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再整理出處…
實話告訴你，我對「情色資本」這個概念持批判態度。據說它是社會學家凱瑟琳·哈基姆參照「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創造的概念，但我甚至認為它在社會學層面上根本立不住腳。因為「資本」本該是能帶來利益的東西，而且除了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學歷和執照）、社會資本（人脈）等無形的資本也都是可以獲得並積累的，但情色資本不僅不能通過努力獲得（有人說可以，但終究是有限度的），還無法積累，只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此外，其價值只能被單方面評估，而評估的標準完全掌握在評估者手中。換句話說，在資本的所有者對資本沒有控制權的狀態下稱其為「資本」顯然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與私有權掛鈎，而情色資本的歸屬者（即女性）是否擁有其所有權都是存疑的，在這種情況下稱之為資本，不過是一種帶有誤導性的隱喻罷了。這個概念只是對「年輕漂亮的女人更佔便宜」這一通俗的社會常識做了些學術層面的粉飾而已。
參與其中的女性還是擁有情色資本的「資本家」嗎？開什麼玩笑呢……在性市場上，仍然有巨大的經濟資本在起作用，女性只不過是「情色商品」罷了。那自由職業的性工作者呢？做個體戶，做自己的情色資本的所有者兼勞動者，就能自行決定如何處置這種資本了？就可以像擁有學歷、IT技能等文化資本的人一樣，向市場展示自己的過人之處了？正如你自己寫的那樣，「被強行賦予，再被強行剝奪」，「擁有與否無關本人意願」，那這東西就不能被稱作什麼「資本」。
你自己也在回顧過去時說，你通過短期的「夜班」大賺了一筆，但考慮到後續要還的「債」（而且這筆債恐怕會與你相伴終身），這筆交易也許並不公平。夜班的職業經歷對女性餘生的影響似乎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持久。
但也有你這樣的年輕女性，明明不受經濟條件所迫，卻出於好奇、叛逆、挑戰或自虐情結進入了那樣的世界。你們很清楚性市場的性別不對稱，還想反過來利用這一機制。男人當然會對這樣的女人感興趣。為什麼？因為「女性的能動性」能為他們免責，而且在充滿金錢和慾望的權力遊戲中，你們也是更值得追逐的獵物。
鈴木大介先生的小說《里奈的故事》便以寫實的筆觸描繪了地方城市性產業從業者的代際再生產（陪酒女郎的女兒也當了陪酒女郎）。那是一個充滿貧窮、暴力和虐待的世界。
你既然也是社會學家，肯定聽說過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個人的可行能力不僅取決於擁有的資源多寡，也與能力集的大小（選項的多少）有關。
性行為是一種棘手又麻煩的人類互動，極具侵襲性，同時也是生殖行為。有些男性表示，性工作的報酬其實也包括「逃票費」。他們不必為生殖行為的果實負責，所以要用金錢補償。對男人來說，性產業就是一種借助金錢的力量繞過棘手又麻煩的人際關係程序、只滿足自身慾望的工具。
而且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了，自稱受害者並不是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強大的證明。你也說了，那是一種「不畏懼當受害者的態度」。
不願被稱為受害者，無法忍受自己是弱者，這種心態叫「恐弱」。這是精英女性經常陷入的一種心態。和恐同一樣，恐弱也是因為自己身上有軟弱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進行審查和排斥，對軟弱表現出強烈的厭惡。
們會捫心自問，在達到極限之前能做到什麼，明確區分自己做得到的和做不到的，放棄做不到的，真誠、仔細、踏實地做那些做得到的……只有這樣，才能產生自信和信任。而自信與信任是可以穩步積累的。
如果孩子對父母的渴求是一道終極的二選一——「愛還是理解」，曾經的我定會回答：「媽媽，我想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愛。」但後來我想通了，也懂得感激她了。因為我沒有得到理解，卻得到了真誠耿直的愛。而且我也意識到，渴望得到理解是強人所難。我沒有渴望理解的理由，也沒有這個必要。對這樣的我而言，脫離母親的磁場輕而易舉。因為她不理解我（儘管脫離耿直之愛的磁場伴隨著另一種困難，特別是對兒子來說）。
「雖然我搞不懂，但媽媽相信你，因為那是你想做的事。」這不是理解，而是相信。這種相信的基礎是愛。這種耿直的愛正是父母能夠給予孩子的最大的禮物。
哪怕在《日經新聞》工作時，我也會抽空去夜總會陪酒，離職後又找了一家俱樂部上班。我離開這一行是在2016年，也就是母親去世的那一年。一方面是因為我忙於照顧她，之後又要操辦後事，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好歹在母親的最後時刻聽她一句勸」的念頭。但事實是，她一走，夜班的吸引力和我置身於夜世界的意義都立刻打了對折。
我不知道「想跳出母親的理解範圍」這個念頭佔了多大的比重，也不知道「我自己想要理解母親最猛烈否定、拒絕理解、不想用邏輯解釋的東西」又佔了多大的比重。但我確實厭惡母親的心態。她絕對意識到了男性的凝視，卻從不實際交易。她希望被星探相中，但絕不會答應。她明明渴望成為價格昂貴的商品，卻鄙視那些實際出賣自己的女人，這讓我很不舒服，所以我徹底賣掉了自己。
現在回想起來，對母親而言，「超越言語的東西」就是愛的所在和對妓女的厭惡。考驗絕對的愛和成為妓女，這兩件事在我心裡確實與母女關係密不可分。
您在上個月的回信中提到了記者伊藤詩織。我發自內心地尊敬她。但我無法像她那樣表達。我只能通過咒罵、嘲笑自己的愚蠢，吞下我遭受的性暴力和辱罵。恐怕無數與暴力咫尺之遙的夜班女性都是這樣。我也意識到，這種態度很接近二次傷害、自我負責論等觀點，都會令受害者再次受到傷害。
我零星記錄了與母親的對話，其中就有這樣一段：進入夜世界，為了一點小錢將身體交給男人，就意味著放棄「當因此受傷時說自己受傷了」的權利。
最近，我接受某育兒雜誌的採訪，主題是我的成長經歷。在採訪的最後，採訪者拋出終極問題：「對你來說，父母是什麼？」我竟條件反射般地脫口而出：「擾人的麻煩。」這個答案出乎意料，報出這個答案的自己更令我驚訝。孩子無法選擇父母。什麼樣的父母對於被迫成為其子女的孩子來說都是「擾人的麻煩」。強勢的父母是強勢的麻煩，弱勢的父母是弱勢的麻煩。已故的津島佑子女士在離婚成為單親媽媽之後，在孩子面前上演了種種情感糾葛。她告訴自己：「以這種方式捲入父母的人生就是為人子女的宿命。」我通過不生孩子避免了淪為別人眼中的「麻煩」，不過我有時也覺得，這是因為我沒有足夠強大的自我主義（說成「生命力」也行），無法強行將別人的人生卷進我的領域。我本以為只要稱父母為「擾人的麻煩」，就會遭到「不孝子」「忘恩負義」之類的抨擊，沒想到大部分讀者都點頭稱是。一位剛為人母的年輕女性發來感言說，「我會努力不給孩子平添煩擾的」，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也許是因為年輕的父母仍然清楚記得自己的童年經歷吧。不過話說回來，每個大人都曾經是孩子，很多人卻把當年（完全無助的時候）受過的苦忘得一乾二淨，這著實不可思議。
不過這種「我跟尋常的家庭主婦不一樣」「我跟普通的女性學者不一樣」的意識其實建立在厭女症之上。因為這種態度拒絕與那些只能成為「家庭主婦」的女性和刻苦成為學者的女性共情，也拒絕理解她們走過的人生路。
女性從小暴露在男性評價的視線中，但男人評價的並非女性的智慧，而是更簡單易懂的外表。我在美國的精英女性群體中見過好幾位穿著格外性感的女士。每次見到那樣的人，我都很疑惑她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性別。我們也可以說，恰恰是她對自身社會地位和能力的自豪感反過來允許她走性感路線。這其實是一種炫耀，言外之意：作為一個女人，我有足夠的商品價值，但我偏不賣，不賣我也能過得很好。
沒有什麼比「自我決定」更能滿足精英女性的強烈自負，也沒有什麼比這四個字更能讓精英女性遠離女性主義。也許你是從母親那裡繼承了這種強烈的精英意識。但十年的夜班經歷讓你學到了「女人和男人各有各的愚蠢」，幫助你擺脫了洗腦，這說不定是好事一樁。AV導演二村仁說你作為AV女演員只能算「二流」，這肯定也粉碎了你倒轉的自尊。
別繞路了。在擔心別人之前，你應該先保護好自己的「尊嚴」，你沒有必要忍受「對準你的利刃」。對你我而言，「對準自己的利刃」都是痛苦而可怕的。當你的文字「被改造成指向他人的鋒利武器」時，受到傷害的其實是你，而非他人。
正視自己的傷痛吧。痛了就喊痛。人的尊嚴就從這裡開始。要對自己誠實，不要欺騙自己。一個人若是不能相信和尊重自己的經歷和感覺，又怎麼可能相信和尊重別人的經歷和感覺呢？
今天的年輕女孩不再把男人針對她們的不當行為看作「無所謂」「可以應付過去」的小事。她們開始說「我不喜歡這樣」「我忍不了」。而我和你一樣，覺得她們無比耀眼。而且我也感到是自己的行動鼓舞了她們說出這些話。她們擁有了對不理想的性關係說「不」的力量，可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她們能否建立起理想的性關係呢？
只見他們把我剛褪下的內褲套在頭上，把堆堆襪纏在脖子上，聞著胸衣撫慰自己。這一幕成了我對性屬性的「男性」的初始印象。我第一次看到的男性性行為就是套著我的內褲手淫。也正是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男性勃起的模樣。就這樣，我在十六歲時把內衣和尊嚴「扔進了陰溝」。 單面鏡這一邊是隨時能被替換的我，另一邊則是付了一萬五千日元來自慰的男人。這滑稽至極的一幕至今根植於我的兩性觀中。我們顯然是年輕的、穿著制服、單薄無力的人，沒有被賦予任何尊嚴，只能被消費，甚至不被認為擁有任何思想或感情。對方對我喜歡什麼、平時讀什麼書沒有任何興趣，唯一有價值的是，我是一個長著乳房的高中女生，會笑嘻嘻地把內褲遞過去。
然而，由於缺乏結婚生子這種明確而連貫的目標，我至今都無法領會在夜世界之外與男人交往有多大意義。即便找了一個近似戀人的人，把他當作出門約會或偶爾發洩性慾的對象，我也無法將他的感情與性慾和那些醉心於原味店與AV、活在自己譜寫的故事中的男人區分開來。
現在有許多年輕女性敢對男人說「你們錯了」，說「我不想被這樣對待」。我之所以羨慕她們，覺得她們分外耀眼，大概有一半是因為她們心中還抱有「相互理解」的希望。也可以說，我羨慕她們是因為她們仍在不懈努力，試圖將自己的故事與男人的故事磨合到一起，沒有放下這份希望，我卻早已放棄。
但正如您指出的那樣，我付出的代價不僅限於揮之不去的「前AV女演員」身份。其實我當初決定隱退（我沒有和整個行業斷絕關係，畢竟還要寫論文，只是沒有繼續拍片），是因為出道一段時間後，片酬開得越來越低，在片場受到的具體待遇也越來越差，而且感覺自己身處險境。當時還是凌辱類作品的全盛時期，說白了就是要折磨女性，讓她們做明顯違心的事情（受道德觀念的影響，這類作品現在顯著減少了）。
已經過氣的我要是想拿高片酬，就只能拍這種女性避之不及的類型。拍攝期間，有人點著了噴在我背上的殺蟲劑，留下一大片燒傷的疤痕。我還曾被人用繩子吊在半空中，因燭火缺氧窒息。這樣的生命危險看得見摸得著，讓我開始抵觸去片場。但我並不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只是覺得「有危險」，也許是因
那些接近我的人，嘴裡說的不管是「我不在乎你的過去」，還是「我被你的個性和智慧吸引，而不僅僅是你的身體」，我都無法認真面對，因為我覺得那些話很假。當男人表現出愛戀與性慾時，我就會下意識地回到原味店的印象，頓時掃興。而當性行為以我不情願的形式發生時，我可能會感到「麻煩」「想早點回家」「厚顏無恥」或「惡心」，自己的身體卻彷彿事不關己，比起尊嚴受到傷害的感覺，「男人果然一無是處」的心態還更重些。我不需要採取反對婚姻制度的立場，就走上了不想與男人這種生物共享人生的道路。看到那些男人在家庭之外發洩性慾的嘴臉時，我也感受到徒有形式的婚姻是多麼沒有意義。而母親擔心我越來越孤獨，因為我無意尋覓伴侶，不想瞭解男性的真正魅力，「不把戀愛放在眼裡」。
更令我感慨萬千的是，你一直把這些經歷藏在心裡，認定自己無權稱傷痛為傷痛。這種自虐與自尊正是女性的阿喀琉斯之踵，是這一行的男性多年來一直在利用的東西。這是自己選的路，沒法跟任何人抱怨；做選擇的時候就已經做好承擔風險的準備，所以沒有資格抱怨……但這並不意味著你同意他人對你為所欲為。
性革命想要顛覆的是近代的性規範，特別是針對女性的雙重性標準。那是「初夜」一詞仍然存在的時代，可想而知當時的「性實驗」與今天相比是多麼具有「革命性」。「女人忘不了她的第一個男人」……可笑至極。「女人不可能同時愛上兩個男人」……愛幾個都行。「女人不能在沒有愛的情況下做愛」……一試才發現容易得很。
性的近代範式是「性=人格」。女人的「人格」會因為「出格」的性遭到玷污，男人的人格卻不受性的影響。在「性=人格」的範式下，遭受性暴力的女性是「骯髒的」，出賣性的女人被視為「墮落的」。以前甚至有「淪落女」「醜業婦」這樣的說法。而與「醜業婦」接觸的男人似乎一點都不醜陋。人們普遍認為，男人無論怎麼接觸「墮落的女人」，都不會染上「墮落」。
我們見證了福柯所謂支撐現代性觀念的裝置——浪漫愛意識形態（愛、性和生殖在婚姻之下的三位一體）瓦解的過程。性革命促進了它的瓦解。但這種裝置建立在雙重標準之上，針對男性和女性的規則並不相
同。
當女性的性與愛仍聯繫在一起，性就是女人為了證明自己的愛而獻給男人的東西，不然就是要盡可能高價轉讓的財產。1974年，山口百惠就在《一個夏天的經歷》中唱出了「我要送你女孩最寶貴的東西」。沒人關心女性的性慾，人們認為女人在這方面就應該是被動的。
換句話說，在這個女孩看來，性是一種自我犧牲，因為她所愛的男人想要，所以她把性獻給了他。
性有頂點是上天的恩賜。因為這意味著它有終點。有人把性高潮比作「小死亡」。我遇到過一名能勃起但不能射精的男性。他的問題被稱為射精障礙。「無法結束」的性肯定非常痛苦。
為人父母之後也會有類似的體驗，但親子關係存在壓倒性的不對稱，而且由於「母性」被過度神化，成為父母的男女很難意識到自己的自我主義。我之所以沒有成為母親，多少也因為我害怕自己在無路可逃的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中站在強勢的一方。而戀愛是在對等的個人之間展開的遊戲，所以我們可以對戀人大膽放言：「不願意就走吧，你有離開的自由。」
戀愛非但沒有使人與人相融，反而引領我們走向孤獨。而這種孤獨是多麼暢快。我曾寫過這樣一句話：「所謂成熟，就是提高他人在你心中的吃水線。」正是通過這種「殊死搏鬥」，我才能對他人更加寬容。
我曾懷疑許多結婚生子的女性是否真的是異性戀。（除去經濟上的依賴）她們在心理上對丈夫幾乎毫無依賴，而且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具有性屬性。她們應對方的要求發生性關係，按照習俗和規範結婚生子、成為母親，但我不知道她們是否曾為了成為女人而迫切地需要男人。我甚至覺得，男人需要女人來成為男人，可許多女人似乎並不像他們那樣需要男人。 𣄽 有一陣子，我讀了很多「卡薩諾瓦綜合徵」和「慕男狂」的回憶錄。這些男女是性革命的親歷者。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被問及「這輩子最美好的性體驗是什麼」時，他們都給出了一個平凡的回答——與愛人心意相通，水乳交融。沒想到性經驗極度豐富的男女在人生末尾回憶起的「最美好的性體驗」竟是性愛合一的極致。
吉本隆明留下了一個哀傷的概念「生理迫使的成熟」。即使一個人實際上沒有成熟，年齡和衰老也會強迫他對很多事死心，即變得達觀。
我感覺90年代社會上常有抨擊家庭主婦的言論，也有越來越多人認為基於婚姻的經濟紐帶已經陳舊落伍，但婚姻擁有的絕對向心力沒有被嚴重削弱。我認為，這是因為婚姻之外的互助選項實在太少了。
在現階段，不結婚確實會在社會層面上產生種種不便，特別是在育兒方面，不結婚就是決定性的不利條件。可讓我納悶的是，為什麼不把重點放在解決這些不便上，而是想方設法讓許多沒結婚的人能夠結婚呢？
雖然有許多特例，但我感覺今天的男性已經逐漸習慣與女性並肩工作，或是在她們的指導下工作，而他們似乎將女性簡單分成了三類：尊敬對象（老師和同事）、保護對象（妻子和女兒）和性對象（娼婦和情婦）。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印象。
在此期間，我有幸見證了人嚮往專屬伴侶承諾的原始理由。患病期間，病人當然是最痛苦的，而病人的家屬同樣疲憊不堪。即使如此，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母親也不願見到或依賴我和父親以外的任何人，所以儘管心裡很是煩躁，我也不得不像履行義務那樣留在她身邊。
至少在我周圍，那些對婚姻制度說「不」的人往往與伴侶建立了比尋常夫婦穩固得多的聯繫。我也覺得正是因為有這種精神聯繫，他們才有底氣置身於制度之外。在精英人群的未婚者中，這種傾向尤其明顯，他們像波伏瓦那樣認為這段關係應該會持續終生、牢不可破，於是沒有選擇婚姻這一形式。
所以在接受「人為什麼搞婚外戀」的採訪時①，我特別想反問一句：「人怎麼能忍住不搞婚外戀呢？」婚外戀（出軌）這個詞本身也很不可思議。如果你不結婚，自然就沒有婚外戀，所以只要別做遵守不了的承諾就能解決問題。
畢業生要結婚的時候，總是戰戰兢兢地來跟我報喜。而且沒人請我參加婚禮，因為大家都認定「反正老師您是不會賞光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祝福他們。遇到一個合適的人，心甘情願與之構築穩定的關係，願意讓對方參與自己的人生，也願意捲入對方的人生……人活一輩子，這樣的機會屈指可數。
今時今日，三分之一的夫妻會以離婚收場。正如你所寫的那樣，我也認為「這是因為婚姻之外的互助選項實在太少了」。
對家庭的渴望足以成為步入婚姻的動機。因為正如你指出，也正如我反復強調的那樣，家庭是終極的安防用品。無論人們怎麼頌揚社會資本中鬆散的關係網絡，你都找不到比血緣更強大的社會資本。
自己的性是可以出售的商品，這個事實剛好可以大肆滿足還什麼都不是、沒有安全感的年輕女人那隨便馬虎的認可欲求。不斷地自己定義自己的價值需要勇氣和精力，還需要知識和學習，但被他人物化時的標價無關自身努力。只要化個妝，穿上能勾起男人性慾的衣服，就能輕鬆抬高價格。只需要一丁點投資，就能輕易感受到自己和身邊其他女人之間的價格差異。即便用糟糕的價格把自己賣掉了，也可以換個價格再賣一遍。男人甘願為性行為支付血汗錢，自己卻能以同樣的行為獲得報酬。自己可以隨意糟蹋性，於是就能對小心翼翼保管著性的女性產生優越感。
本想從性切入認可欲求這一主題，結果發現我只要試圖寫性，內容就幾乎圍著賣娼打轉，寫戀愛也好不到哪兒去，最終寫出來的也是與戀愛似是而非的東西，以至於整封信的內容顯得非常鬆散。您會批判男人的思維，卻不蔑視男性，也沒有對他們感到絕望，看來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向您學習。
藝術也需要技術和實踐，但還包含了超越這兩者的元素，而且這種元素恐怕無法教授或學習，只能通過自身經驗去領會。
弗洛姆稱愛是一種技術，但他又說「愛是個人的經驗，你除了自己去經驗，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經驗到它」。就好像你不能教會一個沒體驗過高潮的人什麼是高潮。
那些除了勾起男人性慾外就沒有其他存在價值的女人努力在性市場上為自己開出高價，而男人大力踐行厭女，用性騷擾提醒女同事和女下屬，「除了勾起我的性慾，你沒有任何價值」。這就是為什麼在回應性騷擾或色狼的指控時，男人可以做出充滿侮辱的「反擊」：「少給自己臉上貼金了，誰會碰你這樣的醜八怪？」
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你的自尊並不低，而且你完全不必出賣性價值，也可以利用其他資源滿足認可欲求（按阿馬蒂亞·森的說法，你的可行能力很高），但你竟和進入性產業、參與援交的女性採取了同樣的行為。在我看來，其中似乎有層層倒轉、扭曲的自我意識和自尊在起作用。
這並非心理錯亂。一位在京都研究藝妓的美國女性人類學家②也發現，藝妓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即使有靠山，她們也不會「白白」委身於人。這種自尊心甚至轉化成了對有夫之婦的優越感，因為她們在經濟上只能依賴丈夫。對這些女性來說，「免費給人睡」才是貶低自身價值的行為，愚蠢至極。
意大利女性主義者喬凡娜·弗蘭卡·德拉·科斯塔在《愛的勞動》中指出，娼婦的尊嚴就在於「不白白讓男人乾」。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妻子的性是無償勞動，得不到應有的報酬。
交易性行為不能被稱為性騷擾或性暴力，因為在其中起作用的是女性個人的能動性，而不是父母或家族把女兒送出去。但這就像福柯所說的，權力內化的結果是讓行為看似是自發的，而非強迫。這就好像儘管包辦婚姻減少了，戀愛結婚增加了，婚姻市場上的配對情況並沒有任何變化（對象不是父母選的，但當事人自己選的伴侶和父母會選的差不多）。
交易性行為對男人來說是「性行為」，對女人來說是「經濟行為」，雙方交換的東西並不對等。這種不對稱交換得以成立的條件是，包括經濟資源、權力、特權、認可在內的所有資源都（不平均地）分配給了男性群體。
買賣身體部位和器官也是類似，買賣胎兒與販賣兒童也一樣無效。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可以買賣器官的黑市，也有以代孕媽媽的名義買賣胎兒的市場，這都是無限接近違法行為的灰色地帶。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之下，可以交換的東西是有限制的，並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成為商品。性作為一種對身體的侵犯行為，同樣處於這個灰色地帶。
顧名思義，認可欲求是一種被動的欲求，即「想要被認可」和「想要被愛」。而弗洛姆明確指出，愛是一種積極主動的行為。而積極主動的行為正是自主的標誌。如此想來，世間最有意義的行為不正是不求回報的付出嗎？這種行為的回報不來自他人，而來自我們自己。
也許對我而言，母愛「本該是無條件的，但我懷疑它是不是真正發自內心的無條件」，所以我會把母親作為女性引以為傲並長期堅持的東西扔進陰溝，變成她最厭惡、絕對不想成為的模樣，一心想看看她的愛有沒有「最低限度的條件」。
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很少有人會直接發表歧視風俗女郎的言論。與美國相比，對性工作者的暴力（包括來自警察的性暴力）或無視其人權的情況在東京也很少出現，相反，她們受到的侮辱和歧視往往來自將尊嚴擺在不同位置的女性同行。與社會割裂的她們沒有在內部生出團結，反而產生了更激烈的分裂和歧視情緒。做外賣茶的看不起泡泡浴女郎和飛田的女性，因為後者讓男人乾到最後；泡泡浴女郎看不起被包養的姑娘，覺得她們缺乏專業意識；夜總會陪酒女郎則看不起提供性服務的風俗女郎——這些景象在她們工作時間重疊的牛郎俱樂部裡經常可以看到。
中還不乏已婚人士，這讓我覺得很諷刺，心想如今的男人只要找准一個獨立女性，不費一點成本就能擁有情婦了。要知道以前找情婦可是男人有本事的體現。不要求男人娶，也不要求男人跟妻子離婚，不吵不鬧，哪怕男人漸漸疏遠，也只會輕描淡寫地說一句「哦，這樣啊」，然後乾乾淨淨地離開……這樣的女人不就是對父權制的補充嗎？ 沒錯，「獨立女性」。也許那就是我的「咒語」。
開始跟殘障人士來往後，我才意識到身體是無法任由我們擺布的，身體是我們的第一個他者。他們已經和不聽使喚的身體打了許多年的交道。他人本就是不能擺布的，但在那之前，他們還不得不與「自己的身體」這一不聽使喚的他者相處。「變老」就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會突然成為殘障者。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感覺到精神和身體都是易碎品。不小心輕放，身心都會破碎。易碎品就得享受易碎品的待遇。而當年的我是多麼傲慢，以為無論怎樣胡來，我和對方都不會碎。 人們常說我很堅強，說我抗擊打能力強。才不是呢。誰願意主動變成一個「抗擊打」的人啊？挨打了就會痛，就會受傷。一旦傷痛過度，就會碎裂壞掉。 把易碎品當作易碎品對待。 這一點對自己和他人都萬分重要，而我花了那麼長時間才搞明白，真是愚蠢至極。
作為學者，我本不需要出賣隱私，也不打算這麼做，所以逢人便說「我賣想法，但不賣感覺」（儘管破過幾次戒）。但也許是通信這種形式使然吧，儘管知道書信會被公開，但一想到自己和你一對一「面對面」，我便覺得沒有糊弄與搪塞的餘地。難得編輯在這個社交網絡和短信息主導的時代想出了如此慢條斯理的玩法，我似乎也完完全全著了道。
對你來說，前AV女演員的經歷已成過往，但你並沒有更新自己的履歷。AV行業源源不斷有新人嶄露頭角，製片現場也會發生變化。你作為當事人的價值是有保質期的。誠然乙武先生有「作為殘疾人的當事人性」，伊藤詩織女士也有「作為性暴力受害者的當事人性」。但這種當事人經歷寫過一次就結束了。人不能反復書寫自己的歷史。
人們常說，每個人一生至少會寫出一部傑作，但專業作家需要不斷推出傑作，一次還遠遠不夠。一輩子只寫出一本暢銷書也不行，你得像鈴木一朗那樣，每個賽季的安打率都穩定在三成左右。
我素來認為，想象力無法超越自身的認知，而現實遠超想象……所以我對虛構作品的要求極高，很少有小說能讓我覺得有趣。讀到無聊的小說時，我只想大吼一聲「把時間還給我」。但論文或紀實作品不然，只要能告訴我原本不瞭解的事實，哪怕文章寫得再拙劣，心裡都是喜悅勝過煩悶。
那是一個女生讀研出來也沒有工作可做的年代。大學里教的社會學一點意思都沒有，我也完全不覺得自己是做研究的料。我做過各種兼職，但都無法靠它們維持生計，有兩次差點決定退學。之所以打消這個念頭，是因為還有獎學金這條財路。爹媽的錢有附加條件，但獎學金沒有。
。值得慶幸的是，比起誤解與誤讀，我遇到的更多是優秀的讀者，讓我感到自己的觀點說到了他們的心坎上。過於害怕被誤解，人就一句話都沒法說了。既有正解又有誤解也無妨，管它是八二開，還是六四開，只要我覺得正解多於誤解，就有勇氣繼續寫下去。
我曾用學生的四年學費除以畢業所需學分對應的課時數，算出每節課是5000日元。據說，如果通知下周停課，日本學生會拍手叫好，美國學生卻會噓聲一片，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上的是私立學校，每年要交大約400萬日元的學費，理應享受服務。然後我轉念一想：也許學生是因為學費一年一交才意識不到，要是改成每上一堂課都要交一張5000日元的代金券呢？我的課值不值這個價？
儘管教師不是我主動選擇的職業，但從結果來看，這份職業非常好。因為我可以親眼見證年輕人和不那麼年輕的人的成長，彷彿竹筍褪下一層又一層的皮。看著他們，沒有生過孩子的我心想：「瞧我拐來了多少別人家的孩子……」那心態堪比花衣魔笛手[6]。畢竟家長可以見證孩子兒時的成長，卻很少有機會見證孩子成人後智慧長足進步的過程。
而你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選擇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這意味著你選擇了一種沒有保障的人生。我是拿工資的僱員，甚至當過一陣子國家公務員。還記得剛成為僱員時，我結結實實吃了一驚，感嘆每個月都有固定金額入賬也太舒坦了。我並不喜歡組織，卻作為組織的一分子走過了這麼多年。出口先生也不例外。我們合著的書名里之所以有「你的公司」這幾個字，正是因為我們都是上班族。我在書里提到了自己為什麼明明可以當自由人，卻沒有離開組織。 我一直把自由職業者稱為「買國民健康保險的人」。一旦離開「公司」，成為國民健康保險的被保險人，你就會深刻感受到組織為僱員提供了多大的保障。無能的人受到的保護尤其多（儘管今天的企業可能已經沒有這份餘力）。新冠疫情也讓人們清楚認識到了這一點。每每看到因疫情失去工作的非正式員工或自雇人士，我就不由得感嘆他們的處境著實艱難，好似赤手空拳立於荒野之中。
報社的工作還是挺有趣的，況且我小學作文里寫的理想職業就是寫文章，所以大體上比較滿意。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份工作讓我意識到，只要你還打算在日本過下去，就沒有比當公司僱員更好、更輕鬆的路子。
不知為何，我腦海中總有一幅模糊的畫面：父母很長壽，我卻走在了他們前面。但幸運的是（或者說不幸的是？），我也許能活很久，也許不得不以不太健康的狀態活下去，如此想來，自由撰稿人確實很不穩定。論前途渺茫，自由撰稿人可能多少比AV女演員強一些，但在我看來，兩者非常相似，都會被消費，都是用完即棄。因此，儘管工作內容和報社記者差不多，我的心態反而更接近拍片的時候。
孩子的職責就是不走在父母之前，你已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感慨，是因為我讀了澀谷智子女士編寫的《未成年照顧者：我的故事》。編者向日本讀者介紹了「未成年照顧者」的概念，讓大家認識到有一批（未滿十八歲的）孩子不得不扛起責任，照顧離不開人的父母。
有句話叫「英雄是能夠化命運為選擇的人」。我覺得那些沒有逃避眼前照顧需求的孩子，就是將無法選擇的命運變成了自己的選擇。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書中每一個未成年照顧者講述的故事都如此震撼人心。
想必你已經在寫作的樂趣中品嘗到了自我表達的愉悅。寫作是一種技能。而技能是可以磨煉的。這個過程中最大的陷阱就是自我模仿。不止作家，所有創作者都要面對這樣的陷阱。你一旦產生市場價值，買家（編輯）就會約你寫「類似於××的東西」，只為複製昔日的輝煌。因為這樣最保險穩妥。但越是順著他們的要求來，你的市場價值就越低。
如果我只能給你一個建議，那就是永遠不要低估讀者。作者的衰頹始於低估讀者的那一刻。到時候，你也只配擁有相應的才華。我時常告誡學生，寫文章的時候要想一想這是寫給誰看的，文章的「收件人」最好是你能勾勒出面貌、可以用專有名詞描述的人。
遭遇瓶頸與難題的時候，即便有最親近的人守在身邊，能夠突破難關的人也只有你自己。被逼到極限後努力克服——這種經歷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體會到。人會在這個過程中品嘗到成就感，建立自信。如果這種體驗伴隨著認可，那就賺到了。如果認可是以金錢的形式出現，那就是撞大運了。難道年輕女性沒有機會品味這種成就感嗎？
前些天，我和牛郎俱樂部老闆手冢真輝進行了一次對談。他出版了一本題為《新宿·歌舞伎町》的書。我們也聊到，許多牛郎明明沒有從父母那裡得到多少像樣的饋贈，卻格外重視父母。
不過我最近感觸尤其深的是，「女性友誼比男性友誼更容易因婚姻變質」，這一點至今仍是不爭的事實。參加同學會或同事聚會，把酒言歡到深夜時，在場的男性往往既有已婚，也有單身，分布還算平均，留下的女性卻清一色都是單身。
這就意味著，好閨蜜的其中一方結婚後，時間安排就不再那麼靈活，即使有一個親密的閨蜜圈，結了婚的人也會一個接一個離隊。眼看著閨蜜們遠去，女性就會比男性更加焦慮，生怕被孤零零撂下。既然如此，如果社會能夠糾正家庭內部事務的分擔比例，減輕養育子女的壓力，女性就更容易通過相互扶持來緩解孤獨感。
那時都沒有「喪偶式育兒」（ワンオペ育児）的概念。女人帶孩子天經地義，沒有人會特意給天經地義的事情命名。在喪偶式育兒一詞橫空出世時，我不禁感慨萬千。「ワンオペ」即one operation，原本用來形容只有一人維持的工作現場是多麼孤單冷清。這個詞表明，讓母親孤立無援地帶孩子是不對的。
孩子生一兩個就差不多了，而且一眨眼就會長大。過個五年、十年，孩子就不願意跟父母同進同出。到時候，她們就能在晚上出門赴約，也可以跟你一起遠行，在外頭住上幾晚都不成問題。還有一些女性會在育兒工作告一段落的同時（甚至等不到那個時候）恢復單身。我總會對她們說：「歡迎回歸單身生活。」 而且我品出了一條真理：男性朋友會一個接一個離開，但女性朋友不會。
年輕時結交的朋友確實寶貴，畢竟她們見過青澀的你，瞭解你還是刺蝟時的模樣。但與飽經風霜的女性相識相知，才更能讓我們的內心豐盈。知己，知曉自己……這個詞著實精辟。哪怕一年到頭都見不上一面，哪怕受疫情影響無法親密接觸，只要知道她還在那裡平安地活著，便是莫大的慰藉。而光是冒出「她萬一不在了」的念頭，失落感就足以將我吞噬。原來這就是長壽的痛苦之一啊。眼看著知己先後離去，我的一部分也隨著和她們共度的經歷一起消失在了另一個世界……自己就這樣被削了一刀又一刀，這種體驗就是長壽的痛苦吧。
順便一提，如果朋友結婚了，而跟你走得更近的是女方，那上門做客時肯定會自在一些，如果跟男方更熟就不會這樣。拜訪剛結婚的男性朋友的新居時，難免要處處顧忌初次見面的太太，身心俱疲。但要是和女方比較熟，就能放心大膽地走進廚房跟她談天說地。
我有朋友與志同道合的伴侶陰陽兩隔，五十多歲便早早成了未亡人（這個稱呼就不能改改嗎）。還有朋友在六十多歲送走了丈夫，他們原本形影不離，十分恩愛。我擔心她會一蹶不振，她卻說「老公送了時間給我」，然後精力充沛地投入生活。而天天說老公壞話，「盼著他早點死」的女性卻在失去丈夫之後陷入了長時間的空虛狀態，消沈不已。她們的例子直教我感嘆，夫妻可真是難懂。
眼下的局面與90年代圍繞色情製品的討論如出一轍，支持管制派和表達自由派都聲稱對方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者。而在社交平台上，簡單粗暴的主張能吸引更多的關注，所以我感覺支持審查制度的人似乎又佔了上風。
不過話說回來，為什麼男人能如此毫無防備地向女人暴露自己最自私、最卑劣的一面呢？為什麼他們可以厚著臉皮要求女人全盤接受他們的無理要求呢？ 你聽說過「卡桑德拉綜合徵」嗎？據說它專指丈夫有心理髮育障礙的女性所面臨的苦難。卡桑德拉是希臘神話中的特洛伊公主，她在特洛伊陷落時受盡凌辱，成了阿伽門農的戰利品，最後被阿伽門農的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殺害，一生坎坷。
卡桑德拉們的報告中盡是妻子的控訴。①丈夫堅持自己的做法，還將這一套強加在妻子頭上，使得她不得不一味忍耐。他們永遠將自己放在第一位，對妻子和孩子漠不關心，除非有具體的指示，否則就坐著不動。找他們商量一些複雜的事情吧，便默不作聲，跟塊石頭似的砸不出一點聲響。
誰都不會突然變成父母。女人也是慢慢積累經驗，在這個過程中成長為一個母親。男人又不是沒有學習能力，但妻子對丈夫的期望值太低，於是不得不獨自扛起一切，這樣的情況不僅限於卡桑德拉綜合徵的患者。
這與傳統的妻子角色沒有什麼不同——幫丈夫緩解緊張情緒被視作妻子的職責，因為「男人一出門就有七個敵人」。莫非女人一旦成為「自己人」，就會化身為方便好用的化糞池，可以無限處理各種污物不成？看到男人展現出這樣的一面，女人無法再尊重男人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每次看心理學家霜山德爾的書，我都會被深深觸動。③他留下了「自燈明」這三個字，意為「在黑暗中行走時，依靠微弱的亮光照亮自己的腳下」，而為點亮黑暗而燃燒的，可能是自己的生命。每個人摸黑前行，靠著僅有的燈光照亮腳下的畫面浮現在我眼前。霜山先生也在他們之中。光是想到世上有過他這樣的人，就覺得人生值得走一遭。
在我出入原味店的時候，大人只會禁止和勸誡，卻從沒給出明確的理由。我一直希望自己長大以後可以用簡明易懂的話語把這個問題講清楚，直到最近才看到了些許曙光。您在信里指出，說「反正男人已經無藥可救了」是一種褻瀆，我很慶幸能看到這句話。
與其說我是對這種趨勢惱火，倒不如說我是對媒體有點惱火，因為媒體漸漸無法區分「尖銳而有趣的觀點或抗議」與「單純的找茬」。
我希望抗議者不要滿足於無謂的道歉和刪除，而要激發出更深層次的討論。令人反感的種種愚蠢表達即便沒有沿著老路立刻道歉刪除，也會因為人們不準備討論它們而被淘汰。最重要的是，我覺得這樣可以避免大家錯誤地把歧視女性的表達和凸顯人性愚蠢的精彩表達混為一談。
川端文學中的男性角色在部分女性活動家中口碑極差。誠然，他們的形象有時與「正確」相距甚遠，但我至少認為，比起閱讀自以為什麼都懂、替女性發言的男性女權撰稿人那些不痛不癢的專欄文章，看川端文學更有助於我們瞭解人性。
究竟是什麼變了？是社會的原則變了。我認為，社會變革變的不是真心話，而是原則和場面話，而且能到這一步就已經是極限了。森先生和佐佐木先生可能沒有認識到問題所在，但他們至少應該學到了一點：不能在公開場合發表那樣的言論。
在種種評論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水田宗子的批評最切中核心。 男性作家不理解女性，沒有準確地描寫女性，沒有把女性作為人來描寫。這個觀點本身是正確的，但是用作批評男性作家就有些偏題了。這是因為男性作家對現實中的女性感到失望，才會追尋夢想中的女性，並描繪出內心的風景。……男性作家將夢想自說自話地托付給女性，並自說自話地詮釋女性，但正因為他們夢想中的女性與現實中的女性之間存在鴻溝，男性的內心風景才會如此絢爛多姿。……他們的作品是男人一手締造的「女性敘事」，一覽無餘地展現了男人內心的風景，而這實則是「男性敘事」
如此想來，男性作家的作品赤裸裸地展示了他們的軟弱和愚蠢，這是多麼淒慘、多麼耿直。三島由紀夫的《假面的告白》是戴著「假面」卻誠實到教人心頭一顫的告白，川端的《睡美人》也是認識到衰老的男人對性不加修飾的坦白。
從這個意義上講，男人非常誠實，直教人驚呼「把底牌都亮出來不要緊嗎」。以掏心挖肺的誠實寫就的作品，就是出色的文學作品。
文學作品中充滿了淒慘的謀殺和性暴力，但沒有人嚷嚷著要禁止它們。現實和表達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有時候，正因為人們在表達中做出了犯罪、殺人、虐待之類的事情，才不至於在現實中這麼做。也正是通過這些表達，我們才能深入學習男人、女人和人。這就是為什麼我是女性主義者中少有的「表達自由派」。因為我認為想象力是無法管控的。
事實上，也有不少女人為了搞懂女人去看吉行，尷尬到我無法直視。
您在上一封信中寫道：「我認為，社會變革變的不是真心話，而是原則和場面話。」這正是我通過這一年通信轉變的一個觀點。想必很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人的行為可以改變，情感和思想卻不行。長久以來，我一直認為即使男人的行為多少得體了一些，他們心中齷齪的歧視心態和情緒也不會改變，遮遮掩掩的反而讓我惡心。
無論是在求職過程中，還是在入職之後，或是在永田町、霞關、兜町採訪時，我們每天都會遇到大量的「小山口敬之」、「小佐佐木宏」和「小森喜朗」。要是每次都鼓起勇氣狠狠抗議，為了不再出現受害者而積極檢舉，就無法集中精力完成好不容易抓住的記者工作，只會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所以我們也有苦衷，如果不把那些事當作毫無意義的瑣事而置之不理，我們就無法生存。
她們有時候也只在自身處境比較從容的情況下，才能為改善公司制度出力，聲討不合理的規矩。但站穩腳跟以後，她們也有需要顧忌的情面，儘管看不慣小森喜朗們略帶性別歧視色彩的言論，可想到他們也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也就不好說什麼了。
我覺得假裝不痛的逞強態度和把痛喊出來的態度同樣可貴。因為雙方都不曾畏懼嚴苛的現實，咬牙堅持。
也許正因為我們只精通逃跑的方法，色狼才沒有變少。我也意識到，正因為我們心底已經對男人灰心，認定色狼永遠都不可能絕跡，才會優先採取應對策略而非試圖改變社會。
在強制拍片問題受到關注的時候，我也不敢隨便分享「如何辨別在街頭跟你搭話的是不是黑心星探」「AV女演員如何才能順利隱退」這樣的知識，而是必須非常慎重地選擇發言場合，否則就很容易被認為是在為這個行業乃至社會的邪惡本質辯護。
儘管我打心底里認為，強姦的受害者不應該內疚，也不應該讓她們陷入自責或是受到他人的責備，但我仍然希望那些尚未成為受害者的人能知曉如何不被強姦。這不是在追究受害者的責任，只是希望大家能在這個壞男人（當然還有壞女人）遍地跑的社會平平安安活地下去。可我要如何傳達這一點，又不讓已經受到傷害的人自責呢？
而戰後出生的女性學者拿起這個主題，揭示日本女性在戰敗和佔領時期權力壓倒性不對稱的情況下，如何利用她們僅有的資源「性」，採取多樣化的生存策略。
還有一些女性為了將傷害降到最低而迎合加害者，並為此自責不已。這就是自我負責理論。也許你們這一代人被過度灌輸了這種觀念。但是，無論你穿什麼衣服、在幾點去了哪裡、是多麼天真無知，毋庸置疑的是，錯的是加害者，受害者沒有責任。
專門研究性騷擾和家暴的心理咨詢師信田小夜子在最近的著作《家庭和國家的共謀》中寫道：「承認傷害並非屈服，而是抵抗。」那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堅忍的證明。
自由主義的自我負責理論有一個前提：個人在完全知情的情況下是可以自由進行自我決定的主體。但這是一個神話（毫無根據的幻想）。
也許答案顯而易見：「男人就是這樣。」但真是這樣嗎？如果「男人就是這樣」，那他們應該也有「說不定我也會……」的同理心。照理說，有了這樣的同理心和理解，他們應該更願意面對男人身上的危害性。女性運動一直建立在這種同理心的基礎上。如果沒有與女性運動相匹敵的男性運動，原因只可能有兩個。要麼是男性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危害性，要麼就是他們從中受益。
可為什麼要由作為受害方的女性出面解決性暴力問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男人的問題難道不該由男人來解決嗎？是色狼逼得女性不再信任男性，可廣大男性為什麼不將怒火對準色狼？為什麼男性不主動發起打擊色狼的運動，還把女性的指控看成誹謗，堅持主張「色狼蒙冤」？最有資格對性騷擾者感到憤怒的就是不會性騷擾的男人，可他們為什麼要反過來包庇敗類，而不是痛罵？出入風俗店的男人為什麼不引以為恥？……男人可真是難懂。
我甚至覺得，那些嚷嚷「想當家庭主婦」的姑娘也不是在開倒車，而是出於自身利益做出了選擇。把這個選擇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她們一點都不想要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人生，只是在利用社會性別術語粉飾「我想要遠離競爭社會，過上舒適生活」這個（男人無法選擇）的選項罷了。
出現這樣一大批「厚著臉皮」優先自身利益的姑娘是我喜聞樂見的，因為男人打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都是天生的利己主義者，最看重自己，無關性別。大人比小孩重要——這麼簡單的道理，根本用不著太宰治點明，但以前這話只有男人能說，女人說不得。不過現在女人也能說出口了。
孩子沒有必要犧牲自己來照顧父母。如果你不喜歡父母，大可以轉身離開。
其實活著就是孤獨地面對自身的利己主義。
基於過去的經歷給自己佈置「作業」固然重要，但今天的你並不完全是那些經歷塑造的，一如性暴力的受害者也不是只靠那些傷痛過活。再說了，世人沒有心思記住他人過往的每一個細節。只要你一步一個腳印，用心寫每一篇文章，讀者便會想：「哇，她居然拍過AV！難怪這麼理解性工作者」或「難怪對男人這麼苛刻」。「你現在是誰」比「你過去是誰」重要得多。
我曾說慶幸自己擁有一位「愚蠢的母親」，但那其實是反話。「聰慧的母親」能看透女兒的心思，將女兒逼入絕境，借此磨煉她的自我。一個大人傾其一生與你面對面，這也是無比珍貴的饋贈。
心理學家岸田秀的書《性的唯幻論序說（修訂版）》引用了小說家松浦理英子發表在《朝日週刊》上的文章（「‘強姦是對女性最大的侮辱’這句話，哪怕撕爛我的嘴，哪怕強姦我到陰道撕裂，我也絕不會說」），並表示「侮辱女性是強姦者興奮的條件，我們應該予以根除」。我覺得他的論述與我的態度有共通之處，因為我也通過研究取悅男人的方法學會了輕視男人，因而不再想取悅他們。
重讀書信時，我發現第一輪和最後一輪形成了完美的閉環。或者說，也許我們只是在同一個圈子里打轉。用社會學的話來總結，大概就是如何突破「結構與主體」這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