局一九二六年執行首次普查，除了簡單統計人口外，該局別有企圖地調查國人對於自己國籍的認定。結果發現，普羅大眾多數聲稱擁有中亞血統，像是烏茲別克族、哈薩克族、土庫曼族、喬治亞與亞美尼亞族等，而權貴階級大部分是俄羅斯人，後者儼然變成少數族群。這個發現讓蘇聯領袖史達林決定根除這些文化，對這群人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再教育」。
未來的一代可能得面對充滿監控的環境，政府違法監控行為並非偶一為之、針對特定危險目標，而是持續性、無差別地擴及全國民眾。這就像是：你說的話逃不過政府耳朵，你做的事逃不過政府法眼，而你的紀錄檔案永遠留存在政府手裡。
一旦政府擁有四處收集情報的能力，加上情資得以永久儲存的系統，那他們便能隨便找個人或團體陷害，反正資料庫一定搜尋得到證據（如同我尋找機密檔案一樣），絕對能替他們安上合適罪名。
我心裡可憐這些無辜、貧窮的普羅大眾，他們是真正的受害者，一舉一動都遭到政府監控，而負責監視的是他們心愛的裝置。我告訴自己：閉上嘴巴！別小題大作，他們過得很開心、他們不在乎，你也不需要介意。快點長大吧，好好工作賺錢養家，這就是人生。
我們主要專案是協助中情局趕上最新科技（或至少達到國安局技術水平），方法是打造出當今最流行的「私有雲」（private cloud）。我們的目標是整合該機構處理與儲存資料的能力，同時讓資料不論在哪裡都能被取用。講白話就是，我們希望打造出一個系統，讓阿富汗外派人員能像中情局總部員工一樣工作。中情局經常抱怨「資料孤島」（silos）的問題，亦即：資料數量過於龐大、散落在全球各地，導致他們難以追蹤或取用（事實上，這是所有情報單位技術主管都得面對的挑戰）
我不愛用信用卡，擔心資料遭到追蹤，因此我們買東西全用現金。
情人節那天，我便買了琳賽一直想要的左輪手槍送她。
這間購物中心面積將近一百五十萬平方英尺，容納約兩百多家商店、擁有十四間影廳的AMC電影院、中式餐廳華館（P.F. Chang’s）與芝樂坊餐館（Cheesecake Factory）等。
這些商店都有打折活動，每逢假日便高掛國旗、張貼海報公告最新優惠，像是美國總統日、陣亡將士紀念日、美國獨立日、勞動節、哥倫布日與退伍軍人節等。
百思買（Best Buy）
它是一台「智慧型冰箱」，標榜具備連網功能。 這讓我驚呆了，一時不知如何反應。 銷售人員靠了過來，他以為我想買冰箱。
我記得，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異常沉默。這和我們想像中的科技未來差距太大。我唯一能想到這台冰箱連網的理由，就是取得使用者與其他家庭成員數據回報給製造商，然後讓他們販賣數據賺錢。我們付錢出賣自己的隱私，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智慧家庭」的變革可能還有五年才會到來，屆時亞馬遜Echo與Google Home等「虛擬助理」可望正大光明入住臥房，這些放在床頭櫃的裝置將近距離記錄並傳送你的一切活動，牢記你所有習慣與偏好（包含怪癖），之後再透過廣告運算法變現。我們日常生活產生的數據（或說容許生活被監控而產生的數據）能讓企業賺到大筆收入，卻讓我們的隱私蕩然無存。若說政府運用國家力量實施監控，將人民變成調查目標，那企業監控就是讓消費者變成商品，讓他們得以轉賣給其他企業、數據仲介商或廣告業者。
「雲端」的概念普遍為全民所接納，這是我從沒看過的現象。頂著這個詞彙的光環，戴爾成功把私有雲賣給中情局，正如同亞馬遜、蘋果、谷歌成功把雲端服務賣給消費者一樣。
雲是如此潔白、鬆軟與平和，高掛天空、與世無爭。雖然多雲帶來暴風雨，但一片雲能為你遮擋烈日。雲能保護你，這讓大家聯想到天堂。
雲端儲存服務協議的條文逐年增加，現在隨便一個版本都六千字起跳，大約是本書章節平均字數的兩倍。當我們選擇在線上儲存資料時，我們其實是放棄了資料的所有權。這些雲端公司可以決定為我們保留什麼樣的資料，同時任意刪除他們覺得不妥的內容。
如果資料引起爭議或違反協議的話，這些公司可以單方面刪除我們的帳號，讓我們無法取用自己的資料，但他們手中卻擁有副本，這意味著：他們能在我們未知情同意的情況下，將資料交給執法機關。
想在網路上表達自我得先學會自我保護，如此一來，自由感受遞減、趣味盡失。每次溝通都得小心翼翼；每次交易都暗藏危機。
科技巨擘壟斷了美國民眾的網路生活，絕大多數人使用的是谷歌電郵、臉書社群媒體與亞馬遜電商平台，而美國情報體系充分利用這一點，除了直接下令要求這些公司交出登入系統權限，私底下更從未停止入侵的嘗試。
對我來說，政府濫用監控特權，代表的是一個可怕的未來。所有人都遭到完全監控的世界，將變成一個全由電腦自動執法的世界。畢竟，若一個AI裝置能夠追蹤民眾違法行徑，怎可能讓他逃過法律制裁。
我開始懷疑，美國當初做出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承諾已經扭曲變形，如今變成所有人都得一視同仁地遭到監控欺壓。
Comment：法律面前窮人XX
幾乎所有社會都存在許多不成文與成文的法律，其中有些條文早已過時，有些甚至連聽都沒聽過。舉例來說，馬里蘭州刑法第10-501條規定，通姦屬於輕罪行為、須支付十美元罰款。而根據北卡羅來納法律第14-309.8條規定，玩賓果遊戲超過五小時便算犯法。這些法律制訂於保守年代，卻不知為何從未遭到廢除。
Comment：absurd
事實上，我媽也患有此病，有陣子還曾經歷「癲癇大發作」（grand mal）：她口吐白沫、四肢與身體搐動，直到失去意識、全身僵直。我不敢相信，我竟然沒聯想到這個疾病。但我媽在患病期間也曾否認長達數十年，她將經常跌倒歸咎於「笨手笨腳」、「肢體不協調」。她一直到三十五歲以後癲癇大發作時才確診得到此病，而在服用藥物一陣子後，她的症狀就消失了。
癲癇發病的症狀極為複雜。依照不正常放電位置的不同，患者會出現不同症狀。若是大腦聽覺中心出問題，那患者會聽到嗡嗡耳鳴聲。若是視覺中心出狀況，那患者眼睛會一片黑暗或閃過亮光。若是像我一樣腦部深層核心區域出現差錯，那便會嚴重眩暈。若我能即時察覺警訊，我便能及早因應癲癇發作。在癲癇的領域裡，這些警訊稱為「先兆」（aura，亦即患者本體感覺），雖然從科學事實的角度來看，先兆其實就是發作本身。
過去十年來，我們看到美國製造一系列的悲劇：阿富汗戰爭永無止盡、伊拉克政權不斷更迭、關押恐怖分子的關塔那摩灣監獄人滿為患，美國政府非常規引渡、拷問並發動無人機襲擊殺害平民（包括美國民眾在內）。而在美國境內，國土安全部嚴格審查一切事物，每日發布恐攻威脅層級（紅色代表嚴重、橙色高度警戒、黃色則是威脅升高），而自《美國愛國者法案》實施後，公民自由逐漸遭到侵害，諷刺的是，這是我們過去自稱誓死捍衛的權利。
打擊恐怖主義是美國實施絕大多數監控計畫的官方理由，特別是在這個人心惶惶、投機主義盛行的時刻。但其實恐懼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而樂於編造藉口授權使用武力的政治體制則是最大幫凶。
據新聞報導，全球各地出現抗議動亂，包括突尼西亞、利比亞、埃及、葉門、阿爾及利亞、摩洛哥、伊拉克、黎巴嫩與敘利亞等。這些地區的抗議人士遭捕入獄、受盡折磨，甚至當街遭到政府特務槍決。在這些殘暴政權當中，有許多是由美國協助扶植起來的。這場「阿拉伯之春」造成不少傷亡，使得新聞熱度持續增溫
面對如此性命堪憂、生活貧乏的狀況，我不禁懷疑自己對於政府監控與侵犯隱私的憂慮是否過於誇大、甚至是無病呻吟，但我只需要多留意一下上街抗議民眾的訴求（像是在開羅、沙那、貝魯特、大馬士革、阿瓦士與庫茲斯坦等，這些都是阿拉伯之春與伊朗綠色運動席捲的城市），便可知道我自己絕非杞人憂天。群眾呼籲終結壓迫、審查與工作不穩定。
我們根本無法忽視隱私的重要性，因為這與公民自由是相互依存的，你放棄自己的隱私，也會犧牲掉別人的隱私。你可能因為怕麻煩而選擇放棄此權利，或者你和多數人想法一樣，認為只有做不光明的事才需要隱私保護。但是，聲稱自己不需要或不想要隱私，因為沒有什麼事好隱瞞的這種說法，是假定所有人都不該或不能隱瞞任何事情，像是他們的移民身分、失業歷程、財務狀況與健康紀錄等。你假定，所有人（包括你在內）都樂於與他人分享宗教信念、政黨傾向與性生活，就如同有些人隨意透露自己的電影、音樂品味與閱讀偏好一樣。
如同夏威夷在歷史上向來是一個重要的中繼站，美國軍方不只將這個島鏈做為太平洋中的船隻與飛機加油站，她也成為美國通訊的重要交換點。其中包括本土四十八州和我之前工作地日本與其他亞洲外站之間交流的情報。
三年後，我決心找出是否真的存在一個美國全民監視的系統，如果真的有，它是如何運作的。
醫師跟我說，夏威夷的氣候與較為悠閒的生活方式或許對我的癲癇有幫助，因為缺乏睡眠是發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這項調職消除了主要難題：從「坑道」只要騎自行車便可到達庫尼亞的一些社區，那裡是這座島嶼乾燥、紅色的內陸寧靜核心。
不過，我最後還是屈服了。我很高興我這麼做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宴會本身──雖然火舞值得一看──而是海邊一個小圓形劇場引起眾人圍觀的耆老。他是夏威夷本地人，一名博學之士，有著柔和、濃重鼻音的島嶼嗓音，他正向一群圍坐在火邊的人訴說這個島嶼原住民的起源故事。 最令我心動的故事是十二個神聖島嶼。傳說中，太平洋上有十二座美麗純淨的島嶼，而月有淡水，必須保持神祕，以免遭到人類破壞。其中三個尤其受到尊敬：Kanehuna-moku、Kahiki和Pali-uli。住在這些島上的神決定將島嶼隱藏起來，因為祂們認為人們只要看到這些土地一眼必然會瘋狂愛上。祂們考慮了各種把島嶼藏起來的不高明手段，例如把它們染成大海的顏色或者把島嶼沉到海底，最後決定讓島嶼漂浮
不高明手段，例如把它們染成大海的顏色或者把島嶼沉到海底，最後決定讓島嶼漂浮在空中。 島嶼浮到空中後，便由一個地方吹到另一個地方，不斷移動。特別是在日出及日落，你或許以為在地平線遠方看到其中一座。可是當你指給別人看的時候，它可能突然間又漂走了，或是變化成其他形狀，比如，一座浮石筏子、火山爆發時噴出的一大塊岩石，或是一朵雲彩
我在進行搜查時，不斷思索這則傳說。我想要揭發的真相正好比這些島嶼：奇特的保存物，一堆自以為是、狂妄自大的統治者相信必須要保持祕密，不讓人類知道。我想要知道國安局究竟有多少的監視能力；他們是否及如何超越該機構的實際監視活動；誰准許他們這麼做；誰知道他們這麼做；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些系統實際上如何運作，包括技術方面與組織方面。
我正在做的事，令我想起一部關於繪製地圖的紀錄片，尤其是在還沒有繪圖與全球衛星定位之前的時代，繪製航海圖的方法。船長寫日誌，並標記他們的座標，在陸地上的地圖製作者再設法加以解讀。經由這種資料的逐步累積，過了數百年，太平洋的全貌才被世人知道，所有島嶼才被發現。
我向來喜歡教課，和做學生相比，當然更喜歡教課，在我理想幻滅的初期、駐日即將結束時以及在戴爾的時期，我都覺得如果我這輩子要繼續情報工作，最不會跟我的原則妥協、且最能挑戰我的心志的職務必然是教課。
他的回應令我聯想到情報界科技面的異常特性：在我讓他進入之後，他的憂慮立刻變成好奇。他或許會懷疑一個人，但從未懷疑過一部機器。他現在可以看到「心跳」只是在做它該做的事，而且做得很完美。
○一一年簡報檔中的一堆投影片，用六個面向來描述國安局新的監視立場：「無所不嗅，無所不知，無所不收集，無所不處理，無所不利用，無所不合夥」。這不過是公關講法，行銷術語。它的目的是要讓美國盟國留下印象：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和英國，美國分享情報的主要國家（加上美國，即為五眼聯盟，Five Eyes）。「無所不嗅」表示找尋資料來源；「無所不知」表示查出有些什麼資料；「無所不收集」表示獲取那些資料；「無所不處理」表示分析資料以找出可用的情報；「無所不利用」表示利用那些情報以推動國安局的目的；「無所不合夥」表示與盟國分享新的資料來源。
可是我所找到的這份法院命令明白表示，國安局祕密地將這項授權詮釋為一份許可，可收集所有「企業紀錄」、後設資料、經由威瑞森（Verizon）、AT&T等美國電信公司的電話通訊，「在經常性的日常基礎上」。當然，這包括美國公民之間的電話通訊紀錄，而此舉是違憲的。
身為一個不斷被要求加快速度與提高產能的系統工程師，我十分清楚這些機構有時會在實際研發出技術之前就搶先公布，有時是因為一個懸崖型推銷人員承許過多的承諾，有時是出於純粹的野心。
網址其實是一項請求，這項請求會去找它的目的地伺服器。在旅程的途中，在你的請求抵達伺服器之前，便會經過「亂流」（TURBULENCE），國安局最強大的武器之一
假如「混亂」覺得你的流量可疑，就會通知「渦輪」，後者便會將你的請求轉到國安局的伺服器。在那裡，演算法會決定要用該機構的哪個惡意程式來監控你。這個選擇係依據你瀏覽的網站種類和你的電腦軟體與網路連結。選定的惡意程式回傳到「渦輪」（經由QUANTUM套裝軟體的程式，如果你好奇的話），再由後者注入流量頻道，連同你請求的網站一同傳送給你。最終結果是：你得到你想要的內容，連同你不想要的監視，而這一切在不到六八六毫秒便發生。你完全不知情。
現在我把它從頭到尾看完了，從正文到修正案，我很驚訝地發現，權利法案（也就是憲法的前十個修正案）當中有整整一半，都是刻意要使政府執法更加困難。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條修正案，都是刻意、小心翼翼地設計成讓政府在行使權力和進行監控時，變得更加沒效率、產生更多阻礙。
尤其是第四條修正案，它保護人民和人民的財產不受政府的監視：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據，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證，並具體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和扣押狀。
從當年的憲法日到現在已經超過了一個世紀，雲端、電腦、手機已經變成了我們的家，如同實際的房子一樣那麼的隱密、私人。如果你不認同這句話，那麼請回答我這個問題：你願意讓你的同事一個人待在你家一個小時，還是讓他看你已經解鎖的手機，就算只是十分鐘而已？
美國國家安全局認為，你已經將手機裡的紀錄「分享」給了「第三方」──也就是你的電信商，因此你已經失去了憲法保障的隱私權。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在分析師主動調查已經自動收集來的資料時，才算是「搜查」或「扣押」，而演算法並不算。
如果憲法的監督機制有適當運作，針對第四條修正案的這種極端解釋──也就是使用現代科技就等於放棄你的隱私權，一定會被國會和法庭拒絕的
然而若要在數位時代保護美國人民的隱私，這三個部門都各自失效了，讓整個系統停擺並失控了。
立法部門，也就是國會兩院，很樂意放棄他們的監督角色──美國情報體系的政府及承包商員工越來越多，然而能得知美國情報體系的能力範圍和行動內容的國會議員卻越來越少，到最後只有少數幾個特定的委員會成員能夠在密室會談中得知。
只有三個部門獨立運作時，憲法系統才能完整地運作。這三個部門不只是失敗，而是刻意失敗並且合作，結果產生了不被懲罰的文化。我這才發現，我以為最高法院、或國會、或想要和小布希政府做出區別的歐巴馬總統，會讓美國情報體系為任何事情負責，這是多麼瘋狂的想法。是時候面對事實了，美國情報體系認為自己高於法律，而這套規則如此遭到破壞，證明他們這樣想是對的。
以我來說，我不考慮向「指揮鏈」報告，美國情報體系喜歡稱它為「適當的管道」，就像那十個華倫號上的船員一樣。
像美國國家安全局這樣的機構，已經是結構性的失職了，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某種特別的做法。適當的管道只會變成陷阱而已，用來抓捕異端分子和對他們不利的人。
在歐洲語言當中，同樣的詞彙通常根據歷史背景有著令人擔憂的政治涵義。法文在二十世紀時大多使用dénonciateur這個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詞被用來指稱替德國工作的「告發者」（denouncer）、「線民」（informant），因此改為使用lanceur d’alerte（發出警報的人）。德文這個語言一直糾結於其文化中曾出現納粹和史塔西（Stasi，國家安全機構）的歷史，從原本的Denunziant和Informant進化到不夠令人滿意的Hinweisgeber（給予提示的人）、Enthueller（揭發者）、Skandalaufdecker（揭露醜聞的人），甚至是明顯政治化的ethische Dissidenten（有道德的異議者）。然而德國人在網路上不常使用這些詞彙，說到網路方面的揭露，他們就是直接使用吹哨者（Whistleblower）和動詞洩漏（leaken）。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政權，他們的語言會採用含有貶義的「告密」（snitch）和「背叛者」（traitor）。在這樣的社會當中，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自由媒體，才能使用帶有更多正面意義的詞彙，或創造一個不將揭發形容成背叛、而是形容成光榮義務的全新詞彙。
現在，「洩密」（leaking）和「吹哨」（whistleblowing）這兩個字通常被認為是可以互換使用的。但是我認為「洩密」這個字的一般用途是錯的。它應該被用在洩密者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或追求機構目的或政治目的而揭露時。說得更精確一點，我認為洩密應該是比較接近「植入」或是「宣傳播種」（propaganda-seeding），選擇洩漏一些受到保護的資訊，目的是操弄大眾意見，或影響決策過程。很少有「不具名」或「匿名」的高級政府官員洩密給記者，不是為了自己、自己的辦公室、自己政黨的利益。
我近期的印象中，最明顯的就是有關美國出生的極端主義教士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ulaqi）在葉門遭到法外處決的洩密了。歐巴馬政府不遺餘力地向《華盛頓郵報》及《紐約時報》宣傳他們對奧拉基進行的無人機攻擊，這樣就是默認了中情局的無人機計畫，以及他們的「處置矩陣」（disposition matrix），也就是暗殺名單的存在，這兩者都應該是最高機密。此外，政府還間接證實了他們不只會進行暗殺活動，還會暗殺美國公民。這些洩密，再加上配合媒體宣傳，驚人地證實了美國對待機密時會視情況改變做法──為了讓政府可以持續做出有罪不罰的行為，一定要保持祕密，但如果政府想要搶功勞，隨時都可以打破祕密。 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才能完全理解美國政府和洩密的關係。如果有意料之外的好處，他們就會原諒「未經許可的」洩密，並且在「經過許可的」洩密造成傷害時選擇遺忘。然而同樣都是造成傷害、而且不是經過許可的洩密，它們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但市政府卻會做出不同的反應，是什麼因素造成有的揭露可以被允許？有的卻不行？
答案就是權力和控制。如果這次揭露不會威脅到一個機構的基礎權力，才有可能被接受。
依照我的定義，「吹哨者」是一個人經歷了艱苦的經驗，認為他們在機構內的生活已經不符合外界廣大社會的原則，以及對這個社會的忠誠，而這個機構應該要對社會負責。這個人知道自己不能持續待在這個機構了，也知道這個機構不能或不會被廢除。然而，重組這個機構卻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吹響哨子，揭露資訊，讓機構負擔來自大眾的壓力。
要揭發一個祕密計畫，就必須揭發更大的機密系統，揭發它，不是因為美國情報體系宣稱自己是國家的絕對權力，而是美國情報體系濫用這種有限的特權來顛覆民主監督。如果不揭發這整個機密系統，就不可能恢復公民和政府之間的權力均衡。這種希望能恢復的動機就是吹哨的基礎──揭露不是因為對政府有異議或是反對才做出的激進舉動，而是為了掉頭而做出的普通舉動──讓船掉頭回港，在這裡它會被拆解、整修、補起洩漏的地方，才能有重新出發的機會。
他們並不是沒有注意到職權濫用，只是沒有興趣，缺乏這樣的好奇心並沒有讓他們變得邪惡，而是可悲。無論他們來到美國情報體系是出於愛國主義還是機會主義，都不重要，一旦他們進入了機器，就會成為機器。
由於害怕政府對任何我所揭露機密的實體或平台進行報復，曾暫時讓我考慮用個人身分登出這些檔案。這將是最方便與安全的方式：只要收集最令我不安的文件，把它們公布在網上，然後散布連結。不過最後我沒有採取這項方式的原因之一，是與認證有關。許多人每天在網路發布「機密文件」，當中有許多包括時間旅行的科技與外星人。我不想要那些可信度很高的檔案，淪為這些荒謬言論，並在混亂中消失無影。
哪些人呢？他們是誰？這也許很難記得或想像，但我首次考慮挺身而出時，吹哨者首選的論壇就是維基解密（WikiLeaks）。儘管對國家權力充滿了高度質疑，不過在那時候，它的許多運作方式就像傳統的出版業者。維基解密經常加入主要國際刊物，像《衛報》、《紐約時報》、《明鏡》周刊（Der Spiegel）、《世界報》（Le Monde）與《國家報》（El Pais）之列，刊登有來源提供的文件。從這些新聞組織在二○一○到二○一一年刊出的報導當中，若以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的連結關係，以及作為保護來源匿名性的防火牆而言，維基解密是最有價值的媒介。
哪些人呢？他們是誰？這也許很難記得或想像，但我首次考慮挺身而出時，吹哨者首選的論壇就是維基解密（WikiLeaks）。儘管對國家權力充滿了高度質疑，不過在那時候，它的許多運作方式就像傳統的出版業者。維基解密經常加入主要國際刊物，像《衛報》、《紐約時報》、《明鏡》周刊（Der Spiegel）、《世界報》（Le Monde）與《國家報》（El Pais）之列，刊登有來源提供的文件。從這些新聞組織在二○一○到二○一一年刊出的報導當中，若以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的連結關係，以及作為保護來源匿名性的防火牆而言，維基解密是最有價值的媒介。
雖然當我決定要直接跟記者揭露時，我暫時鬆了一口氣，不過我心中仍存有一些疑慮，主要與我的國家最知名媒體有關，特別是美國報紙《紐約時報》。每當一想到接洽《紐約時報》，我自己便開始遲疑。該報曾登出維基解密的報導，凸顯它敢觸怒政府的決心，但我還是無法停止想到它先前對記者李克特布勞（Eric Lichtblau）與賴真（James Risen）所寫，有關政府無證竊聽等重要文章的處理態度。
如果《紐約時報》或任何報紙，對我做出類似的事，如果它拿走了我的資料、寫成報導，並將報導送去審查，但最後卻不刊出，那我就完蛋了。鑒於我是提供資料的來源，這等於是報導尚未公諸於世前，我就已經成為階下囚。
對於第四權居民，我至少知道兩件事。他們爭取獨家新聞，而且對科技所知甚少。由於缺乏專業知識或是對科技的興趣，以至於在我收集有關大規模監控資訊過程時，記者錯失兩件令我震驚的事件。 第一件是國安局宣布要在猶他州布拉夫戴爾（Bluffdale）興建龐大的新資料設備。前者將它稱為大規模數據資料庫（Massive Data Repository），直到一些擅長公關的人士認為如果成立後，可能很難對外解釋成立原因，因此重新改名為任務數據資料庫（Mission Data Repository），因為只要不改變縮寫，就不用改變所有簡報的投影片。MDR預定將興蓋四間兩萬五千平方英尺的大廳，內部將放置伺服器。它將儲存龐大的資料，基本上是整個地球的生命模式演變史，還有藉由民眾的手機、手機與電話、電話與網路，與這些網路流量的活動概要等，所展現出來的人類生活紀錄。 唯一注意到這項宣布的知名記者是詹姆士．班福德（James Bamford），他在二○一二年三月為《連線》（Wired）雜誌寫過一篇相關報導。雖然之後在非科技類媒體還有幾篇後續文章，但都沒有進一步深入報導。
我從這裡學到一個教訓就是，如果我的揭密想要有效，我除了要把檔案交給記者，幫助他們解讀這些文件。我還必須成為他們的合夥人，提供技術訓練與工具，協助他們準確與安全的報導。採取這項行動意味我已涉入到情治工作中的最嚴重罪行之一：其他情治人員犯的是間諜、煽動叛亂與叛國罪行，我卻是協助與教唆新聞行為。
我決定，最好的合夥人應該是國家安全機構已經鎖定的記者。
蘿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是一名紀錄片導演，主要關注的題材是九一一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她的作品《我的國家、我的國家》（My Country, My Country）描寫二○○五年伊拉克大選，在美國占據下（及干擾下）進行。她的另一個作品《計畫》（The Program），則是有關國安局加密專家威廉．賓尼（William Binney），透過正式管道對STELLARWIND的前身TRAILBLAZER指出質疑，卻被指控洩漏機密。
格倫．格林華德（Glenn Greenwald）曾是人權律師，後來成為Salon網站的專欄作家，早在二○○九年，他是少數在該網站寫作有關非機密版國安局總監察長報告的作家之一，後來他為美國版《衛報》工作。
直到你拼了命去做，彷彿這攸關你的生死，否則你很難體會要在網路上維持匿名是多麼辛苦。
舉例來說，藏身處的地址用浴室隔間的塗鴉做為密碼，或是隱藏在分類廣告的縮寫當中。想想冷戰時期的情報交換術，寫在信箱上的粉筆記號，暗示祕密包裹正藏在公園一棵內部已被挖空的樹。
另外，每個無線裝置，從手機到筆電，都有全球性的獨特辨別標示，稱為MAC（機器存取位址），它會在連接的每個存取點留下紀錄，可視為使用者行動的鑑定標誌。
我帶著可執行TAILS的低價筆電，這是Linux開發的「健忘」作業系統，意味一旦關機，所有資料都會消失，一旦再次啟動，一切又重新開始，沒有任何登錄或記憶的痕跡。TAILS讓我輕易「欺瞞」或偽裝筆電的MAC：無論何時連接到網路，它都會留下其他機器的紀錄，與我無關。更好用的是，TAILS也有內建支援，連結到匿名的Tor網路。
在電腦運算中，將讀取、寫入、執行這三項功能稱為權限，它們決定你在一部電腦或電腦網絡的權限範圍。有了讀取一個檔案的權利，你便能存取其內容；有了寫入的權利，你便能修改它。執行則是指你能夠驅動一個檔案或程式，使它依照你所下達的指令行動。
但我在進行這一切的時候不能被抓到，也就是我自己不能被讀取、寫入及執行。
別管隨身碟了，以它們相對少量的儲存空間而言，檔案體積太大了。我用的是SD記憶卡──SD是Secure Digital安全數位的縮寫，事實上，我用的是迷你與微型SD卡。
其中幾次，我把記憶卡放在我的襪子裡，在我認為風險最大一次，我放在嘴巴裡，必要時就把它吞下去。最後，等我有了信心，而且確信我的加密方法之後，我就把記憶卡放在我的口袋裡。它們不會觸動金屬探測器，就算被抓到，我只要說我根本不記得自己帶了這麼小的東西，又有誰會起疑心呢？
可是，記憶卡也有一個缺點：它們的寫入速度超慢。複製大量資料的時間總要很久，超乎你的想像，而且複製到包覆於塑膠的迷你矽晶圓的時間，往往比複製到硬碟來得更久。而且，我不只是複製，我要複寫、壓縮、加密，這些程序無法同時完成，因此我把在工作時所學會的技能全部用上。我在國安局的主要工作就是儲存，將情報體系濫權的證據製作異地（off-site）備份。
了解國安局的監控系統之後，我得到一個意外收穫，就是我更加了解自己會遇到的危險。換句話說，了解這個機構的體系也讓我學會怎樣才不會被他們捉到。在這方面，我參考政府指控背叛機構幹員的起訴書──他們大多是真正的歹徒，用情報體系的術語來說，將機密資訊「滲漏」（exfiltrate）出去以牟利。我儘可能收集及研究這些起訴書，畢竟負責調查情報體系所有犯罪的聯邦調查局，都會很自豪地清楚說明他們是如何逮到嫌犯，相信我，我不介意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看起來，幾乎在所有案例中，聯邦調查局會等到嫌犯完成工作、快要回家時才動手逮捕。有時，他們甚至會讓嫌犯把資料帶出敏感分隔資訊設施（SCIF）──帶進公開場合、不會被監控的建築或房間，這種行為本身即構成聯邦犯罪。
我想盡辦法要解決後設資料的問題。我擔心萬一我沒有去除文件的辨識資訊，記者解密及開啟文件的瞬間，我就會被扯出來。但是我也擔心，若徹底清除後設資料，我便有可能更改了資料，無論何種形式的更改，都會被懷疑其正確性。個人安全，抑或公共利益，何者更為重要？這或許聽起來像是簡單的選擇，但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鼓起勇氣決定冒險，讓後設資料原封不動。 我決定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我擔心即使去除我已知的後設資料，還是會有其他我不知道及無法掃描的數位浮水印。另一部分的原因是，單使用者（single-user）文件的痕跡很難清除。單使用者文件是程式碼設定單使用者模式，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新聞編輯決定告知政府，政府便會知道其來源。有時獨特的標識是隱藏在日期和時間戳（time-stamp）的程式碼，有時則是圖表或標誌的微點（microdot）。
大部分使用電腦的人，都認為在讀取、寫入和執行之外，還有第四種權限，亦即「刪除」。
但事實上，我們以為的刪除技術從來不曾存在過。刪除不過是一種詭計、一種臆想、一種謊言，是一個電腦為了讓你安心而跟你說的不高明謊言。雖然刪除的檔案在你眼前不見了，卻沒有真正消失。就技術而言，刪除其實只是一個過渡的形式，一種寫入的形式。一般來說，當你按下刪除一個檔案，它的數據仍安然無恙，深埋在磁碟的某處。有效的現代作業系統，並不會單純為了刪除而設計用來在磁碟裡深入搜尋。相反的，只有電腦的檔案表，也就是記錄每個檔案儲存所在的地圖，被改寫為：「我不再使用這個檔案，且此檔案已經失去重要性。」意思是說，就像在一座廣大圖書館裡被忽略的一本書，原本應該消失的檔案，只要你努力的找，還是可以找到。如果你只是消除書目，書本本身是仍然存在的。
下回你複製一份檔案時，不妨想想為什麼複製檔案要花那麼久的時間，但是刪除檔案只需要一下子。答案是，刪除僅僅是把一個檔案隱藏起來而已。
二○一二年剩下沒幾天時，壞消息出現：能夠禁止五眼聯盟一些最知名成員進行全民監視的法律屏障，原本就已經所剩無幾，現在更是徹底瓦解了。澳洲與英國政府提出法案，強制紀錄電話與網路後設資料。這是名義上的民主政府首度公開宣誓他們的野心，要設立某種監控時光機，好讓他們在技術上可以將任何人生活裡過去數個月、甚至數年期間的事情倒帶。
刪除是監視者的美夢、被監視者的噩夢，加密則是、或者說應該是所有人的現實。這是對抗監視的唯一真正屏障。如果你的儲存磁碟一開始就加密，你的敵人就無法在裡頭翻尋你已刪除的檔案或是任何東西，除非他們有加密金鑰。
加密金鑰是一個線索，讓電腦可以解答一組數學問題。你將尚可讀取的數據，稱為明文（plaintext），放進加密演算法的一端，另一端就會出來無法理解的東西，稱為密文（ciphertext），也就是加密後的資料。
在涉及較為安全、較長金鑰的演算法，困難度便相當之高。我們假設一名攻擊者花一天的時間破解一組六十四位元的金鑰──以二的六十四次方種可能方法之一來攪亂你的數據（18,446,744,073,709,551,616種不同排列），那麼他就要花加倍的時間，也就是兩天，才能破解一組六十五位元的金鑰，四天才能破解六十六位元的金鑰。破解一組一百二十八位元的金鑰要花上比一天多出二的六十四次方倍的時間，亦即五億年。
政府想要取得加密通訊的話，只有兩個選項：追捕金鑰持有者或者取得金鑰。前者的話，政府可以壓迫設備製造商，讓他們刻意銷售會執行錯誤加密的產品。或者他們可以誤導國際標準組織，接受設有「後門」──即祕密存取點的錯誤加密演算法。至於後者，政府可以鎖定攻擊那些通訊的端點，也就是執行加密程序的硬體和軟體。通常，這是所謂的漏洞攻擊。或者他們可以利用碰巧發現的弱點，用它來駭入及竊取你的金鑰，這種技術是罪犯率先使用的，但今日卻被主要國家的公權力所接受──即使這代表國家在重要國際基建的網路安全保留了嚴重漏洞。
我們保持金鑰安全的最佳方法叫做「零知識」（zero knowledge），這個方法可以確保你想要儲存在外部的資料，例如一家公司的雲端平台，在你上傳前經由你的裝置執行的演算法加密，而且金鑰絕對不會外洩。使用零知識方法，使用者握有金鑰，而且只有使用者知道。沒有公司、機構或敵人可以取得。
我的磁碟機金鑰包括類似這種安排，但有些變化：我在說出大多數的咒語時，自己保留了一個。我的魔法咒語隱藏在各處，若是我毀滅自己所保留的那一個，就永遠毀滅取得國安局機密的途徑。
在我日後交給新聞記者的文件裡，國安局形容XKEYSCORE是「最為全面性」的工具，用以搜尋「使用者在網路上所做的幾乎每一件事。」
你在這個介面可以輸入幾乎所有的地址、電話號碼或IP網址，然後搜尋近期的線上活動。在某些個案，你甚至可以重新播放他們線上對話的紀錄，你可以看到他們桌機螢幕畫面。你可以閱讀他們的電郵、瀏覽紀錄、搜尋紀錄、社群媒體貼文，所有的一切。你可以設定通知，每當你關注的人員或裝置上線時就會跳出通知。你可以搜尋網路數據封包，看到一個人的搜尋逐字跳出，因為許多網站在每個字母鍵入時便會傳輸出去。這就像看著一份「自動完成」（autocomplete），螢幕上閃過字母與單字。但是，輸入動作的不是電腦而是人類：這是「人工完成」（humancomplete）。
剛開始我擔心我如果搜尋國家高層，我會被逮到並被革職，或者更糟。可是，要偽裝一項搜尋其實很簡單，即使是最知名人物，只要用一種電腦格式將我的搜尋條件編碼即可，那種格式在人類看起來像是塗鴉，但XKEYSCORE卻能完美理解。如果有哪位負責審查搜尋的督察人員費事去深入檢查，他們只會看到片段的亂碼，但我卻能夠搜尋最高法院法官或國會議員最私密的活動。
無論如何，當分析師想到濫用系統時，他們在意的不是專業上的目的，而是個人目的。這導致一種稱為LOVEINT（愛人情報）的行徑，這是對於HUMINT（人員情報）及SIGINT（訊號情報）的下流笑話，對情報的嘲弄。
其中一人向我仔細說明他的目標的安全例行公事時，我才明白攔截的裸照是一種非正式的辦公室貨幣，因為他的同事不停坐在椅子上轉動，用一個笑容來打斷我們說：「瞧瞧她。」我的指導者千篇一律回答：「中獎了！」或「好極了！」彷彿有一條不成文的交易規定，假如你找到一張漂亮目標的裸照或影片，或是跟監控目標通訊的人的裸照或影片，至少在沒有女性在場的時候，你就必須秀給其他人看。這樣才能知道你可以信任彼此：你參與了其他人的犯罪。
這個男孩的父親，和我的父親一樣是一名工程師，但和我的父親不一樣的是，這個人並不是為政府或軍方工作。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學術人士，因為寄出一份求職信給伊朗的一所研究性大學，而被監控拖網給撈到了。
。 在我往返庫尼亞沿街掃描時──原本二十分鐘的車程可能變成兩小時的無線網路掃描──我都在搜尋不同國家，想要找尋跟記者碰面的地點。感覺上我是在挑選自己的監獄，甚至是墓園。五眼聯盟的國家顯然都不在考慮之列。事實上，所有歐洲國家也都剔除，因為你不能指望這些國家在面臨美國強大壓力之下，還能堅守拒絕引渡政治犯的國際法。非洲與拉丁美洲也去不得，美國在當地向來有犯罪也不會被處罰的紀錄。俄羅斯也被排除，因為那是俄羅斯，而中國是中國：這兩國完全無法無天。美國政府不必做什麼事，只要指著地圖，便可以抹黑我。中東的情況更糟糕。有時看起來，我人生最艱鉅的駭客任務不是搜索國安局，而是找尋一個獨立到足以抵抗美國、且自由到不會干涉我的行動的會面地點。 經過一番消去法，只剩下香港。就地緣政治而言，那裡是我所能找到最接近無人區（no-man’s-land）的地方（在雙方發生戰鬥之前，無人敢進入的地帶），但有著蓬勃的媒體和抗議文化，更別說網路大致上不設限。那裡是一個奇異的地方，一個開明的世界城市，表面上的匿名可以隔絕我與中國，至少限制北京在當下公然對我或記者採取行動的能力。雖然香港實際上屬於北京勢力範圍，但可以減少美國片面干預的可能性。但在無法保證安全的情況下，這已足夠讓我有緩衝時間。反正，我不會有什麼好下場：我所能期望的最佳情況是在我被逮捕前，把真相公諸於世。
我把自己關在美麗華酒店，足不出戶，選擇在這入住，是因為它位於熱鬧的購物與商業區中心。我將「請勿打擾」牌子掛在門把上，不讓清潔人員隨便進入。整整十天，我沒離開過房間一步，因為我擔心外國間諜會趁機潛入安裝竊聽器。此事如此重大，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格倫甚至說，他以為會遇到年紀更大的人，像是菸酒不離手、罹患癌症末期，內心備受折磨的老人家。他不解的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他不斷確認我的年紀）怎可能接觸到如此敏感的資料，又怎會願意賭上自己的人生。
唯有先在媒體前現身，向大家介紹我自己，我才有機會反擊。我可以給予媒體一些個人資訊，以滿足他們高漲的好奇心。也許再附上一份聲明：重要的不是我個人，而是美國民主機制遭到破壞。之後我立刻消失無蹤、人間蒸發，這就是我的計畫。
舉例來說，若我先安排好飛到某國或尋求庇護，那我可能會被稱為外國間諜。而若是我返回美國的話，我能想到最好的情況是：我一下飛機就遭到逮捕，然後美國政府以間諜法的罪名起訴我。
像我這樣處境的人，根本不被允許在法庭上抗辯，無法主張我洩露給媒體的資料涉及公共利益。即使是多年後的現在，我仍然無法援引這些爆料所帶來的好處，像是促使國會修改監控法律或讓法庭裁定某些監控計畫非法，或是逼迫司法部長與美國總統承認大規模監控的討論有其必要，而這能讓美國變得更強大。若我回國的話，以上這些公共利益在法庭上會被認定為無關緊要、不予受理。
我非常喜歡羅伯特，他充滿理想、不畏辛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成為他的客戶與摯友是我的榮幸。除了他專業的律師執業能力外，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尋找住處的創意。當所有記者找遍全香港五星級飯店時，他帶我來到最貧窮的社區並介紹客戶給我。他們是將近一千兩百位遭香港遺忘的難民中的其中幾位。在中國的施壓下，香港接納難民成為永久居民的比例僅有百分之一。我通常不願透露他們的姓名，但既然他們勇敢地在媒體前曝光，我也就不客氣了。他們是來自菲律賓的羅德爾（Vanessa Mae Bondaliam Rodel），與來自於斯里蘭卡的三位難民：普什帕庫馬拉（Ajith Pushpakumara）、凱爾拉帕塔（Supun Thilina Kellapatha）與諾尼斯（Nadeeka Dilrukshi Nonis）。
他們提供我三餐、讓我洗澡、供我睡覺，他們保護了我。很難想像，他們擁有這麼少，卻給予這麼多。
他們的好客與友誼是天賜的禮物，這個世界擁有他們是幸福的。因此，當多年時間過去，普什帕庫馬拉、凱爾拉帕塔、諾尼斯與她的女兒的庇護申請仍未通過時，我為此感到痛心。我感激這群人，同時也不滿香港官僚政府持續拒絕庇護，畢竟這傷害了他們最基本的尊嚴。像這麼正直、無私的人都無法獲得國家保護，那絕對是這個國家的損失。幸好，在這本書出版前，羅德爾與她的女兒獲得加拿大庇護，這給了我些許希望。
正當美國國務院提出引渡要求之際，我的律師收到聯合國難民署的回應，他們表明無法協助我取得庇護。而香港政府（不論是否受到中國施壓）抗拒聯合國呼籲，不願在他們的領土上提供我國際保護，並宣稱他們必須顧及美方要求。換句話說，香港要我回到美國並在牢中向聯合國求助。我不只是孤單一人，且在各國都不受歡迎。如果我想自由地離開香港的話，我必須現在就走。我清空手中四部筆電資料並銷毀加密金鑰，這代表我再也無法取用機密文件，即便美國政府強迫我也無法做到。我將僅有的幾件衣服打包好便起身離開。「芳香的海港」根本沒有我容身之處。
在一九○○年代晚期、二○○○年代初期時，民主社會主義領袖順勢崛起，像是玻利維亞、阿根廷、巴西、巴拉圭與委內瑞拉等國，而拉斐爾．柯利亞（Rafael Correa）也靠著這股浪潮於二○○七年當上厄瓜多總統。他上任後推動一連串的政策，試圖抵抗與逆轉美帝主義在該區的影響。其中一項措施反映出他身為經濟學家的背景：他宣布該國考慮停止償還不合理外債。精確來說，這些外債被歸類成「惡債」，也就是獨裁政權或專制帝國貿易政策所造成的債務，而惡債不須償還。靠著這項主張，柯利亞讓該國人民脫離數十年來的經濟枷鎖，但這也為他製造不少資本家敵人，而這些資本家影響了美國多數外交政策。
美國政府決定以間諜法起訴我，我被控犯下政治罪，意思是受害者是政府而非個人。按照國際人道法規定，遭控犯下此罪的人通常不會遭到引渡，因為起訴政治犯經常是獨裁國家打壓異議的手段。理論上，這代表吹哨者在全球各地都應獲得同等保障。但實際上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特別是當你的對手是自認正義的美國政府時。表面上聲稱扶植海外民主國家的美國政府，私底下卻成立由私人承包的祕密機隊，專門用於「非常規引渡」，也就是部分人口中說的「綁架」。
其中一位官員（應該是來自法國）建議，若我能取得聯合國通行證的話，那我成功闖關機率便會大增。這是聯合國頒發的單程通行證，通常用於幫助難民過境時安全通關，但想獲得此證絕非易事。
莎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是一名記者兼維基解密網站編輯。
當我們趕至機場、完成報到手續、通過護照查驗時，我不斷等著她問我問題，任何問題都可以，甚至是要我以亞桑傑或維基解密的角度發表看法也可以。但她從不開口，倒是她有次笑我是笨蛋，竟然相信媒體集團能公平地為大眾守護真相。這些坦率的對話，令我相當欣賞她的直言不諱。
在情報單位（尤其是中情局），你會獲得許多快速通關的訓練。你必須注意穿著、行為舉止，清楚知道袋子裡裝什麼，並牢記他們為你編造的背景。你的目標是成為隊伍裡最平凡無聊的人，最好讓人記不起來你的長相。但若是你護照上的名字已成為新聞各節重點，那以上這些招數就沒太大作用。
他清一清喉嚨，接著以一口不錯的英文對我進行招攬，也就是中情局所說的「陌生提案」。簡言之，這些外國情報機構邀請你加入他們。如果你配合的話，他們會給予你好處，像是整疊現金或幫助你逃脫罪名（從詐騙到謀殺都有可能）。但作為交換，你必須提供同等或更高價值的情報。這般直截了當的赤裸交易，一開始總是不明白地說清楚，更好笑的是，雖然這被稱為「陌生」提案，但發起者總是以溫暖笑容、極富同理心的閒聊作為開頭。 我心裡清楚，我一定得打斷他。若你沒有立刻阻止的話，他們日後可公布你在思考此事的錄音檔，即便你最終拒絕招攬，也足以摧毀你的名聲。因此，當他因為麻煩我們而道歉時，我想像他們正在偷偷錄音，於是小心地選擇措辭。
我和他一直上演著諜對諜的情報戲碼，直到他說出以下這句話，令整個對話方向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你還沒聽說嗎？」他站起來看著我，一副要宣布我家人過世的樣子。「我得通知你，你的護照失效了。」
在我離開香港的消息傳出後，美國國務院隨即取消我的護照。當我還在空中時，我的旅行證件便遭到撤銷。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自己國家的政府竟然把我困在俄國。雖然國務院此舉可能是照著官僚程序走，當想追捕通緝犯時，通知國際刑警組織並取消他的護照是標準程序，但從結局來看，這根本是丟美國自己的臉，因為這給足俄羅斯宣傳曝光的機會。
我們在莫斯科機場受困長達四十天四十夜。在這段期間，我總共向二十七國申請政治庇護。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膽敢起身對抗美國，有些國家一口回絕，部分國家則表示，除非我抵達他們境內，否則無法考慮這項請求，而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最後，唯一同情我的國家元首只有一個，那就是「漢堡王」，它從未否決我大啖華堡（內含番茄與洋蔥）的請求。
過了不久，我滯留機場的消息傳遍全球，俄國當局最後也覺得有些麻煩。七月一日，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結束天然氣輸出國論壇年度大會後，他搭乘專機從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離開。由於莫拉萊斯曾對我的處境表達同情，美方懷疑我藏匿在專機裡，於是施壓義大利、法國、西班牙與葡萄牙不准飛機進入他們國家領空，最終導致專機迫降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此專機遭到停飛、搜索，直到確認沒有我的蹤跡才放行。這嚴重侵害玻利維亞國家主權，聯合國也予以譴責。
幸運的是，琳賽從青春期開始就有寫日記的習慣，用來記錄生活以及繪畫的草稿。
以前的愛德，自信而堅強。是在經歷過去這艱辛的一年以前的他。這才是我愛的那個男人，而不是前陣子和我一起生活的那個冷漠、有距離感的幽靈。
接著艾琳問我是把錢存在哪個銀行，我們開到最近的分行，她讓我立刻把所有存款都提領出來，以防聯邦調查局凍結我的帳戶。我提領出所有的存款，分成銀行本票和現金。
離開銀行後，我問艾琳是如何變成這樣的專家，知道自己遭遇麻煩時應該怎麼做，她非常輕鬆地告訴我：「身為一個女人，你必須了解這些事情。比如說，在你要離婚時一定要把所有的錢都從銀行裡取出來。」
他們開始問一些關於我的問題，非常基本的問題，看起來就像是想要讓我覺得他們早就知道關於我的一切了。他們當然知道。這就是愛德在意的。政府永遠都知道一切。
整個國家現在才剛要開始理解他們的隱私正在被侵犯，但是我的隱私已經被侵犯到一種全新的境界了。這全都要感謝愛德。
愛德火山即將摧毀一切？但是我記得基拉韋亞的導遊說，短期看來火山是毀滅性的，長期看來火山會推動這個世界，它創造出島嶼、讓地球冷卻下來，讓土壤變得豐饒。它的岩漿無可控制地流動，最終冷卻、變硬。火山灰發射到天空、灑落下來，變成礦物質，這會給土壤帶來營養，創造出新生命。
如果你在閱讀本書時有任何時刻因為一個名詞而停了下來，你想要釐清或進一步調查，於是在搜尋引擎鍵入該名詞，而且如果那個名詞碰巧有些可疑，像是XKEYSCORE，那麼我要恭喜你：你已落入系統了，淪為自己好奇心的受害者。
如果就定義而言，全民監控在生活中是一個經常性的存在，那麼我想，它所構成的危險以及業已造成的傷害也必定是經常性的存在。經由我跟媒體揭密，我想要將這套系統公諸於世，這是我的國家和全世界所無法忽視的事實。
科技資本主義者對揭密的反應是立即而強烈的，再次證明極端的危險會引來不太可靠的盟友。據我掌握的資訊，國安局如此堅決地對其認為是刻意隱瞞的資訊進行追查，已破壞網路的基本加密協定，使得公民的金融及醫療紀錄更不安全，並在此同時，對於那些需要倚靠客戶交付敏感個資的企業，造成和客戶間信賴關係的破壞以及傷害。對於此事，蘋果公司的回應是在iPhone及iPad預設強力的加密；谷歌亦跟進，對其安卓（Android）產品和Chromebooks筆電採取相同措施。不過，私部門最重要的改變，或許是全球各地的企業開始將他們的網路平台由http（超文本傳輸協定），換成加密的https（超文本傳輸安全協定），有助於預防第三方攔截網路流量。二○一六年是科技史上一個里程碑，成為網際網路發明以來，加密的網路流量多過沒有加密的第一年。
為了這個目的，新聞自由基金會在財務上支援Signal，Open Whisper系統所開發的加密簡訊與通話平台，並且開發SecureDrop（最初是由已故的亞倫．史瓦茲〔Aaron Swartz〕撰寫程式碼），這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遞件系統，讓媒體機構可以安全地接收匿名吹哨者及其他來源的文件。今日，SecureDrop已有十種語言的版本，獲全球七十餘家媒體組織採用，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衛報》和《紐約客》。
以我目前的狀況，我一直被提醒著一項事實：法律因國家而異，科技則否。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典，但電腦程式碼卻是相同的。科技跨越邊境，持有幾乎所有國家的護照。隨著時間流逝，我越來越明白，在立法上改革我出生國的監控機制，或許無法幫忙我流亡國的記者或異議人士，但加密手機就幫得上忙。
二○一六年，歐洲議會通過「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成為迄今防範科技霸權侵犯的最重大措施，歐盟往往認為科技霸權是美國霸權的延伸，這也不無道理。 GDPR將歐盟公民，規範為「自然人」，視為「資料主體」（data subject），亦即產生可識別個人資料的人。在美國，資料通常被視為所有收集者的財產。但是，歐盟認定資料是其代表之個人的財產，因而得以使個資加入應該受到公民自由保護的行列。 GDPR無疑是一大法律進步，但是，即便它是一項跨國法規，仍嫌範圍過於狹隘：網路是全球通行的。我們的自然人格絕對不會成為我們資料主體的法律同義字，尤其是因為前者受到時空限制，而後者可以同時存在於許多地方。
一旦你深入挖掘用以預測的實際技術機制，你便會了解這種科學實際上是反科學，而且名稱大錯特錯：預測其實是操弄。一個網站告訴你說，由於你喜歡這本書，所以你或許也喜歡國家情報總監克拉柏或前國家安全局局長海登的書，這並不是什麼有根據的猜測，而是一種「微妙的強制」機制。
當然，以上種種全部都已經發生了。
有些日子，我和新聞自由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舉行虛擬會議，或是跟歐洲憲法和人權中心的歐洲法律團隊討論，其負責人是沃夫岡．卡萊克（Wolfgang Kaleck）。其他日子，我外帶一些漢堡王，我對這個品牌保持忠誠；玩一些盜版遊戲，因為我不再使用信用卡。
每當我出門，我都會做一些變裝。我或許刮掉鬍鬚，或許換不同的眼鏡。我從來不喜歡寒冷的天氣，直到後來我明白帽子與圍巾提供世上最便利、最不顯眼的匿名。我改變走路的規律與速度；不聽從母親的明智意見，我過馬路時從來不看著來車，因此我從來沒有被無所不在的行車紀錄器給拍到。走過裝設監視器的大樓時，我便低著頭，所以沒有人看到我通常出現在網路上的正面模樣。我以前擔心搭公車與地鐵，可是現在大家都忙於盯著手機，根本沒人看我一眼。如果我搭計程車，我會叫司機在距離我住處幾條街外的公車或地鐵站接我，讓我在距離我要去的地方幾條街外的一個地址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