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心得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二手時代》
本想趁著三天假期讀完這書，但讀到一半就陷入抑鬱狀態，不得不停下來😢
這無疑是一部文學作品而非歷史研究——整本書以引述受訪者話語的形式寫成，述事觀點受限於當事人視角，是很片面的，邊讀邊得補充歷史背景。
但書中文字能讓我深切地感受到那些前蘇維埃人的痛苦。
蘇共時期，全體人民在貧窮和戰亂中苟然殘存，還不時有鄰居為著一點小利益舉報鄰居、把其送進勞改營的情況，所謂貢獻國家是在衛生極為惡劣的環境長期勞動…然而，蘇聯解體後，社會主義的價值被全盤推翻，精神支柱崩潰比貧病更難讓人接受…
回想起不久前讀完的 #莫斯科紳士 ，伯爵正正是從沙俄步入蘇聯統治時期的人。這才真正理解到，伯爵為何拼死也要把養女從蘇俄送到美國。
上部
作者並非完全放棄自己的功能和身分，文本的總體構思仍掌握於作者本身；他雖然放棄講述者的地位，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選擇、刪節與整合的功能和任務。
小人物畢竟是「人微言輕」，對事件的觀察或陳述過於表象，不夠深入；因此，口述內容也常出現陳述失衡的現象，這種現象就需由作者來調和。
由於受到複雜社會關係和其他種種因素的限制，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話語常常會加以偽裝，甚至於個人的自傳作品也不可信，往往最後呈現出來的是別人的他傳。因此，只有無直接利害關係的陌生人或事件的旁觀者，才可能講出真實的觀感。
與擅長描寫戰爭題材的蘇聯男性作家，如西蒙諾夫（一九一五〜一九七九）、邦達列夫（一九二四〜）、貝科夫（一九二四〜二○○三）等人相較起來，她的作品既沒有表現悲壯宏大的戰爭場面，也沒有刻意塑造的英雄形象和歌頌衛國的民族救星，更沒有以戰爭作為考驗人民是否忠誠的試金石。亞歷塞維奇所關注的是對戰爭本身的意義及個人生命價值的思考；她力圖粉碎戰爭的神話，希望能喚起參戰民族自我反省的意識；她應該可以說是一位典型的反戰作家。
亞歷塞維奇就是極力想喚醒人們的認知：戰爭是一種將人帶進情感邊緣的極端場景，而文學作家就是要在這種特殊環境下重塑人的心靈感受與情感世界。
「歷史其實正在走回頭路，人類的生活沒有創新……多數人仍活在『用過』的語言和概念，停留在自己仍是強國的幻覺裡……」。
正如同書內一位亞美尼亞的主角所說的：「莫斯科曾是蘇聯的首都，可是現在已經是另一個國家的首都了。而我們的祖國，在地圖上已經找不到了。」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感嘆著「鄉關何處是」，恐怕是所有活過蘇維埃政權進入後共產時代的前蘇聯人共同體認的愁緒與悲哀：國家之大，卻找不到一己容身之處；自由無限，窮者與弱者卻不配擁有。
追求真相與探索真理從來就不是一條容易的捷徑，非一蹴可幾，如俄國知識份子相信的，這是一條布滿苦痛、孤獨又哀傷的荊棘道路。
其實台灣和蘇聯的關係很近，我們常常忘記我們的歷史出過一個留學蘇聯十二年（一九二五～一九三七）的蔣經國總統和一位永遠聽不見聲音的白俄羅斯第一夫人。在舊制轉新的一手空間中，如亞歷塞維奇在本書中直指，那些從「純真年代」活過來的人們，當年號稱如此「天真無邪」，進入後共產或是我們熟習的後威權時代，有許多人成了今天的豺狼虎豹。
然而，我們卻不能不思索與警覺，我們活著，是否存在著，是否摸著良心過活，能否誠實地面對歷史，能否堅持挖掘真相和追求真理的信念，至死不渝。
我們這類人，全都有社會主義基因，彼此相同，與其他人類不一樣。我們有自己的語彙，有自己的善惡觀，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們與死亡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在我記錄過的故事中，這些語彙常常縈繞於耳：槍斃、屠殺、消滅、抹去，或者一些蘇聯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剝奪十年通信權、放逐。
人類其實都願意單純地過日子，哪怕沒有偉大的思想；但這在俄羅斯人的生命中卻從來沒有過，俄羅斯文學也從來不是這樣的。舉世皆知我們是戰鬥民族，要麼打仗，要麼準備打仗，從來沒有其他的生活。我們的戰爭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戰爭的思維。聽到密集的鼓點，看到揮舞的旗幟，心臟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會鍾愛自己的奴性。
想可以把蘇聯人劃分為四代人：史達林時代、赫魯雪夫時代、布里茲涅夫時代，以及戈巴契夫時代。我屬於最後這一代人。我們這一代人比較能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瓦解，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理想主義生機勃勃、實力雄厚的時代，那個時候，要命的浪漫主義魔法和烏托邦願望方興未艾。我們是在克里姆林宮的「長老」監督下長大的，那是一個清教徒加素食主義的時代。共產主義的血脈已被遺忘，傷感和悲情主義高漲，保留下來的認知就是：烏托邦不可能變成現實。
歷史只關心事實，把情感摒除在外。人的情感是不會被納入歷史的。然而，我是以一雙人道主義的眼睛去看世界的，而不是歷史學家的眼睛。我只對人感到好奇。
準備為自己的理想而死，準備為理想而戰鬥。可是開始的卻是「契訶夫式」11的生活，一種沒有歷史的生活。所有價值觀都崩潰了，除了生活價值。生活是最廣泛的。我們有了新的夢想：建一幢房子、買一輛好車、種一些鵝莓……自由原來就是恢復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羅斯生活中羞於啟齒的。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16中有一場關於自由的爭執，說的是自由之路的艱難、痛苦和悲慘：「要付出的代價這麼高，為什麼還要弄清楚該死的善惡？」但是人總是面臨選擇：要自由，還是要生活富足安定？自由總是與痛苦相伴，幸福卻往往失去自由。大多數人都是選擇走第二條路。
到處都是坦克、坦克，在鐵甲上坐著的軍人完全不像凶手，而是一些面孔帶著負疚感、怯生生的男孩。老婦人為他們送去煮雞蛋和煎餅。
如果你願意，可以環遊世界，去巴黎或西班牙，去看嘉年華或鬥牛場……我在海明威的書中讀到過這些情景，讀過就明白了：我永遠都看不到這些西洋景色了。那時候是書籍代替了生活，但如今廚房徹夜暢談的時代結束了，開始要掙錢了，開始要賺外快了。金錢已經成為自由的同義詞，令所有人亢奮激動。最有能力、最有進取心，就是做生意人。
知識份子卻紛紛賣掉了自己的藏書。大眾當然是貧窮的，但並不是因此就要把書從家裡搬出去，也不單純只為了錢，還因為對書的失望。徹底絕望。就連對別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都會顯得不禮貌：「你現在讀什麼書呢？」生活中發生了太多的改變，只有書中一切如故。俄羅斯長篇小說從來不教讀者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或如何致富。
每天都有人火拼，忙著弄錢或把錢弄到手，汲汲營營，搶在其他人之前。有人傾家蕩產，有人鋃鐺入獄，從寶座到地下。另一方面，太嗨了，一切都在你眼前發生。
『做生意吧，致富吧！』大家把一切都忘光了。所有蘇聯書籍都被遺忘了。這些人已經完全不像曾經跟我一起彈吉他彈到凌晨的人了，我就是在那時候學會了三和弦和聲。唯一能把他們同廚房之友連接在一起的，就是他們也對紅色旗幟和浮誇感到厭倦，比如共青團員會議、政治教育等等，社會主義總以為人人是傻瓜。
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過程中，父輩就是這樣的人，要麼從勞改營回來，要麼從戰場上回來。他們唯一可以告訴我們的事情就是暴力，還有死亡。
為什麼所有人都被捕了，而你卻沒有？是你沒有做什麼嗎？其實他們可以逮捕你，但是也可以把你派到內務人民委員部去工作，要看黨的要求、黨的命令。
現在來說說那些劊子手吧，他們其實也都是平常人，並不可怕。舉報爸爸的是我們的鄰居，尤拉叔叔。
您明白，其實不存在如同化學式定義那樣純粹的邪惡，不僅史達林和貝利亞47如此，尤拉叔叔和美麗的奧麗雅阿姨也一樣……
「俄羅斯人需要信仰，相信光明，相信崇高。在我們的精神細胞中，有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因。英雄主義離我們更近。」
「社會主義強迫人人生活在歷史中，沉溺於某種偉大……」
「我們班上有個貧窮的女孩，她的父母在一次車禍中死亡，留下她和奶奶相依為命。她長年只有一件衣服穿，但是沒有人同情她。怎麼這麼快啊，貧窮成了一種恥辱……」
我丈夫是一位經濟學家，他為此都要發瘋了：『用華麗詞藻去燃燒人心，這是詩人做的事情。你們搞革命，但接下來呢？接下來怎麼辦？你們怎麼建立民主制度？誰去建設？現在我可明白了，你們在幹什麼。』他嘲笑我。我因此跟他離婚了……但事實上，他是對的。
「所有的時間我們都在談論痛苦，這就是我們學習的方式。在我們看來西方人很天真，因為他們不曾遭受過我們一樣的苦難，任何小膿瘡他們都有治癒的藥方。但我們是蹲過勞改營的，我們是在戰爭中從成堆的屍體中爬出來的，我們是在車諾比用光裸的雙手撥開核燃料過來的……現在我們又坐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好像戰爭剛剛結束，我們都被磨碎了，我們都已經散架了。我們的語言，只有痛苦的語言。
我們對不久前的世界還一無所知，就已經生活在另一個新世界了。整個文明都建立在廢墟上……」
連西方人在蘇聯崩潰後，都明白馬克思的理想並沒有結束，還需要發展，而不是奉為圭臬。
但你聽聽我們外省人是怎麼說的：『莫斯科並不是俄羅斯，薩馬拉、陶里亞蒂、車里雅賓斯克，還有羅賓斯克這些地方才是俄羅斯。』
莫斯科，那是另一個國家的首都，而不是外環路之外那些地方的首都。莫斯科只是個旅遊天堂。不要相信莫斯科。
來到我們這兒的人馬上就可以看出：對，這是些『老蘇維埃』。甚至按照俄羅斯標準，這兒的人生活也很貧窮。這裡的人都痛罵富人，大罵國家，詛咒一切，大家都認為自己受騙了，從來沒有人對他們說要搞資本主義，他們還以為在改善社會主義呢。這裡的人所知道的生活，就是蘇聯式的生活。
葉爾欽式的強盜革命……我友人的兒子差點因為社會主義思想而被殺死。『共產黨員』幾個字成了一種恥辱。
我眼看著那些『忠誠』的共產黨員，變成了東正教信徒和自由主義者。我很愛『同志』這兩個字眼，也絕不會變心。多麼美好的詞彙！知道『老蘇維埃』吧？品味一下這個詞吧！蘇維埃人是很好的人，他們可以去烏拉爾山，去戈壁荒漠，為了理想，不是為了美元，不是為了外國人的綠鈔票。第聶伯水力發電站、史達林格勒大會戰51、進入外太空，都是蘇維埃人做的。
一九四○年芬蘭戰役結束，蘇聯和芬蘭交換戰俘，一排一排地迎面交換。芬蘭人走到自己人那邊時，互相擁抱握手。我們這邊不是這樣，就像遇到敵人一樣對待我們。『弟兄們！同胞們！』爸爸他們向自己人跑去。『站到一邊去，否則我們就開槍了！』 士兵帶著軍犬把自己的戰俘隊伍包圍起來，趕入特別準備的木板營房中，四周環繞著鐵絲網。
在勞改營的頭兩年，誰都不相信能活著出來；刑期五、六年的人會回憶家庭，刑期十至十五年的人從來不提家庭。他們誰都不敢想，不管是妻子，還是孩子，或者父母，從來都不提。『如果你想家的話，那你是活不下去的。』這也是爸爸的原話。但我們一直在等爸爸。『爸爸會回來的，爸爸會不認識我了吧。』『我們的好爸爸……』我們好想多叫一次『爸爸』。他終於回來了，那天奶奶在籬笆門外看見一個穿著士兵大衣的人，就問：『當兵的，你找誰呀？』『媽媽，你都不認識我了？』奶奶站在那兒愣了一會兒，突然就暈倒在地上。
『你支持誰，月亮還是太陽？』班級裡的男孩對我進行審訊。回答要非常小心：『月亮。』『正確！你支持蘇維埃國家。』要是你說『太陽』，那就是你『支持該死的日本人』，他們經常這樣對我進行嘲諷和捉弄。
連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本人也提心吊膽，我讀過他的一篇專訪，說他在自己的辦公室內談到保密內容時也這樣做：把所有電視機和廣播放到最高音量。這通常是最基本的動作。要是有很認真的談話，就得邀請人家到城外的度假小屋去。他們在那裡走進樹林，一邊散步，一邊談話。鳥兒是不會告密的。
今天有誰還會聽普通人說話？誰還需要普通人？您還記得蘇聯時期的街道名稱吧，冶金學家大街、愛好者大道、工廠街、無產階級大街……那時候，小人物是最重要的，要是你過得太好，物質生活充裕，單位會發申報單幫忙掩飾，就像你說的。到了現在，誰也不用再為自己的富有遮遮掩掩了。沒有錢就走開，躲到長凳下面去！
您看看德國，看看法國，還有瑞典方案。俄羅斯式的資本主義有什麼價值？對『小人物』那麼蔑視，對沒有百萬金錢、沒有賓士的人那麼蔑視。取代紅色旗幟的是基督教復活和消費崇拜，人們在入睡前所想的不是崇高的事情，而是今天他沒有買到什麼東西。想想看，一個國家的分崩離析難道只是因為知道了古拉格的真相？那些寫書的人就是這樣想的。而人類，正常的人類不是活在歷史中的，他們活得很簡單——戀愛、結婚、生子、蓋房子。
自由就是金錢，金錢就是自由；而我們的生活一文不值。
但是我一直是在基層，是最底下的一層。和基層群眾在一起，永遠受到群眾監督。如果確實在哪些地方有您說的那種情況，那我不爭辯，不否認。和你們一樣，我也是在改革派報紙上看到的，說中央書記的孩子飛到非洲去打獵、買鑽石。不過，那也比不上現在的『新俄羅斯人』的那種生活，比不上『新俄羅斯人』的城堡和遊艇。
您問我，我倒是想請問您：『我們的精英都在哪裡？為什麼我每天在報上看到的都是順著別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寧61的理由所寫的觀點，而不是奧庫扎瓦、伊斯坎德爾62……』
關於知識階層，列寧曾經這樣寫道：『他們不是大腦，而是國家的糟粕。』所以，像我這樣學習文學的幹部是很少見的。幹部都是從工程師、畜牧師中培養出來——從製造機器、生產肉類和穀物的專家中提拔起來的，而不是從人文學者中提拔。集體農莊大學是幹部的熔爐，需要的就是工農子弟。幹部要來自於人民，這項政策已經貫徹到可笑的程度：可以徵召獸醫做黨務工作，但一個全科醫師卻不行，絕對不行。
人民！人民！人民是什麼？人民就這樣說自己：『棒子和偶像都是自己造出來的，就像木刻一樣，想要什麼，就能做出什麼。』
我們坐在廚房裡罵蘇維埃政權，說政治笑話，讀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書，他可以在任何時候去敲開朋友的家門，哪怕是凌晨兩三點，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我清楚地記得那種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那裡有我們心目中的英雄、懦夫和叛徒，也有我們自己的快樂。這無法向圈外人說清楚。首先，我無法解釋我們為何開心，又不能細說別的。就是這樣，我們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完全不同，截然不一樣！一到早上，我們就都各自去上班，又變成了普通的蘇聯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樣，老老實實中規中矩地上班。要麼你順從，要麼你就去掃院子當保安，沒有其他方式保護自己。等到離開工作崗位回到家，就又開始在廚房聚會，一邊喝伏特加，一邊收聽受到高度干擾的美國之音。我至今還記得那種劈劈啪啪的無線電干擾聲。但那個時候，我們徜徉於無休止的浪漫、戀愛和分手的循環中。當時許多人都自認為是國家的良心，認為自己有權開啟民智。可是我們對人民了解嗎？也就是從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中，從我們的『鄉村作家』那裡，還有拉斯普京和別洛夫71的作品中，才有些了解。我甚至連自己的父親都不理解，我曾經對著他大叫：『爸爸，如果你不把黨證退給他們，我就不和你說話了。』爸爸哭了。
自由是什麼？自由對我們的人來說，就像猴子想戴眼鏡一樣，誰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整夜整夜地翻閱那些卷宗，恐懼得頭髮都豎起來了。兄弟告發兄弟，鄰居陷害鄰居，只是為了一塊菜園，為了國有住宅的一個房間。在婚禮上還舉杯高唱：『感謝喬治亞人史達林84，讓我們穿上了橡膠鞋。』事情太多太多了。一方面，是體制把人碾碎了；另一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人隨時都可以……
一個普普通通的國有住宅，一起住著五個家庭，二十七個人共用一個廚房和一個浴室。有兩個鄰居是朋友，一個有五歲的女兒，另一個是獨身一人。在國有住宅中，很常見的事就是互相監視和偷聽。房間只有十平方公尺的人，就嫉妒那些有二十五平方公尺房間的人。於是，有一天夜晚『黑烏鴉』85來了，那個有小女兒的女人被抓走了。她被帶走之前，還對自己的鄰居喊道：『如果我回不來，請好好照顧我的女兒。不要把她送到孤兒院。』從此，她的鄰居兼好友就接手了那個女孩，房間也轉到了她的名下。女孩開始叫她媽媽，安妮雅媽媽。十七年之後，生母回來了，她感激得幾乎把她的姊妹從手到腳親吻了個遍。童話通常應該在此結束了，但現實生活卻有其他結局，並不是幸福結局。在戈巴契夫時代，檔案開放後，上面來了個人問這位當時的勞改營女囚犯：『您想看看自己的檔案嗎？』『我想。』她拿起了自己的卷宗，打開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發者的名字，那麼熟悉，原來就是自己的好鄰居『安妮雅媽媽』，就是她告的密。您懂了吧？可是我不明白。我想那個女人，她也無法明白。回到家裡之後，她就上吊自殺了。
我向她保證，每個故事都有兩個版本。我希望做一個冷靜的歷史學家，而不是點燃火炬的歷史學家。讓時間做法官吧。時間是公正的，但那是說遙遠的時間，而不是最近的時間。要等到我們已經不在的時代，不會被我們的偏好所影響的時代。
可是在那之前，我們又是誰？是人民的敵人，富農和富農的走狗。在我們的農村，一些穩定殷實的家庭，比如說院子裡有兩匹馬和兩頭牛的，都被劃為富農，把他們送到西伯利亞，拋到荒蕪的森林中。女人在那裡都會掐死自己的孩子，為了不讓他們活著受苦。
薩沙躺在棺材裡，胳膊和手都燒毀了，燒成了黑色的，可是他那雙手卻是黃金，百般手藝都會，木匠和泥瓦匠的活都能做。村裡每個人都會記住他，因為他們的桌子、書架和物品架都是出自薩沙之手。
我們那時最大的夢想，就是為國家獻出自己的性命。共青團的誓言是：『只要人民需要，我甘願獻出自己的生命。』這不是嘴上說說的，我們實際上就是這樣被培養起來的。那時候街上走來一隊士兵，所有人都會停下來致意。戰爭勝利後，軍人是最非同尋常的人。入黨時，我在志願書上寫道：『本人了解黨章內容並承諾鞠躬盡瘁，如果需要，我的生命隨時屬於祖國。』
我們這兒的作家不只是作家，還身兼教師和神父。
全體人民都沒有做好準備，做夢都沒想過要去搞資本主義，準確來說，我自己就沒有夢想過資本主義，我喜歡社會主義。就是到了布里茲涅夫的年代，清貧的年代，我也沒遇見過吃人的年代。
我喜愛馬雅可夫斯基，喜歡愛國詩歌和歌曲。這在當時是很重要的，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很多東西。那時候，沒有人向我灌輸生活只是為了吃好睡好，而現在的英雄都是那些在一個地方買進又到其他地方多加三塊錢賣出的傢伙。現在的事實都是在向我灌輸這些。結論是，那些為他人、為崇高理想而獻出生命的都是傻瓜。
那時他們去了烏克蘭各地旅行，時間是一九三○年代集體化運動時期，烏克蘭發生了大饑荒。幾百萬人餓死，整村整村的人都死光了，竟然沒有人收屍埋葬。大批烏克蘭人被飢餓殺死，因為他們不想組織集體農莊。現在我才知道這些……歷史上，烏克蘭曾經爆發哥薩克大起義，人民還記得自由的滋味。
烏克蘭的土地太肥沃了，即便插上一根木樁，都能長出一棵大樹。但是他們卻死了，就像牲畜一樣倒下了。他們所有的東西都被沒收，連教堂的圓頂都給拆走了。軍隊把農民包圍起來，就像在集中營一樣。現在我知道真相了……
我們居然能活下來！那不是滑翔翼，只是一個木造的自製機體，外面包上墊子而已。操縱要用手柄和腳蹬，所以當你飛起來時，你可以看到鳥兒，從空中看到地面。你覺得自己插上了翅膀！天空改變了人類，高度也是，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嗎？我說的就是我們那種……我可憐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們所熱愛的一切……
我不會忘記這些，不會忘記我們整個十年級全部出動去開墾荒地。他們排著隊，揮舞著旗幟，一些人還背著吉他。『這就是英雄！』我當時是這麼想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後來都因為生病回來了，他們根本無法在荒地中生存，在大森林中建造鐵路，當時鋼軌都是蹚著齊腰深的冰水用人力背過去的。他們還缺乏技術，吃腐爛的馬鈴薯，所有人都染上了壞血病。
『我們的朋友，也是亞塞拜然人，他們把我們藏在地下室。拿垃圾、破箱子當掩飾，晚上才能給我們帶些吃的過來……』
『我以前認為塔吉克人就像孩子一樣單純，從來不怨恨別人。但是半年後，可能還不到半年，我已經認不出杜尚貝了，人與人也互相不認識了。太平間人滿為患。早上沒有人上街，柏油路上全都是血塊，就像肉凍一樣。』
『晚上有人摸黑在鄰居的外牆上寫著：「恐懼吧，俄羅斯的混蛋！你的坦克兵不能幫你了。」俄羅斯人被剝奪了領導地位，有人從角落裡朝俄羅斯人開槍，城市馬上陷入髒亂，就像村子，突然就變成了一個外國城市，不再是蘇聯的了。』
每逢假期，我們第一次敬酒都要說「為了友誼」，還要用亞美尼亞語說「我愛你」，用亞塞拜然話說「我愛你」。我們原本是生活在一起的……
你知道發瘋時，頭髮是什麼樣子的嗎？變得很硬很硬，就像釣魚線一樣。每根髮絲都是先瘋掉的……有誰能受得了？
一九五六年，外公從勞改營獲釋後，被帶回來交給外婆和媽媽，那時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了。他是從哈薩克勞改營出來的，有人陪同他回家，他病得很嚴重。媽媽她們都不敢承認這是父親、這是丈夫，因為害怕，她們對外聲稱，他只是個遠親，和我們家沒什麼關係。一起生活了幾個月後，她們把外公送到醫院。他在那裡，上吊自殺了。得知這些事情後，我需要在這些往事的伴隨下活下去，帶著這些訊息生活下去，我必須理解這些……
我們的外婆最害怕出現新的史達林和戰爭，她一生都在為應付逮捕和饑荒做準備。她在窗台擺上盒子，在裡面種大蔥；她總是熬一大鍋白菜，買很多糖和油儲備起來，閣樓上堆滿了貨品和糧食。
從戰前到戰後，這裡的人都沒有護照。上邊不給鄉下人護照121，不許他們進城。簡直就是把他們當奴隸，當囚犯。打完仗回來，掛滿了勳章，征戰了半個歐洲，卻沒有護照！
從坦克艙口探出頭的，都是長著細嫩脖子的男孩，就是這樣子。他們睜著膽怯的大眼睛，一臉茫然。到了第三天，他們都坐到坦克外面，面露凶相，又餓又困。女人把他們團團圍住：『乖孩子，你們會向我們開槍嗎？』士兵不說話，一個軍官大喊了一聲：『上面下命令時，我們就會開槍。』士兵馬上就不見了，都躲進艙口裡了。就是這樣！
盲目，欺騙。我們把一切都拿去換汽車和服裝了，連故事都不用編……說中情局就這樣毀掉了蘇聯，說這是布里辛斯基122的陰謀……那為什麼KGB沒有幹掉美國？不是愚笨的布爾什維克糟蹋了國家，也不是渾蛋的知識份子為了出國和閱讀《古拉格群島》而消滅了國家……更不要去蒐集證據說，這是猶太人共濟會的陰謀123，而是我們用自己的雙手摧毀了一切。
一九八九年我出差去維爾紐斯。出發之前，工廠的總工程師（他人已經在那邊了）打電話警告我：『你不要跟他們說俄語。如果你說俄語，在商店波蘭末代共黨政權領袖。裡連一盒火柴都買不到。你還沒有忘記烏克蘭語吧？就說烏克蘭語吧。』我當時還不相信，怎麼可能？他說：『在食堂都要小心可能被下毒，或者飯裡有玻璃碴子。在那裡，我們現在是占領者，你明白嗎？』我還滿腦子的民族友誼和蘇聯兄弟情誼什麼的。一直到抵達維爾紐斯火車站，我都還不相信。結果，我才一腳踏上月台，沒幾分鐘，他們一聽到我說俄語，就讓我深刻明白，我已經來到了外國。我就是個占領者，從骯髒落後的俄羅斯來的占領者。一個俄羅斯的伊凡126，野蠻人。
我不相信阿赫羅梅耶夫是自殺的，身為軍官不可能用繩子上吊，死在一條綁蛋糕盒的絲帶上，像個犯人一樣，在牢房裡才會是這種死法，坐著，腿彎曲著。孤獨一人。這不是軍人的傳統，軍人討厭絞索。所以這不是自殺，肯定是他殺，是那些扼殺蘇聯的人殺害了他。他們害怕阿赫羅梅耶夫在軍中的崇高威望，害怕他組織反抗運動。
「七○年代蘇聯生產的坦克比美國多二十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在八○年代）的顧問沙爾納扎羅夫提問：『為什麼需要生產這麼多武器？』 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回答：『因為我們付出了巨大犧牲才建起第一流的工廠，絕不比美國人差。難道您要命令他們停止工作，去生產電鍋？』」
「第一次全蘇人民代表大會第九天，會場大廳出現了傳單，說是薩哈羅夫在接受加拿大一家報紙採訪時指出，在阿富汗戰爭期間，蘇聯直升機向被圍困的本國士兵開火，以防止他們投降被俘……
您以為我得到金星英雄榮譽很幸福嗎？我在恪守職責，但是那裡只有血跡和泥土……我反覆說過，軍隊領導層是反對這場戰爭的，我們深知自己是在艱苦陌生的條件中捲入戰爭的。結果是，東方伊斯蘭起而反對蘇聯，我們在歐洲丟盡顏面。
他為什麼選擇離去？因為他的國家離去了，他也就和她一起去了，因為在這裡，他再也找不到自己。我想，他一定想像到了一切將會怎樣，社會主義如何被砸爛，空談如何以流血結束，盜賊如何橫行；想像到紀念碑紛紛倒塌，蘇聯諸神變成一堆廢鐵，人民開始以『紐倫堡審判』威脅共產黨。但法官又是誰？不過是一批共產黨審判另一批共產黨，星期三退黨的審判星期四退黨的。
我讀過您的書，您不該這麼相信人類，相信人的真相……歷史，才是思想的生命，不是人在寫，而是時間在寫。關於人的真相，就像是一個掛鉤，每個人都可以去掛自己的帽子。
而蘇聯，還能夠延續很長一段時間。泥足巨人？一派胡言！我們是強大的超級大國，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很多國家，這正是美國人害怕的。
戈巴契夫與赫魯雪夫很像，不喜歡軍隊。赫魯雪夫曾經說，將軍如果不打仗，就像寄生蟲。但我們國家是個軍事國家，有七成的經濟學家都以各種方式為軍隊服務。最好的大腦也用於軍事工業，物理學家、數學家……都在坦克和炸彈研究領域工作。思想體系也是軍事化的。而戈巴契夫是純粹的文官，以前的總書記都有戰爭背景，只有他是從莫斯科大學哲學系畢業的138。
克里姆林宮有自己的廚師，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向他預訂小鯡魚、豬油、魚子醬等，戈巴契夫常點粥和沙拉。他要求廚師不要給他魚子醬：『魚子醬配伏特加酒是最好的，但我不喝酒。』他和萊依莎一起做飲食管理、定減食日。他和以前的總書記都不一樣，完全沒有蘇聯體制的味道，他對妻子很溫柔，總是手牽手散步。而葉爾欽呢，一大早就要喝一小杯，配上酸黃瓜，這就是俄羅斯男人的風格。
我在一個民主派媒體上讀到了這樣的稱呼：『戰爭的一代』，就是說我們這些人，抓住權力不放。戰爭勝利了，重建國家，我們就應該離開，因為除了軍事標準，我們沒有其他的生活觀念。因此，我們才會如此落後於世界……（惡狠狠地）
我記得，在國外看過另一個戈巴契夫，那個人跟我們在國內認識的戈巴契夫判若兩人。他在國外感到自由，能自在開玩笑，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而在國內，他是迂迴而隱晦的，所以看上去軟弱、語言空泛。但他並不軟弱，也不是懦夫。那都不是真的。其實，他是一個冷靜而世故的政治家。
第一代人不相信西方，視西方為敵人；第二代人想要過西方人一樣的生活。當然，『老人黨』害怕戈巴契夫，害怕他關於『建立無核世界』的談話，害怕他告別二次大戰後的『恐怖平衡』理論。戈巴契夫說的是『核戰之中不可能有贏家』，意思是我們應該減少國防工業和裁軍，讓第一流的軍工廠改去生產鋼鍋和榨汁機。這樣怎麼行？
一代人不相信西方，視西方為敵人；第二代人想要過西方人一樣的生活。當然，『老人黨』害怕戈巴契夫，害怕他關於『建立無核世界』的談話，害怕他告別二次大戰後的『恐怖平衡』理論。戈巴契夫說的是『核戰之中不可能有贏家』，意思是我們應該減少國防工業和裁軍，讓第一流的軍工廠改去生產鋼鍋和榨汁機。這樣怎麼行？軍方將領與政治領導層，與總書記進入了戰爭狀態。將軍不能原諒總書記失去了東歐板塊，不能原諒我們從歐洲撤出，特別是東德。
將軍不能原諒總書記失去了東歐板塊，不能原諒我們從歐洲撤出，特別是東德。就連德國的總理柯爾也對戈巴契夫的慷慨感到驚訝，他們提出要給我們大筆金錢，協助我們從歐洲撤軍，但是戈巴契夫拒絕了。這種天真令柯爾驚訝。這是俄羅斯式的憨厚。戈巴契夫是那麼希望西方人喜歡他，為了法國嬉皮穿印有他照片的T恤而歡喜，卻平庸而可恥地放棄國家利益。
世界成了單極，強權現在屬於美國。我們變得軟弱，立刻被推向邊緣。我們變成了三流國家，成了失敗者。
阿赫羅梅耶夫也寫作和演講，他對我說過：『應該回擊了。』有人打電話威脅他，說他是阿富汗的『戰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反對阿富汗戰爭的。
阿赫羅梅耶夫的葬禮，只有家人和少數朋友參加，沒有軍人致敬，也沒有禮炮；連《真理報》都不願刊登一個指揮過四百萬軍人的前總參謀長的訃告。前國防部長亞佐夫和其他『政變份子』一起被關進了監獄，而新任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當時好像因為搬進亞佐夫的公寓並急於趕走亞佐夫的妻子而備受關注。
當天夜裡，不明人士挖開了阿赫羅梅耶夫的墓穴，以及旁邊一週前下葬的斯雷德涅夫中將的墓穴。調查顯示，斯雷德涅夫墓穴是先被挖開的，顯然是誤挖。盜墓者偷走了阿赫羅梅耶夫鑲有金色邊飾的元帥禮服、按照軍方傳統釘入棺木的元帥軍帽，還有很多勳章及獎章。 調查人員確信，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墓地被盜一案，沒有政治目的，純粹出於商業動機。高級將領的制服特別受古董經營商的青睞，當然元帥制服更是搶手。
俄羅斯，大家在洗腳時會談論她，每個人都可以打她耳光。把她像用過的抹布和過期藥品一樣，扔進西方的垃圾場，廢棄物收購站！（罵髒話）她成了提供原料的附庸國、天然氣的開關……蘇維埃政權怎麼了？它不理想，可是它好過現在這些東西，它更有尊嚴。總之，社會主義很適合我，那裡沒有超級富豪，但也沒有乞丐，沒有無家可歸的人和流浪兒，老人能靠退休金生活，不用在外面撿瓶子拾破爛，吃殘羹剩飯。不必看別人的眼色，不必伸出雙手乞求……改革殺死了多少人，還得計算一下呢。（停頓）我們以前的生活被徹底奪走了，一塊石頭都不留。很快我就會和兒子沒什麼話說了。
為什麼當時我要捍衛葉爾欽？僅僅因為一場演講，他說應該剝奪官僚的特權，於是為他帶來了數百萬名的支持者，說得我都準備拿起自動步槍向蘇聯共產黨開槍了。他們說動了我，而我們不明白他們給我們準備了什麼替代品。他們在偷換觀念，是一個大騙局！葉爾欽站出來反對紅軍，並宣稱自己是白軍。這是個大災難。問題是：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溫和社會主義？人道社會主義？我們得到了什麼？
要是想讓媽媽坐下來縫紉繡花，特別是要她妝點我們的住家，在房間裡放些花瓶和珍品，她就會說你們要幹什麼，活得像是個浪費時間、庸俗的小市民。她會說最重要的是靈魂工作，是讀書。
您已經注意到了？是的，當然……為什麼要問呢？我們都是這樣成長起來的。藝術熱愛死神，我們的藝術對死神尤其鍾情。我們的血液中就有崇拜犧牲和死亡的基因。生活嚮往的是主動脈的破裂。
最先崩潰的，是我們的友誼。大家都有事要做，都要掙錢。以前覺得，錢對我們來說算什麼，金錢完全控制不了我們；可是現在，所有人都看重綠票子的價值，而不是蘇聯盧布，不是『印花紙』。我們這些讀書的女孩和男孩，本來就是溫室裡長大的植物，沒有任何能力應付我們終於盼來的這種新生活。
也許那邊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更加明亮，比你現在生活的世界更宏偉，那邊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發生。在那個世界裡，你能夠參透某些祕密，那是其他方式不能夠理解、用理性也不可能解開的祕密。就是這種衝動，來試一試吧，站到窗台上去，從陽台跳下去。可是，你其實並不想死，你想要的只是跳到更高的地方，想飛起來，你覺得自己能夠飛起來。
沒有選擇：要麼你就認命地養家餬口，要麼你就繼續端著老蘇維埃的理想，或者，或者……沒有其他的方案。你寫詩，你彈吉他唱歌，別人會為你鼓掌，拍拍你肩膀說：『唱得好，唱啊！』可是你仍然口袋空空。那些離開國家的人呢？他們在國外也賣鍋，也送披薩，也在紙盒廠裡糊紙盒。他們在國外沒有覺得不好意思。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其實是在說伊戈爾，在說我們失去的一代，我們是共產主義的孩子，卻在過資本主義的生活。我討厭吉他！我可以把它送給您。
我們啊，我們這些人，只想著創造公正的生活，消除貧富分化。
我周圍再也沒有熟人了。博物館和檔案館的人，還有百科全書的編輯都來找過我，如今我只是一個詢問處，一個活檔案，卻沒有交談者了。我還能夠和誰說上話？我應該能夠和拉扎爾．卡岡諾維奇177聊到一起，我們這代人留下來的已經很少，沒有頹廢的，就更少了。
史達林的計畫是十五到二十年就趕上去，著名的史達林式大躍進。我們也都堅信一定會趕上去！現在的人什麼都不信，我們那時候總是確信不疑，輕信不疑。我們的口號是：『以革命的夢想痛批生產崩潰論』、『布爾什維克必須掌握技術』、『趕超資本主義』。我那時候都不在家裡住，一直都住在工廠，住在工地。就這樣，在夜裡兩、三點鐘還電話不斷。史達林夜裡不睡覺，很晚才休息，和他一樣，我們也不能睡覺。
但我記得很清楚，我記得當時那些人有怎樣炙熱的目光，我們的心靈又是怎樣在燃燒！現在沒有一個人相信我！可是我並沒有瘋掉，我記得，是的，我記得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不像今天的人，總是把自己擺在第一位。一碗白菜湯、小房子、小園子……以前掛在嘴上的是『我們』，我們，我們！
我們舉辦的是共青團員式的婚禮，沒有蠟燭，沒有花環，沒有宗教儀式，取代聖像的是列寧和馬克思的畫像。我的未婚妻留著一頭長髮，但為了參加婚禮剪掉了。我們那時候鄙視美麗。這當然是不正確的，就像一般說的，太過分、太極端了……
我媽媽會穿上絲綢裙子，我的妹妹能穿上高跟鞋，我將會到學校學習……所有的人都將像兄弟一樣，人人平等。這樣的夢想我怎能不喜歡？窮人和受苦人都相信布爾什維克，年輕人都跟著布爾什維克走。
可是你們當中有誰能說自己讀過列寧晚年的著作？有誰完全了解馬克思？有早年的馬克思，也有晚年的馬克思……今天大家都把它當成社會主義謾罵的那些事，其實這無關社會主義的理想。理想沒有罪過……（由於咳嗽又聽不清了）現代人失去了自己的歷史，活得沒有信仰。不管你問什麼，他們都只有空虛的眼神。領導人都學會禱告了，右手舉著一根蠟燭，就像端著一杯伏特加似的。他們把陳腐的雙頭鷹188又請了回來，戰旗上都有聖像……（聲音突然完全清晰了）我最終的願望，就是請你寫出真相。但是要寫『我的』真相，不是你自己認為的。請讓我的聲音保留下來吧。」
他讓我看了很多照片，不時評論幾句。 「……他們把我帶去見指揮員。『你幾歲了？』指揮員問我。『十七歲了。』我脫口而出，其實我還沒有滿十六歲。就這樣，我成了一名紅軍戰士。他們發給我一副綁腿，還有一顆紅五星，是佩帶在帽子上的，不過布瓊尼軍帽還沒發下。但是我有紅五星了，沒有紅五角星算什麼紅軍？上級還發給我一支步槍。這樣我們就感覺自己成了革命的保衛者。我們不是餓肚子就是生病，反覆發高燒……斑疹傷寒……但是我們都很幸福。
……有人從一個被打跑的地主家裡拖來了一架鋼琴，放在院子裡，風吹雨打淋壞了。一群放牧的孩子趕著牛群走過來，用棍棒敲打鋼琴。莊園因為酒會聚眾而被燒毀，被洗劫一空。大老粗們有誰需要鋼琴？
……教堂被炸毀了。現在我的耳裡還有老太太們的聲音：『小祖宗，不能這樣做呀！』她們抱住我們的腿苦苦哀求。那座教堂都有二百年了，她們說那只是一個禱告的地方。在教堂原址，我們建起了一間公共廁所。我們強迫神父去打掃廁所，清理糞便。現在，當然，我現在明白了；但是在當時，我是很開心的。
……犧牲的同志躺在野地裡，他們的額頭和胸前是刺刀劃出的紅星。紅色的五角星。肚子被剖開，內臟散落一地。你們想要土地？那就拿去
可是你們當中有誰能說自己讀過列寧晚年的著作？有誰完全了解馬克思？有早年的馬克思，也有晚年的馬克思……今天大家都把它當成社會主義謾罵的那些事，
其實這無關社會主義的理想。理想沒有罪過……（由於咳嗽又聽不清了）現代人失去了自己的歷史，活得沒有信仰。
最終的願望，就是請你寫出真相。但是要寫『我的』真相，不是你自己認為的。請讓我的聲音保留下來吧。」
上級還發給我一支步槍。這樣我們就感覺自己成了革命的保衛者。我們不是餓肚子就是生病，反覆發高燒……斑疹傷寒……但是我們都很幸福。
教堂被炸毀了。現在我的耳裡還有老太太們的聲音：『小祖宗，不能這樣做呀！』她們抱住我們的腿苦苦哀求。那座教堂都有二百年了，她們說那只是一個禱告的地方。在教堂原址，我們建起了一間公共廁所。我們強迫神父去打掃廁所，清理糞便。
我經常在想社會主義並沒有解決死的問題，沒有解決老的問題，也不能解決生命的形而上學意義，它把這些都忽略了。只有在宗教中，才有相關的回答。是的……一九三七年我應該會因為這番話而遭到……
尼古拉．維爾霍夫采夫，在一九二四年入黨的蘇共黨員，一九四一年被槍決，當時德國軍隊正在逼近這座城市，內務部處決了所有來不及疏散的被關押者。他們釋放了流氓罪犯，但是所謂的『政治犯』都被當作叛徒處決了。
因為如此，我們採取了我們覺得最好的防禦之道：以曾經的神話來拼湊我們的世界拼圖，而不是過去曾發生過的事件。因為在大歷史的脈絡下，我們個人的小歷史是可以被拋棄去除的。一開始我們以為，我們可以輕易地融入這個世界，集體意識曾這麼期盼過：我們也會有這樣的櫥窗、這樣的商店。民眾以為，只要努力追趕，便能達到世界精英領袖的水準。但後來才發現事情遠遠沒有這麼容易，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項大工程，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由人類，這是我們所沒有的；同時也需要自由思維，這同樣也是我們一向欠缺的。
我其實要描寫的不是那些主義，而是在這個時代磨盤下，人類所發生的生活悲劇。
我相信，該除去的不是人，而是應該和思想主義一搏。我在歐洲住了很久，那裡的作家、戲劇工作者和藝術家都不會把自己關進象牙塔裡，只在自己的領域內揮灑表現。對於社會所發生的大小事，他們的討論從來不曾間斷。尤其是德國，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有過和我們更接近的經驗。德國人很清楚，人類的天性是需要畏懼的，不論多麼凶殘的野獸都可以制伏，但人類的心魔卻比野獸還要可怕，還要難以馴服。而與這些人形魔獸的戰鬥，不只是文學的社會責任，也不只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俄國作家，寫過任何一部有美好結局的小說，大部分的故事不是以死做結，就是給出一個開放式結局，僅有少數作品以「婚娶」結尾。問題在於，我們沒有體驗過這樣的生活，怎麼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受苦、對抗及戰爭，就是我們對人生及藝術的共同經驗了。
下部
（未完）